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驱动县域基层干部绩效考核提升机制及其成效——基于浙江省L区数字化绩效考核的实证考察

深化基层干部绩效考核,建立科学的内部组织激励机制是新时期提升基层治理能力的必然要求。运用大数据对基层干部绩效考核进行优化,是实现精准考核和组织创新的关键环节。相较于传统考核以定性为主、考核周期较长和考核指标模糊等方面的不足,数字考核具有以定量为主、考核周期短和考核指标精细化等优势。通过扩大考核指标、对不同岗位设置不同标准、对关键任务实施颗粒化分解等措施,数字考核大大拓展了绩效考核的广度和深度,也为非结构化数据和重要绩效指标的深度挖掘提供了信息集成。在静态考核的基础上,数字考核通过对更大范围同一岗位干部绩效横向的动态对比,使干部考核变得灵活多变又富有活力。大数据驱动下的县域基层干部绩效考核质量有了明显提升,并且数字考核提供的信息集成分析系统,为想干事、能干事和干成事的干部提供了晋升渠道。这有助于优化干部考评体系,有序推动干部流动,高效筛选和识别有为干部,低成本地实现组织内部激励创新。

流动性家庭农场:中国小农经济的另一种表达

家庭农场是新词,但却不是新事物.流动性家庭农场,作为家庭农场的一种特殊形式,有其较长的发展阶段.从本质上来讲,流动性家庭农场与小农更为接近,是小农经济的另-种表达,也可以说,流动性家庭农场是小农经济的延伸和升级.同样,流动性家庭农场作为小农经济的一部分,在农业劳动力匮乏地区,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对于粮食安全和当地经济发展具有正向的积极意义.

婚姻连带:理解农村光棍现象的一个新视角——对鄂中和鄂东三村光棍成窝现象的解释

婚姻连带构成解释农村光棍尤其是光棍成窝现象的一个新视角。通过对鄂中和鄂东三个村的实地调查,本研究得出,农村中"光棍成窝"现象值得重视。本研究认为,在经济匮乏家庭中,多子家庭中的兄长如果无法婚配,对弟弟的婚姻将产生"连带效应"。具体地,哥哥的不婚将在经济、伦理和责任三方面对弟弟的婚姻造成连带影响。研究表明,在多子家庭中,婚姻的缔结不仅与家庭财力、家庭地位和家风有关,而且涉及家庭结构和家的完整性等家庭构件。这提醒我们重视婚姻缔结关系中对家关系的再研究。

论乡村社会的私人性治理

税费改革以后,乡村治理逻辑发生了深刻转型,呈现出干群关系"脱嵌化"、乡村治理去政治性、去规则化的三重特征,这表明了乡村社会中私人性治理的到来。要理解乡村治理逻辑的转变,务必将其放在税改这一制度性背景之下,资源获取方式的改变构成了乡村社会私人性治理的外在动因,治理责任的丧失成为了私人性治理的内在动力。私人治理不仅给乡村政治带来了深远影响,也把乡村引入了趋于陌生化的社会。

农民分化与通婚圈结构变迁——基于皖中大鼓村婚姻市场的考察

本文以皖中大鼓村的通婚圈结构的变迁为例,讨论了农民分化与通婚圈结构之间的内在关系。近年来,农民分化打破了传统的通婚圈,使得当地通婚层级化,进而形成了通婚圈内卷与扩大的双重趋势。决定这一现象内在的机制在于彩礼性质的嬗变,收入上层的农民推高本地彩礼的同时,使得收入中层和下层农民把目光投向了无需支付彩礼的跨省婚姻,由此形成了彩礼压力下婚姻选择的不同。另外,农民分化与通婚圈结构的变迁可能也会带来一系列社会性后果。

地权纠纷中的集体成员权表达

一般认为,在地权纠纷中,"户籍"是集体成员权身份和资格认定的唯一核心要素。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通过对东北林权改革中,村级合并、户籍回迁和"外嫁女"土地权益三类案例的考察,发现地权的内涵与其说是集体成员权的展现,还不如说是村落成员权的表达。实践中的集体成员权表达了村民对社区财产边界、共同体成员和伦理身份的认同,实际上展现的是一种村落成员权。基于血缘和地缘,村落成员权具有排他性、独占性、人格化和继替性特征。它具体呈现了社区内部共享的文化价值、社群网络、互助体系和互惠模式,具有内在的封闭性和保护性,是村落共同体存在的一种表现。

