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土地征收司法治理中的证据逻辑

土地征收的法学研究需要向司法治理拓展。在司法治理中的土地征收主要体现为三重维度的程序性证据逻辑:行政机关土地征收的过程理性、规则之治的调适之道和内卷化的证据治理。在证据逻辑中构建和完善的土地保护应对机制,包括构建土地保护全社会程序约束机制,强调环境行政审判队伍的专业化和职业化建设,构建涉及土地行政案件的专家辅助人证据制度,完善涉及土地行政案件的第三方鉴定证据机制,明晰红线范围事实认定的措施和证据标准。

乡村治理中情、理、法逻辑结构与耦合关系

乡村治理的终极目标是消弭乡村矛盾,实现社会和谐有序健康发展;而情、理、法是进行乡村治理,调和各种矛盾的重要基础。故要对乡村治理与情、理、法的概念进行厘析,对情、理、法在乡村治理之中的内在逻辑进行阐述,重新审视乡村治理中情、理、法的辩证关系,精准把握对其的运用尺度。在坚持“情、理”服从于“法”的思维之基础上,培育善用中华文化之“情、理”诠释现代之“法”的技能,以构建起“法”与“情、理”相协调的法治体系,实现情、理、法三者的耦合关系,助推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刑事电子数据关联性之司法审查

我国当下的法律虽对电子数据关联性司法审查有规定,但却未有具体的制度规定。导致刑事电子数据关联性司法审查规则的缺位,使得其司法审查处于真空状态,导致法官对其司法审查的自由裁量权,未受到法律明确规制。为破解我国刑事电子数据司法审查的瓶颈,剖析刑事证据关联性的理论溯源,以问题为导向考察域外刑事证据关联性审查的先进经验,耦合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实况。立足于检察官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在其司法审查规则、审查程序及权利救济等维度,完善我国刑事电子数据关联性司法审查制度。消弭捕诉合一视域下侦检一体化可能造成的刑事电子数据关联性司法证据审查的“弊病”,提升刑事电子数据审查的客观性与公正性。

刑事证据判断中人工智能应用的法理审思与优化路径

秉持“发展优位,审慎耦合”的理念,人工智能在我国刑事证据判断场域的应用得到长足发展;其应用于刑事证据判断之中具有防范冤假错案滋生和实现程序正义之特殊价值,实现了实质正义与程序正义良性互动的双重效应。囿于数据算法的不确定性、证据标准统一指引的隐忧、证据分析难以实现实质性判断,使得人工智能运用于刑事证据判断中面临窘境。文章从人工智能运用于刑事证据判断场域的现实镜像,深入探讨人工智能技术运用于刑事证据判断中产生的冲突及调适的策略。恪守刑事证据判断中人工智能运用的应然限度,构建起其运用的程序规范,完善其运用的技术规制,使之形成“应然限度+程序规范+技术规制”之三位一体规范格局。

论环境公害的民事救济——以民事诉讼制度为视角

我国虽然制定了十几部环境法律法规,但环境程序法的研究和立法仍显滞后,导致环境实体法无法得到有效执行。本文针对我国传统环境诉讼与环境保护现实需求和理论研究极不协调的现状,从完善民事诉讼制度的角度,提出应当建立环境公害民事救济制度。具体化为通过建立健全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以期对我国的环境公害诉讼的发展提供一种研究进路。

少数民族习惯法在森林环境保护中的作用——以贵州苗族侗族风俗习惯为例

贵州是一个山川秀丽、少数民族众多的内陆山区省,境内至今仍保留有许多原始森林,有“天然公园”之美称。而这些原始森林能得以保存却得力于当地的一些少数民族习惯,这是不争的事实。笔者以为,尽管现代社会制定了许多生态环境保护性法律法规,但从保持生态环境的原始性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地域性、人类社会的人本性以及人的意识无限性和认识能力的有限性来看,充满现代元素的国家制定法无法完全达到使这些地区的生态环境持续发展的目的,而习惯法却能发挥功效,这亦为少数民族地区生态环境发展历史所验证。

环境公害的实证分析——以贵阳市花溪河水源污染公害为对象

环境问题是我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瓶颈问题之一。构建和谐社会,必须重视环境的改善和人们环境观的提高。现从实证的角度,以贵州省贵阳市花溪河为研究对象,通过实地调查研究,得出花溪河污染的原因以及应对环境公害的策略,以期对当地的环境公害改善提供一种出路。

西部高等法学教育发展的若干问题研究

随着知识经济的来临 ,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 ,以及加入WTO ,我国高等法学教育面临着新的形式和任务 ,认清新形式 ,研究新问题 ,明确新任务 。

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环境保护法律问题

中央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提出,给贵州省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带来了机遇,同时也给贵州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挑战。贵州省少数民族地区在可持续发展的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实施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但远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要不断完善贵州省少数民族地区的环境法律制度,从法律方面保障少数民族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西南民族地区乡村生态振兴法治保障研究

2022年1月,新国发2号文件对贵州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新时代要求,也为西南民族地区在乡村振兴上闯新路、开新局指明方向。改革创新,需立法先行。通过考察发现,目前我国西南民族地区乡村生态法治建设面临多重现实困境,主要表现为乡村居民参与生态治理意愿不强、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供给不足、司法保障机制运行不畅、执法监督质效较难保障等。因此,西南民族地区乡村生态振兴法治保障应立足于西南民族地区社情乡情与资源优势,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引领,以人才振兴和科技振兴为支撑,通过健全乡村绿色生态立法体系、完善乡村绿色生态司法保障机制、强化乡村绿色生态执法监管职能等路径寻求破局之道。

