流动商贩无照经营合法化路径探究

流动商贩现象在我国早已屡见不鲜,但实际上流动商贩这一主体却是一直游离在法律的边缘,迟迟得不到法律的认可。探其本源,在于法律并未赋予流动商贩独立的法律主体地位,若是要通过个体工商户这一有名商主体获得法律认可,则必须通过工商登记。但工商登记对于流动商贩来说无疑是沉重的负担,结果是得不偿失。那么流动商贩面临的困境出路在哪里?无照经营合法化的路径是什么?本文认为,有照经营并非流动商贩生存的唯一途径,营业权是每个自然人与生俱来的权利,商事登记只是对商事主体资格的确认,而不是赋予权利。行政部门应该从传统的严准入、重打压思维中跳脱出来,贯彻以人为本的思想,商事登记也并非是市场监管唯一的方式,“多中心”治理方式或许更适合当下对流动商贩的管理。

智能汽车自动驾驶责任承担的法律规制

随着科技的发展,智能汽车因具有自主性、高科技性而能部分甚至全部代替人类的驾驶活动。智能汽车代替的终归是人类劳动而不是人类本身,因而无需在现行法律中赋予其法律人格,法律解释作为让法律适应社会的重要手段,在此应当发挥积极的作用。实践中不妨将“系统设计者”纳入到产品责任中的生产者范畴,用“保有人”这一概念替代《道路交通安全法》中模糊的“机动车一方”,同时将其解释为使用人以及享有运营利益的所有人,从而形成以“产品责任”和“机动车驾驶人侵权责任”为核心的二元侵权责任体系,以此来维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

疫情期间劳动合同履行不能的风险负担规则探究

疫情期间劳动合同履行不能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用人单位和员工的劳动关系能否继续存续以及工资风险的负担。当疫情及其引发的政府管制行为这种不可归功于双方的原因出现时,国家政策一刀切式地将风险转嫁至用人单位虽然最大限度地保障了劳动者的生存发展权,但也可能成为压垮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在分析这个问题时,应当首先对导致合同履行不能的原因做类型化分析,因劳动者自身原因导致的,应该适当援引“病假”和“事假”规则;因用人单位原因导致的,应当区分“经营风险”和“运营风险”两种情形,用人单位原则上都应该承担工资支付义务,但这也不应该是绝对的,还应充分发挥劳资双方的协商功能,实行弹性的工作制度。最后,应充分发挥社会救助的作用,缓解劳资矛盾,维护社会稳定。

“重大误解”下合同的效力分析

“意思表示错误”制度在比较法上已经有相当长的历史,我国民法尚未确立意思表示错误制度,而是采用“重大误解”制度来实现与域外法“意思表示错误”制度一样的规范功能。“重大误解”作为民法上一个高度抽象的法律概念,一直以来都饱受“粗糙立法”的诟病,实务中的适用还是需要从价值层面出发对其进行还原。在合同领域,表意人是否有权基于“重大误解”而主张撤销合同,法条规范同样模糊不清。意思自治、信赖利益保护、交易安全、利益均衡是构成重大误解规则的运作原理。在个案中,各原理所占比重是不同的,若要判定“重大误解”下的合同效力问题,就需要对其四者进行动态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