制度设置、权责分配与运行逻辑:对当前两类驻村干部制度的比较

驻村干部制度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它既保留了党联系群众、走进群众的传统,又合理地利用了科层制中资源向上分配的逻辑。不同类型的驻村干部——包村干部和联村干部在制度设置、权责分配和运行逻辑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包村干部制度具有跨层级的特点,它对农村工作的指导、帮助和扶持,客观上有助于增加国家的强制性权力。而联村干部则在不断提升国家的基础性权力,使国家力量不断向基层延伸。两种驻村类型各有优劣、互为补充,在不同程度上缓解了农村地区资源不足、治理能力欠缺的困境。驻村干部制度作为一种治理机制,在国家或基层的需要下主动介入或退出,这构成了国家强化基层政权建设,并维持农村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它具有非常强的制度伸缩性和柔韧性,增加了国家治理的弹性和韧性。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应该进一步完善不同驻村干部制度的运行机制,更好地发挥两者优势,协力推动农村的可持续发展。

多重边缘者:基于对D村光棍群体社会地位的考察

本文将光棍群体放在村落共同体转型背景下进行理解后发现,光棍群体社会地位低下,处于村落社区末端,他们在家庭内部、人情交往、公共生活和政治参与四个层面均被村落社区完全排斥在外,从而处于多重边缘地位。改善光棍群体的社会地位需要关注他们的生活质量以及加强村落共同体内部的组织建设。

产权的地方性形态及其表达逻辑--基于对W村土地纠纷的考察

文章以湖北W村确权确地之后发生的土地纠纷为考察对象,发现祖业观、村落成员权和生存伦理权作为地权纠纷中的表达诉求,共同影响了土地产权的属性。细解这些地权纠纷中的表达逻辑,可以发现农民的地权观念深深扎根于传统乡土社会中,同时社会主义制度遗产作为一种路径依赖,在新的地权纠纷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无疑,这些地方性的表达逻辑揭示,产权不仅是"一束权利",更是一种深深嵌入社会机理的地方性知识。这也提醒我们,唯有在地化地理解地权的分布样态,才能更深刻地认识中国的产权性质。

被流转:规模化土地流转中的政府动员与策略——基于皖南萍镇和鄂中龙村的实证调研

近年来,土地流转成为农地制度改革的重要方向,尊重农民意愿,"依法、自愿"推进土地流转的原则却在实践中遭遇尴尬,一些地区存在明显的"被流转"现象。皖南萍镇和鄂中龙村的调研结果显示,项目下乡、引进资本、借助市场和利用横暴暴力成为地方政府动员农民流转的主要手段。同时,通过合法性资源改造小农、借助资本利诱小农、使用横暴暴力治理小农是地方政府制造被流转的重要策略。在农地被流转逻辑中,农村社会结构之变构成被流转的社会基础,地方政府利益与资本利益结盟成为被流转的主要动因。政府在推动土地流转过程中应注意强化农民自愿原则,抑制地方政府规模化冲动,合理引导资本下乡,让土地流转回到正确轨道上来。

大规模土地流转与农村阶层固化——基于湖北中部地区L村的考察

来自湖北中部地区的调研经验表明,农村阶层分化基础上推行的大规模土地流转对于农村不同阶层有不同的影响。总体来讲,处于经济收入中上层的外出经商阶层和举家务工阶层就短期而言是受益的,但从长远来看,举家务工阶层也存在失地的担忧;处于中下层的务农为主的兼业阶层、务工为主兼业阶层和村庄贫弱阶层的利益则在不同程度上受损。这样的土地流转方式使"贫者越贫,富者越富",固化了农村阶层结构。另外从村庄整体来看,大规模土地流转并未增长村庄总体收入和整体福利。由此,对于大规模土地流转,政府部门应该谨言慎行。

互惠到交换:理解农村人情变迁的视角

在人类学研究中,互惠概念是解释人情的经典范式。但是近年来,农村人情性质发生了蜕变,以资源转化型、财富聚敛型和拉关系型人情为特征的交换性人情替代了互惠性人情,并有逐渐加剧的趋势。探究人情变迁的机制可以发现,农村人情的变迁实际上是社会结构的变迁,以宗族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熟人社会正在被地缘、业缘和趣缘关系为基础的原子化社会所取代,人情的性质随之变化。

家庭农场规模:理论检视与实践内涵

自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家庭农场概念以来,各界掀起了研究家庭农场的热潮。但在实践部门,政府困扰于家庭农场的规模界限问题。从家庭农场理论研究入手,从恰亚诺夫农民家庭组织规模的阐释到国内有关家庭农场概念的政策演变,大致勾勒了家庭农场的概念演变和规模内涵。另外,从上海松江和安徽繁昌家庭农场的实践经验中得出:家庭农场适度规模经营应该具有一定的弹性空间,在制定规模时需要考虑到当地非农就业程度和社会公平的原则,同时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

