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乡亭部吏考略

“乡亭部吏”之称见于东汉王符《潜夫论·爱日篇》,篇中有“乡亭部吏亦有任决断者,而多枉曲”之语。左雄在上顺帝疏中也提到“职斯禄薄”的“乡官部吏”。据此两条可知,在东汉中叶,和、安、顺诸帝期间,已有“部吏”官名,其所指乃乡、亭基层官吏。由此上推,东汉章帝时,也已有了“部吏”之称。时周(纟亏)为洛阳令,严厉裁抑贵戚,“于是部吏望风旨,争以激切为事”。再往上推,王莽时田况上言:“盗贼始发,其原甚微,非部吏、伍人所能禽也”(此据《汉书·王莽传下》。《通鉴》王莽地皇二年作“部吏、伍人所能禽也”,无“非”字,与上文“其原甚微”义合,较确);又,西汉元帝时翼奉云“游徼、亭长外部克,皆属功曹”。

西汉诏狱探析

汉代有所谓“诏狱”,其名屡见于《汉书》纪传,如《文帝纪》载:前四年,“绛侯周勃有罪,逮诣廷尉诏狱”。这是诏狱之名始见于《汉书》者。又如《杜周传》载:武帝时,“(杜)周为廷尉,诏狱亦益多矣”,“廷尉及中都官诏狱逮至六、七万人,吏所增加十有余万”。这是说武帝时诏狱及其涉及的人和事,更多更广。其后各帝在位期间也都有关于诏狱的记载。

六朝地方官制述论

在孙吴、东晋、宋、齐、梁、陈统治时期的南方地区,地方官制呈现出十分混乱的状况。这一时期的地方长官,不仅掌管民政,还多兼军职,开设军府,形成了军民长官制;地方机构和行政区划也变动不定,导致辖区混乱、吏职增加,职责不清,难于管理;地方长官又多贪狼饿虎之辈,只会搜括民脂民膏,造成吏治的极端败坏;行事、典签又插手攘权,使得政出多门,效率极为低下。本文根据众多史料及今人所认,从机构设置、官员配备及地方监察等方面,对混乱的六朝地方官制,做一大体整理。

六朝选官制度述论

从孙吴建国到杨隋灭陈，我国南方相继处在吴、晋、宋、齐、梁、陈的统治之下。在这一时期，门阀士族地主专政从确立、巩固而日趋衰落，寒人地主势力逐渐兴起。同时选官制度也经历了一个与之基本同步的演进过程。先是行九品官人法，以巩固门阀专政体制，迨至门阀制度凝固化，寒人地主势力抬头后，又有考试任官的制度，从而开隋、唐科举制之先河。现就九品中正制度的兴替、选官途径以及科举制的萌芽三个方面，来考察六朝选官制度的演进。

汉代县级官吏“长吏”释义辨析——关于《汉书》中一段标点的商榷

中华书局所出标点本《汉书》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上)有关“长吏”的一段,作如下之标点: “县令、长,皆秦官,掌治其县。万户以上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减万户为长,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为长吏。”全文用了四个句号,将内容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总叙县令、长,句号在“掌治其县”后。第二、三部分分别指明县令与县长各自所辖户口和秩禄之多少,句号在各自秩禄若干石之后。第四部分则指明县丞与县尉之秩禄,但在其“秩四百石至二百石”

