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长在北婆罗洲的诗歌植物——读马来西亚华裔诗人吴岸的诗

他不是一个外来者以些许文化品味去对地域作有趣的猎奇,而是以其中一员的姿势,深切地融于其中.他诗中的后殖民文化语境、与此相关对于现代都市文明的审视、面对物华世界对心灵和生命的安顿、出自当下关怀而指向诗意的传统等等,接续了华族文化血脉、人类精神序列,又与本土认同不相矛盾.诗意的相互指涉、辩难与照应体现了诗歌自身的文化含量.而所触及的文化诗学内涵由其美学属性来奠定和实现;美的定义已自然包括了生命的感知.他的诗作及对诗的思考,无疑为认识马华文学乃至世界华文文学提供了一个好的范本.

文化解构与诗的重建——两岸诗坛后现代主义倾向比较

一种文学现象,当它已成过往,也就是历史的存在,作为批评客体,无论它得失成败,无论它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正面或负面的价值,我们也就有可能来描述它,无论是延续或规避,都把它作为现实的起点.困难的是,历史发展到今天,旧有的观念不能固守,新的观念还有待形成,我们又凭什么对于批评客体作殿后的追述,或超前的评判?我们也只能依据某种"成见"(伽达默尔语)来进行我们的工作,力图在不断接近客体的过程中逐步完善我们的认识,尤其是对于曾经很新或仍然很新的文学现象.在中国诗坛,大陆的"

文学的特殊性与民族的认同感

我认为,叶石涛先生《总是听到老调》一文的观点,并非一时激动之辞,而是他深层的历史观和文学观的反映。尽管个别观点可能与他以往的观点有出入,但就总体说来,是其以往学说的重申与实现。它代表了台湾一部分作家对于“边疆文学”、“支流文学”这一假想中的台湾文学定位的忧虑与恐惧。因此,当两岸学人各自站在不同的公理系统来对话时,往往说不到一块去。就“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这句话而言,其中“台湾”与“中国”的概念内涵,在两岸学人的认识和使用中,就有着细微的差别。

台湾现代诗的两极对位

50年代至60年代,是台湾文学史上三个重要诗社——“现代”、“蓝星”及“创世纪”风起云涌的时期。一般认为,这三个诗社均有现代主义倾向。在它们的创作中,诗的美感特征及具体表现上是否“纯粹”现代了呢?这是颇可怀疑的。1956年,纪弦提出现代派六大信条。他的诗超越情趣,允满理趣,是思想的知觉化,这一点确与西方现代派的主知性、重悟性相类。但读纪弦的诗,我们仍能获得一定量的感情色彩,如《存在主义》、《春之舞》等一类诗,就显具嘲讽、调侃的意味;而《狼之独步》可谓台湾现代派的发端之作,但首句“我乃旷野里独来独往的一匹狼”只因一个比喻句式,就使原可成为拟人化的、超越自然的、起暗示性的形态,在很大程度上退为诗人的现实形态。只要比较里尔克的《豹》——“

论编辑修辞学

编辑行为源自编辑内在的文化诗学想象和知识构想力。编者既是读者,也是"作者"。编辑的读解是预期的读解、关联的读解和想象的读解,正如语言修辞允许诠释的"偏差",解读是为了创造出一个编辑文本;编辑组构对原作的形式或题旨做某一元素的提取,从而给出符号置换,形成文本与阅读之间的修辞。编辑符号的指示功能因编辑语言的相对性而呈现出矜持的修辞性,其"第二级指示系统"是编辑修辞学的极好体现。

和历史对话——一份阅读报告:试析黄锦树小说的时间结构

黄锦树小说的历史意识很大程度上体现于纵横捭阖的时间观。作家在对历史的追溯--再现、时间的借位--对位之间重构历史,并在这一重构过程中,让历史进入文学的视野,从而促生了其小说一种虽非独有,却对于构造其题旨和美学具有重要功能的时间结构。

关于诗生活的通讯

某某君:久未写信,给你和其他人。偶尔通通电话,说不上几句话;如今一干朋友都习惯用笔交谈。我也一样,文字成了最佳交流的媒介。但它又太费事,所以大家往往一晃几年说不上几句话。我所描述的这情况,自然关乎爱舞文弄墨者,至于世俗大众,则另当别论。所谓"用笔交谈",在我的想法里,包括了写作这件事。在我看,每一个写作者或多或少,不无自恋的癖好,但一当他(她)使用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