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基础研究与创新知识溢出:来自高校设立技术转移机构的证据

促进高校基础研究成果转化已成为我国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重要战略任务,也是实现我国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举措。以高校设立技术转移机构为外生冲击,利用了中国工企数据库和专利引用数据,采用DID模型研究了高校基础研究对于创新知识溢出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1)高校基础研究显著提升了企业的创新知识溢出水平,表现为高校成立技术转移机构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的专利引用率和专利产出率;(2)高校成立技术转移机构能够促进产学研合作组织更加完整,使得创新主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得到解决,从而促进高校基础研究的创新知识溢出效应。因此,政策制定者应该更加注重对高校技术转移机构的转移转化能力培养,促进知识溢出,对于校企合作提供更多优惠政策,塑造良好的产学研环境,从而提升城市创新能力。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专题笔谈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一主题擘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举措,是新时代新征程上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向广度和深度进军的总动员、总部署。为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财经论丛》特邀多位学者撰写笔谈文章。现予刊发(文章以学者姓氏笔画排序),以飨读者。

“东数西算”工程赋能网络强国战略: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

建设网络强国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政治、经济和文化层面深入阐释网络强国战略的核心内涵,同时系统梳理“东数西算”工程的现实背景和战略规划,分析指出网络强国战略与“东数西算”工程具有相同的现实基础与发展目标,这二者在纾解国内大循环、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上具有战略一致性,并进一步系统解析“东数西算”工程赋能网络强国战略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研究认为,“东数西算”工程通过升级基础设施建设、聚力高精尖技术研发与应用、提高网络治理能力为网络强国战略赋能;通过释放中国特色市场优势、协调多维度发展间接深化网络强国战略,保障国家网络安全。“东数西算”工程赋能网络强国战略应从扩张数字基建、突破核心技术、完善数字监管治理、加强统一大市场建设和引导协调发展向网络化延伸等多方面着手。

财政目标压力、征税努力和企业技术创新

地方财政压力对企业行为的影响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问题。本文使用手工整理的2003—2020年中国地方政府工作报告中财政收入增长目标数据来衡量地方财政目标压力,研究了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虽然财政目标压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财政支出中的科技支出规模,但地方政府也会通过加强税收征管努力来完成财政收入目标,进而提升了企业实际税负。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以发明专利产出为代表的企业技术创新活动。异质性分析表明,地方政府财政目标压力对创新能力较强的企业和处于技术密集型行业的企业的创新活动的抑制最为明显,且这种抑制效应更多体现在存在财政赤字的地区。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我国通过进一步完善财政体制改革来实现创新驱动战略提供了政策启示。

数据要素对劳动和资本的配置效应:机理分析与实证检验

本文通过构建包含互联网平台主体的新凯恩斯DSGE模型,探究了数据要素变革劳动和资本要素配置的机理,并利用动态面板模型实证检验了数据要素成本、数字化技术创新与数据要素质量影响就业、投资和资本装备率的真实效应。研究表明:数据要素成本降低使得完全竞争条件下的产品价格走低,价格效应短期挤出劳动,长期挤入资本,提升资本装备率;数字化技术创新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要素重组升级引致效率变革,通过替代效应促进就业、降低投资,降低资本装备率;数据质量改进通过协同效应稳定和扩大就业,阻止资本无边界的扩张,降低资本装备率。本文厘清了数据要素对劳动和资本单个要素及其比例关系的配置效应和作用机理,为制定数字经济背景下的就业与投资政策提供了决策参考。

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产业结构升级作为经济转型的重要方向,应从加大要素投入向结构效率提升转变。通过分析产业结构升级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路径,总结出生产要素再配置效应、技术溢出效应和分工专业化效应三个机制。并采用静态和动态的面板模型,以三次产业结构升级、工业结构升级和服务业结构升级为主要变量,实证研究产业结构升级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结果表明,我国三次产业结构和工业结构升级显著地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但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对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起反作用。由此,针对性地提出推进第三产业发展,促进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等相关政策建议。

