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至2020年中国生育年龄时空分布特征研究

目的了解2016至2020年中国产妇及其分娩时丈夫年龄的时间变化趋势及空间分布特征。方法利用2016至2020年《全国妇幼健康统计调查制度》中的出生与分娩信息,开展产妇年龄和丈夫年龄分析。数据清理后,共纳入分析66341749条产妇年龄信息和65984835条丈夫年龄信息。采用Mann-Kendall检验和趋势卡方检验分析产妇和丈夫年龄随时间变化的线性趋势,采用分段线性模型分析产妇和丈夫年龄变化的非线性趋势。结果2016至2020年,产妇平均年龄为(28.8±5.1)岁,丈夫平均年龄为(30.6±5.5)岁;≥35岁的高龄产妇占比为12.1%,≥40岁丈夫占比为6.1%。产妇年龄从2016年的28.3岁上升到2020年的29.2岁,丈夫年龄从30.3岁上升到31.0岁。产妇和丈夫平均年龄均呈非单调上升趋势,即2016至2017年上升速度较快、2017至2018年有所下降、2018年后再次快速上升但慢于2016至2017年。2020年产妇平均年龄超过30.0岁的省份包括北京、上海、内蒙古、山东、天津和辽宁;平均年龄低于28.0岁的省份有云南、青海和贵州。2020年丈夫平均年龄前5位依次是北京、上海、辽宁、广西和内蒙古;平均年龄低于30.0岁的省份分别是贵州、新疆、甘肃和西藏。结论2016至2020年间中国产妇年龄和丈夫年龄均显著上升,2020年分别达29.2岁和31.0岁;产妇和丈夫年龄在省份间分布差异显著,多个经济相对发达省份处于年龄高值。在生育率持续低迷、出生人口逐年降低的背景下,宜多层面多渠道积极引导加强宣教,重塑社会婚育文化,提倡适龄婚育、避免高龄生育风险,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中国城市地区高龄孕妇孕期增重情况

目的了解中国城市地区高龄孕妇孕期增重情况,探讨高龄孕妇孕期增重特点,为临床科学开展高龄孕妇体重管理提供参考。方法依托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高龄孕产妇队列研究,纳入2017年7月至2021年6月在国内7个大城市8家三甲医院进行孕期体检和分娩的13567名孕妇,其中高龄孕妇(分娩年龄≥35岁)10972名,非高龄孕妇2595名。收集孕妇人口学信息和孕期随访资料,计算孕期总增重和孕期别增重,并按国内《妊娠期妇女体重增长推荐值标准》分为增重不足、增重合适和增重过度三组。采用混合效应线性模型估计高龄与非高龄孕妇孕期增重均值差值(MD),采用混合效应多分类Logistic模型估计高龄与非高龄孕妇增重不足和增重过度比值比(OR),采用分段线性混合效应模型拟合绘制高龄和非高龄孕妇的孕期增重轨迹。结果高龄孕妇平均孕期总增重为(12.7±4.9)kg,增重不足和增重过度者分别占比12.1%和45.8%。高龄与非高龄孕妇孕期总增重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调整MD=-0.2 kg,95%CI:-0.5~0.1 kg),孕期总增重不足和过度的风险差异也未见统计学意义(增重不足:调整OR=0.99,95%CI:0.81~1.20;增重过度:调整OR=0.92,95%CI:0.81~1.04)。分孕期看,与非高龄孕妇相比,高龄孕妇孕早期增重更多(调整MD=0.3 kg,95%CI:0.1~0.4 kg),孕中晚期增重更少(调整MD=-0.4 kg,95%CI:-0.7~-0.2 kg);孕早期增重不足和增重过度的风险均增加(增重不足:调整OR=1.28,95%CI:1.02~1.60;增重过度:调整OR=1.32,95%CI:1.16~1.51);孕中晚期增重不足的风险增加(调整OR=1.21,95%CI:1.02~1.43)。孕期增重轨迹也显示,高龄孕妇孕早期增重多于非高龄孕妇,而孕中晚期增重少于非高龄孕妇。结论中国城市地区高龄孕妇孕期总增重为(12.7±4.9)kg,增重不足和增重过度的比例分别为12.1%和45.8%,即有超过一半的高龄孕妇存在孕期增重不适宜的问题,值得关注。与非高龄孕妇相比,高龄孕妇孕早期增重不足和增重过度的风险均升高,孕中晚期增重不足的风险升高,提示临床宜针对高龄孕妇孕期增重特点开展精细化、规范化的孕期体重管理。

医护人员对早产儿父母需求及满足情况认知的调查研究

目的了解医护人员对早产儿父母需求及满足情况的认知状况;找到医护人员和早产儿父母在需求和满足情况的认知差异。方法采用方便取样法,于2017年9月—2018年4月选取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首都儿科研究所、北京儿童医院NICU的86名医护人员和38名早产儿父母为调查对象,通过自设问卷对其进行调查研究。结果医护人员和早产儿父母在得到支持的需求和信息的需求的认知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总体需求和其余维度需求的认知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医护人员和早产儿父母在总体需求的满足情况及各维度的满足情况的认知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医护人员对早产儿父母需求有充足的认知,对早产儿父母需求的满足情况的认知还有待加强。建议医护人员加强针对早产儿父母的健康教育,改善病房等候区环境,以更好地满足早产儿父母的各种需求。

中国内地31省出生率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分析中国内地31省(不含港澳台地区)出生率差异,探究经济、政策、文化等典型因素对出生率的影响,为优化完善生育相关政策提供依据。方法 基于全国人口普查公报及统计年鉴,收集各省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简称七普,六普、五普以此类推)出生率及相关影响因素数据,包括2020年各省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汉族人口占比、生育旺盛期女性占比、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老年人口抚养比以及七普、六普、五普出生人口性别比等。构建多重线性回归模型,采用逐步回归法筛选变量,以偏决定系数(Rv2)评价各因素对出生率的解释程度。对比泊松回归与多重线性回归结果差异,评价研究结果稳健性。结果 2020年中国内地31省总出生率8.52‰,平均出生率8.60‰(标准差2.45‰),范围为3.76‰~13.90‰。省内出生率变异度较省际更小。经多重线性回归筛选,六普出生人口性别比、生育旺盛期女性占比与出生率显著正相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汉族人口占比与出生率显著负相关,模型决定系数0.767。六普出生人口性别比与出生率相关关系最强(Rv2=0.570),生育旺盛期女性占比次之(Rv2=0.368)。泊松回归结果与多重线性回归基本一致。结论 中国内地各省出生率差别较大,变异系数超25%,最高出生率约为最低出生率的3.7倍。出生人口性别比、生育旺盛期女性占比、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及汉族人口占比对出生率影响较大。从可干预的角度看,出生人口性别比与出生率相关性较强,提示营造重视生育的文化可促进出生率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