论少数民族习惯法在西部大开发中的作用

西部大开发实质上是少数民族的大开发。千百年来,各少数民族生活在西部这块神秘的土地上,休养生息,繁衍后代,形成了自己的传统文化和习惯,这些习惯在他们中间有着重要的影响,得到普遍尊重和认真履行。在那里,习惯法就是他们的法律。如果承认少数民族习惯法的效力并很好地适用这些习惯法,西部大开发就与少数民族融为一体,就会取得事半功倍的奇迹。

少数民族生态习惯法的经济理性

立足于“生态经济人”理论假设,基于制度经济学的法理分析,从法经济学视角剖析论证少数民族生态习惯法的经济理性,以探索少数民族生态习惯法制度整体,在经济理性作用下的发展运行规律。国家司法传播的困境和产权关系的推动为少数民族生态习惯法夯实经济理性的基石,以及在成本与收益的理性抉择和生态损害惩罚性赔偿的激励机制下,使民族群体经济理性意识得以维持并不断增强,最终使得生态习惯法制度体系的经济理性成为少数民族地区生态环境资源保护共同追求的目标。

沉默权不该再沉默

随着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变革,我国刑事司法制度与司法准则接轨的步伐加快,特别是1998年10月我国签署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后,沉默权问题已成为法学界、司法实务界、社会公众普遍关注的问题和刑事诉讼法研究的热点。我国目前应制定沉默权制度,以完善刑事诉讼制度。

论刑事回避的适用

回避作为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其作用在司法实践中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由于各国具体情况不同，对回避对象、阶段的规定也有很大差异。西方各国法律普遍规定回避仅适用于审判阶段的审判员、陪审员和书记员。相比之下，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回避对象、阶段则广泛得多，它贯穿于侦查、起诉、审判等诉讼环节，适用于侦查、检察和审判人员以及书记员、鉴定人员和翻译人员。体现了我国刑事诉讼的民主原则，对形成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回避制度是一大贡献。但由于立法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对回避制度如何在这几个阶段贯彻执行，法律未作具体规定，致使司法实际中各行其事，这就难免出现任犯当事人诉讼权利的现象。同时，执行程序是刑事诉讼中的一个重要程序，对这一程序中劳改管理人员的回避法律没有提及，这无疑是一疏漏。因此，本文拟就上述问题作些粗浅的探讨，以求抛砖引玉，共同完善我国刑事诉讼回避制度，使之更好地为四化建设服务。

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中环境司法与行政执法协同机制探析

环境行政执法在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中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作为后起之秀的环境司法的贡献也功不可没,社会转型时期多元共治协同治理之生态保护模式是对当下农村生态环境保护问题的及时性回应。建立环境司法与行政执法协同机制是塑造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推动其治理有效的重要举措。但在当下的农村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环境司法与行政执法协同机制的建立却面临着权力行使的结构性障碍、行为理念与机制的矛盾及信息沟通不畅等现实窘境,故须在尊重行政执法的初始职权、发挥环境司法的监督职权、整合环境治理主体的多维保护功能的基本原则下,优化结构,构建诉前行政机关预警与环境司法监督的机制;调和矛盾,构建诉中协同证据转化与协助鉴定的机制;加强沟通,构建判决执行信息共享与司法成果转化的机制。

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刑事附带民事诉论萌芽于原始社会末期 ,形成于奴隶社会。由于历史阶段不同 ,各国制度不一样 ,各国的法律规定也不相同。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对此都进行了规范 ,但其赔偿范围均限于“物质损失”范围。众所周知 ,某一行为对受害人的损害除了可能造成物质损失外 ,精神损害也可能发生。因此 ,笔者就精神损害赔偿的基础、原则、数额进行探讨 ,希望引起各方面的重视 ,共商良策 。

苗族习惯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影响

苗族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古老民族,因其生存发展与周围环境息息相关,充分意识到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并在长期生产和生活实践的基础上,逐渐积淀形成了一系列有关森林资源、水资源、动物资源和农业生产环境保护的观念和习惯,并千百年来持续不断地对苗族地区的生态环境予以保护,使该地原有的生态环境得以延续,为苗族地区的生态环境保护做出了重要贡献,也对我国的生态环境保护产生了积极影响。在今后的生态环境保护中应拓展环境保护的视野、创新环境保护的方式以及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理念。

环境公害实证判定——以公害诉讼为判定视角

环境公害是基于人类活动的作为与不作为而产生的一种公共生存环境损害行为。从司法审判与社会发展的实证考察,由于经济本位体制、犯罪与非犯罪行为、公害防控和救济体制稀缺导致大气污染、水土污染、噪音、公共建筑损坏、生态资源破坏、文化遗产破坏等公害类型越发剧烈,严重影响着人类公共生存环境。而环境公害与防控环境公害的博弈存续态势,使构建公害诉讼防控环境公害变得越发紧迫和重要。

高科技对刑事诉讼法中个人信息运用规则的冲击应对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刑事诉讼中运用高科技手段收集证据、分析整理海量个人数据等无疑为相关机构提高侦查和办案效率带来了技术支持。为案件处理的需要,有时难免会利用国家公权力过度收集运用公民的个人信息,这可能会与个人信息保护的相关规定造成冲突。在刑事诉讼中,不法搜检、扣留、截取公民的个人信息受到限制,相应的侦查行为需要得到司法允许。因此,刑事诉讼领域的个人信息保护必须以法律为前提,正当诉求的制度才具有可行性。在高科技环境下,刑事诉讼领域的个人信息运用规则的与时俱进应该引起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