创新价值链视角的创新投入结构与全要素生产率分析

创新投入是提高生产率的重要途径,而不同类型的创新投入对一国生产率改善的作用存在差异性。学理上的解释需深入研究创新活动的内部反应机制。从创新价值链视角将创新活动分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基于研发资本存量的测算,构建反映创新投入结构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关系的理论模型,并以经合组织(OECD)23个国家2000-2013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检验创新投入结构对生产率的异质性影响。结果表明:从时间维度来看,试验发展活动对当期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显著的正效应,应用研究和基础研究功效的发挥存在一定时滞,且基础研究的滞后期更长;从影响程度来看,基础研究的偏效应最大,应用研究偏效应短期内为负值,而试验发展的作用虽然非常迅速,但其对生产率的带动效果相对较弱;就全要素生产率分解来看,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分别对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偏效应最大,试验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三部分都有显著的正效应。因此,改善我国创新投入结构时应充分重视基础研究的投入和积累,以发挥其在促进生产率中的核心地位和长效作用。

我国物流产业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基于中国省际数据的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分析

本文利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测算了中国物流产业的效率,并考察了物流资源利用率、地区制度变迁、区位优势等因素对我国物流产业效率的影响。主要得出以下结论:我国物流产业效率整体不高,但处于稳步上升阶段,区域间效率差异有逐步缩小的趋势;经济发展水平、物流资源利用率、地区制度变迁、区位优势以及港口物流的重要性对地区物流效率有显著影响。

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对环境污染的影响

本文基于2004—2014年中国230个地级市的水污染和空气污染面板数据,从生产性服务业多样化集聚和专业化集聚两个角度,检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结果显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水污染和空气污染起到抑制作用,生产性服务业能够通过多样化集聚和专业化集聚两个途径减少废水和二氧化硫的排放量;相对于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多样化集聚对环境污染的抑制作用更大。相对于水污染,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空气污染的抑制作用更加显著;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具有很强的正环境外部性,能够减少邻近城市的环境污染。

我国高技术产业地区效率差异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分解——基于三投入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分析

本文采用三投入超越对数形式的随机前沿面板模型,考察了中国各省市1995年以来高技术产业的生产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变迁,我们得出以下基本结论:(1)东部、中部的高技术产业生产率高于西部,且东部和中部的生产效率有明显的上升趋势,而西部地区处于相对平稳状态。(2)市场化程度、创新能力投入与企业规模对高技术产业生产效率有正影响,而政府的政策支持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3)高技术产业TFP平均值为10.42%,且呈现震荡略有下降的特点,技术进步率的普遍下降严重阻碍了TFP的增长势头。(4)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变化的主要因素是技术进步率和生产效率变化率。(5)东部地区的平均技术进步速度低于中西部,而东部地区生产效率的变化率则明显高于西部地区。文章据此提出了发展我国高技术产业的政策措施。

中国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差异性技术进步路径选择研究

将中国产业划分为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发现两者的技术进步路径存在一定的差异性,采用中国工业行业和高技术产业的数据对其进行检验,结果表明:采取模仿性创新的外源式技术进步路径对于传统产业的技术进步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采取自主创新的内源式技术进步路径对于新兴产业的技术进步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因此,对于传统产业升级,应采用技术引进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模仿性创新再到自主创新的"渐进性"技术进步路径;而对于新兴产业发展,应采用自主创新的"一步到位"式技术进步路径。

经济发展、政府激励约束与节能减排效率的门槛效应研究

节能减排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将非合意性产出(污染物)纳入投入和产出导向的DEA模型,计算了我国29个省市的节能减排潜力和效率,并考察了节能减排潜力的地区特征。结果显示,2003年到2009年我国年均节能潜力约8亿t标准煤,节能效率为0.67;年均COD减排潜力约为300万t,减排效率为0.393;年均二氧化硫减排潜力约为1 300万t,减排效率为0.345。借鉴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思路,本文提出了两个假设命题:(1)一个地区人均GDP只有越过一定的"门槛值"后,技术进步对节能减排的技术效应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节能减排的结构效应才能够显著体现。人均收入与节能减排效率之间存在一个"U"型关系。(2)一个地区政府的激励约束机制只有超过一定的"门槛值"后,技术进步对节能减排的技术效应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节能减排的结构效应才能够显著体现。在实证环节采用Hansen提出的"门限回归"的方法验证了以上两个假设命题。

中国工业分行业资本存量测算:1985-2014

由于资本存量在一些经济问题研究中的基础性,以及工业行业资本存量数据的缺乏,本文采用经典的永续盘存法对工业行业1985-2014年资本存量进行了估算。本文首先对工业行业分类标准前后有变化的行业进行了统一,进而利用固定资产原价和累积折旧、固定资产净值估算出每年每个行业的折旧率,从而算出各行业的资本存量。为产业行业的相关研究提供相对准确的基础数据。