唐宋记注官制度初探

我国古代有宫修起居注的制度。起居注即帝王举止言行的记录,其修撰者古人常称之为记注官。这一制度,源远流长,是我国古代政治制度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其因革损益与封建专制制度的发展有密切关系。从唐宋时代记注官的建制与职掌的变化,可见一斑。据古书记载,天子“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1];或谓“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左史记言,右史记事”[2]。古来学者,有的认为左史即太史,右史即内史[3];有的认为左史是指的内史,右史是指的太史[4]。不论怎么说,先秦王者经常有内史、太史,或其他史官侍立左右,记王者之言行,这已形成一套制度,则是确切可信的。这一制度传之后世,就是官修起居注。所以唐代褚遂良说:“今之起居,古左右史也。”[5]修起居注的人一般也以史官称之,或习用古称左、右史。其所记乃是以帝王为中心的国家时政大事,即西晋司马彪所说:“立史官以书时事,载善恶以为沮劝”[6]。可见古之所谓史原是以记载当前时事为务的。就其对后世而言,时事便为往事了,所以古人认为一部信史,当从现在做起。

先秦史官制度概说

我国历史悠久,史书发达之早与积累之富,举世罕见。从可信资料看来,自商周开始,历代王朝为了总结统治经验,谋求享国长远,无不“立史官以书时事,载善恶以为沮劝”。于是史官制度和官修史书的传统,历代相承,迄于清末,延续了数千年。数千年来,我国史书虽有大量散失,但流传至今的仍是汗流充栋,浩如烟海。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史官制度的产物,即官修史书,可见史官制度的延续与发展。

评余明侠新著《诸葛亮评传》

评余明侠新著《诸葛亮评传》余行迈（苏州大学历史系，苏州，２１５００６）《诸葛亮评传》系徐州师范大学历史系余明侠教授的新著，已故匡亚明先生主编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之一，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１月出版。本书是第一部在完整、系统的意义上，将诸葛亮的思...

从尚书职权的变化看两汉中央集权制与外戚宦官专政的关系

中国历史上,封建统一王朝中央集权制的建立、巩固和加强,无疑曾对历史发展起过积极作用。但是,这种中央集权乃是皇权至上,皇权独揽一切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它的不断加强便是皇权的不断提高。而在阶级斗争与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发展中,皇权的不断提高则往往引起了内朝官的得势,外朝法定相权的被取代,正规宰相制度的被蔑弃,乃至外戚宦官专政,加剧政治混乱,动摇、瘫痪、瓦解中央政权,破坏国家统一等等变化。历史事实表明,加强中央集权并非始终起着积极作用,而是在某些时候某些情况下也曾起过消极作用的。本文拟从两汉内朝官尚书职权的因革,对此问题,试作剖析,略申其说。

宋代的磨勘制度和邓小平的“台阶”论

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不止一次地在选拔干部的问题上，人放厥词，胡说什么“青年，提拔太快了。效果不太理想”、“从工人、农民中一下提上来，一般效果都不好”、是“坐直升飞机上来的、坐火箭上来的干部”、“要按级提拔”、“和台阶一样，一阶一阶的上，不能跳着来”，如此等等，表明他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的工农干部和青年干部，既怕又恨。

关于西汉“大工商业者”的几个问题——驳“四人帮”的“工商业奴隶主”谬论

英明领袖华主席在五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当前,揭批‘四人帮’的第三个战役正在全国深入展开。打好这一仗,是长期的、更为艰巨的任务。各条战线、各个地区和各个部门要紧密联系实际,揭发批判‘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揭发批判他们那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及其在各方面的表现。”“对‘四人帮’散布的种种谬论,我们必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从理论上进行深入的批判。

驳“四人帮”关于秦代“黔首”和农民税役负担问题的谬论

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政治需要,不择手段,歪曲历史,影古射今,欺世惑众,用心险恶,流毒甚广。他们御用的梁效、罗思鼎等写作班子,炮制了大量关于历史方面的毒草文章,起了特别恶劣的作用。这些文章把所谓“儒法斗争”提到支配一切的地位,以“儒法斗争”代替农民对地主的阶级斗争,作为历史发展的主线;以所谓法家的帝王将相代替人民群众,作为创造历史的动力。

衰世中的弄臣董贤

衰世是一切都颠倒了的世界。正直、贤良之士沉伦下位,而少数无德无才,不文不武的小人物,却往往攀上权力的顶峰,请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