馆阁诗与试律诗合流之下的新诗话——论《见星庐馆阁诗话》的意义

清代"馆阁诗"和"试律诗"的合流,可为试律诗学研究提供一个有意义的新视角。林联桂的《见星庐馆阁诗话》恰可作为考察的例证。此书对清代试律的发展历程及诗体作法等均有总结评述,可视为一部有集成之功的著作。其专论清代试律,标榜清代试律在各方面均臻于极致,集中体现了清人对试律创作的自信。这种现象源于科举试诗的积累与馆阁试律的典范创作。此书便以十分明确的编撰宗旨,反映了馆阁诗和试律诗在清代的特殊联结。两种不同定义的诗体因科举试诗而在清代实现了沟通与合流,加上林联桂的应试目的和"有意作诗话"的意识,终于促成了这部"馆阁诗"的专门诗话,填补了古代诗话类型上的空白。

唐代判文文学化的内在机制与文化意味

唐代判文体现了文学、法律与考试三重面相,最终实现了从实用文体到文学文体的转化。三种面相的纠缠,尤其是判文的考试、法律属性,形成了叙事性、虚拟性、开放性和情感化等文学特征,这是促使判文文体转化的重要因素。在这个文学化过程中,非文学的因素起到关键作用。判文向文学文体转化,有着深刻的文化意味:它意味着中国文学中原先“作文为己”的文学变成“作文为人”的功利实用文学后,一些文体又向自主自发的创造性文学转变,并且这种转变很大程度上是由其功利实用属性促成的,其中隐藏着自我突破、解体和变异的因子。在转化了的“判文”中,可以看到对政治权威的脱离与解构,也可以看到正义精神和人文意蕴在文学中的渗透与增强。

秦汉文书程式范本的文体学意义

随着文书行政制度的确立,秦汉时期出现一种文书程式范本,对文书写作做出形式上的规范和指导.与先秦的礼辞范本不同,这类文书范本已脱离了仪式语境和口头表达形式,在某种程度上开启了对文本化“公文文体”特征的相对自觉的认知.而表示“文书程式规范”的“式”概念在法制建立后兴起,体现出入们对文体程式的认识脱离了礼学框架,从而更为明晰独立.这显示了法制建立下文体学的新动向.这种文体程式范本的形式在后代仍广泛应用,应成为文体学研究的一部分.

秦汉律令文体的制度化生成和演进——以王言与制度的关系为中心

秦汉法律文体以律令为核心。作为制度的律令与作为王言的诏令关系密切:具有长期效力的特定诏令,经一定程序可制定为律令。诏令是律令的直接来源,律令是诏令的制度化。王言与制度存在张力和相互制衡,王言有绝对掌控力,但法制在形式上相对独立也是事实。制衡关系在文体现象上的反映,就是法律范畴的"令"作为王言的代表而从诏令中别置而出,向制度靠拢,形成介乎律和一般诏令之间的文体。律与令的功能和形态由此分化:律是在制度意义上相对独立于王权的稳定形式,剥落王言形态而条文化;令则是为张扬王权而形成的变通和补充形式,仍保留王言形态。尽管王言势力强大,制度化仍是律令生成和演进的方向。制度文体尤其法制文体的传统,在律令的制度化生成中起到关键作用。律令生成之后,其制度化的因子仍在逐步累积,继续指示着律令的发展方向,促使律令在魏晋发展成为更成熟和纯粹的制度化文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