制度环境、政府支持与高技术产业研发效率差异分析

本文运用随机前沿分析法,借助1996-2007年省级面板数据分析了中国高技术产业研发效率。研究结果显示,中国高技术产业研发效率整体较低,均值仅为0.268,但是呈稳步增长趋势。东部地区与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之间的研发效率差异较大。制度环境、企业规模和企业在技术消化吸收经费上的支出对高技术产业研发效率有正向影响,而政府政策支持没有使研发效率得到有效的提高,企业经营绩效变动对研发效率也没有明显的影响。

腐败监管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来自跨国(地区)的经验证据

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发展的关键节点,目前仍存在制度不完善、金融体系不成熟、政府政策偏差、政府官员的权力行使缺乏有效监督和腐败等系列问题,这严重阻碍了社会创新创业活动的进行。基于此,本文利用1996-2015年间世界191个国家和地区的面板数据对腐败监管与创新创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得出:(1)腐败监管的加强不仅能增加创新资金和人员投入,提高创新成果的产出,还可以为市场提供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从而减少企业的寻租行为,激发社会创造活力;(2)从异质性的角度来看,腐败监管的加强对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创新创业活动影响更大,尤其对创新投入和产出的影响更为显著。而短期来看,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影响相对较小,且只对创新资金投入和非居民创新成果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此外,注册企业成本和时间的增加不利于创新创业活动的推进,而工业比重的增加有利于提高创新的投入和产出,但对创业则有负向的影响。

我国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价值链视角下的两阶段分析

本文基于价值链的视角,将高技术产业的技术创新过程分为技术开发和技术成果转化两个阶段,并利用松弛变量的DEA模型分别对各阶段的效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的基本结论有:两个阶段中技术创新的平均效率都较低,且有持续恶化趋势,这主要源于纯技术无效率;技术创新两阶段生产力的提高均主要来自于技术进步;从价值链视角看,技术开发效率和成果转化效率都有进一步改善的空间;市场化程度、企业规模、政府政策支持和企业自身的经营绩效对各地区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效率均有正的影响。

中国式分权与经济增长研究综述

中国经济保持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也面临着一系列问题,诸多学者从制度角度解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与伴随问题的原因。经济分权与政治集权是中国式分权的核心内涵,在这一制度安排下,地方政府对经济增长产生了重要影响。通过对中国式分权与经济增长的文献进行梳理,发现有两种观点:中国式分权为地方政府提供经济激励和晋升激励,通过招商引资、基础设施建设和对外开放,有效推动地区经济增长;中国式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产生抑制作用,表现为市场分割、地区间差距扩大、重复建设和公共服务不足。在开展财政体制改革的背景下,系统探讨中国式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政府支持、制度环境、FDI与我国区域创新体系建设

本文将区域创新主体分为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采用SFA方法考察了政府支持、制度环境和FDI对我国区域创新体系建设的影响。结果显示政府支持对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科技创新均有负影响,区域创新主体出于自主意愿的技术研发更有效率;市场化水平和FDI对高校科技创新影响不确定,而对企业和科研机构具有正向影响,从而支持了加强市场化建设和FDI"促进论"的观点。

我国节能减排的现状、问题与解决路径——一个文献综述

我国的节能减排问题日趋突出。本文从文献梳理角度对我国节能减排的现状、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路径进行了述评。研究显示,我国节能减排潜力巨大,节能减排效率低下。直接原因是由于我国产业结构、外贸结构、FDI结构以及技术结构不合理造成的,但其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主要体现在:(1)GDP锦标赛下政治晋升制度的不合理导致了环境的负外部性;(2)激励与约束机制不完善导致政府缺乏节能减排的动力;(3)分税制的不完善导致了我国产业结构的不合理。为此,我们需要从优化产业结构、调整外贸结构、弱化FDI的"污染避难所"效应以及增强技术进步效应入手,通过改革GDP锦标赛下政治晋升制度、完善激励与约束机制、调整财税体制等途径解决我国节能减排问题。

技术进步的原因及性质——基于分工和外部性的理论分析框架

本文从分工和外部性角度探讨了技术进步的原因及性质,认为分工与专业化程度是技术进步的根本原因,劳动分工与市场范围的相互演进使规模报酬递增得以实现,从而为技术进步内生化提供了前提条件;同时,劳动分工和外部性相互演进,分工所产生的技术进步通过外部性使其达到循环演进。基于分工和外部性理论,本文建立了技术进步的原因和性质的理论分析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