贫困治理视域下的基层行政包干制

基层行政包干制是脱贫攻坚中一种重要的非正式制度。在委托—代理框架下,地方政府以“定点包干”的方式建立起(省)市县乡村的行政包干体系,通过对不同层次进行隐性授权,以部门内部流动和条上流动正向激励基层干部,且辅之以约谈、召回、撤职等负向约束,在压力型体制下实现了超常规动员。基层行政包干制的核心在于将责任落实到个人,以“块”的地方权力,统合平级的“条”和下级的“块”,高位推动项目、人才、资金和政策精准下沉到基层,实现了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全面参与。但体制内的张力与矛盾,也容易激化包干主体之间的矛盾,同时部门包干导致扶贫绩效差异。脱贫攻坚中基层行政包干制的提出,拓展和延伸了行政包干制适用范围,修正和完善了行政包干制理论,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提供机制借鉴。

统分结合视角下土地细碎化治理模式创新——基于江苏S县联耕联种的实地调查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三十多年以来,释放出了巨大生产力,但是随着人地关系的变化、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细碎的土地化又成为了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与主流通过土地流转实现规模化经营,治理土地细碎化做法不同,在江苏S县,地方政府在坚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通过加强村社集体的"统",以"联耕联种"的方式治理了土地细碎化难题,实现了以农民为主体的农业现代化。这成为了当前国家推进农业现代化过程中的农业经营形式的重要创新,值得其他地区借鉴和学习。

去乡土性:失地农民的闲暇——基于L村的实地调查

失地农民,作为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无法忽视的群体,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由于失去了土地,失地农民的劳动和闲暇方式随之发生了本质变化,呈现为去乡土性。这表现为,失地农民的闲暇时间不再具有季节性,年年闲暇,天天闲暇,是彻底的"有闲阶级";从闲暇的主体来看,闲暇表现为老人闲暇,并具有层级化的趋势;在闲暇的内容上,闲暇有去生产性和去社区性特点,同时乏味和单调。究其原因是闲暇所依赖的经济社会基础的变化,即土地与劳动方式的变化使失地农民的闲暇既非消遣闲暇也不是消费闲暇。因此,重建失地农民的文化精神生活,丰富失地农民的闲暇活动是政府面临的迫切任务。

农地流转、资源重构与谋地型乡村精英的发展

经济学认为,农地流转是资源优化配置,农民收入增加的过程。不过,在农地流转过程中,资源开始重构,农民利益并没有得到保护。资本精英、权力精英和社会精英通过多种方式进入农利资源分配中,抢占自上而下输入的农利增量资源,成为新时期攫取农地利益的谋地型乡村精英。伴随着作为最低社会保障的农地逐渐演化为可以交易的商品,原本均分的公平原则和生存原则被先占原则、强力原则和资本占有原则替代,依附在农地上的阶层关系开始重构。资本牟利型、权力攫取型和市场依附型的乡村精英通过手中资本量的多少、权力的大小和关系的远近,占有国家带来的增量资源。在资源输入过程中,他们形成分利秩序,构成农地流转中的精英俘获现象。

中国家庭农场培育的经验与启示——以皖南平镇家庭农场发展为例

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家庭农场这一概念,这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由此成为学界研究热点。从皖南平镇家庭农场的发展经验来看,家庭农场的本质都是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从事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农场经营,并以农业收入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实际经营过程中,家庭农场的发展要以当地经济发展水平为基础,抑制工商资本下乡,保证分散小农的利益,以职业农民带动家庭农场发展。同时,发展家庭农场,政府要做好农田基础建设,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基础性工作。

“客居姑爷”:一种婚姻居住模式现象初探——基于对辽东双村的考察

"客居姑爷"一种有别于从夫居、从妻居和"两头走"的流动婚姻居住模式,在一些地方流行开来。"客居姑爷"以其客居的身份而不同于"上门女婿",在家庭财产分配、赡养义务和村庄资源的分配上也其独特的内涵。在理解"客居姑爷"婚居现象产生的社会机制基础上,本文也关注了其现象所带来的社会意义。

消化道息肉临床、病理学特点及内镜下治疗方法总结

目的分析总结消化道息肉临床、病理学特点及内镜下治疗方法。方法回顾性分析235例消化道息肉患者临床资料,均经内镜检查及病理学组织检查确诊,于内镜下行活检钳钳除,氩离子灼烧、高频电凝切割、套扎器套扎或黏膜下切除等多种治疗。结果上消化道息肉以胃息肉多见;经病理学检查以增生性息肉为主,占66.19%。大肠息肉以乙状结肠、直肠多见,经病理学检查主要以腺瘤性息肉为主,占48.96%,且伴不典型增生占36.46%。所有患者均在内镜下治疗成功,成功率为100.00%。结论消化道息肉治疗是预防消化道肿瘤的重要手段,内镜下治疗消化道息肉具有操作简便、微创、安全、多次重复治疗的特点,有良好的应用价值,值得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