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背景下跨境电子商务规则之构建——以FTAs为载体

跨境电子商务是"一带一路"共建的重要内容,而其共建则需要法治规则的保障。国际社会已基本形成跨境电子商务多层次法治规则框架,但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的相关法治规则严重缺乏。自贸协议在构建跨境电子商务规则过程中发挥了主要载体作用。我国应当依托自贸协议构建"一带一路"跨境电子商务多层次法治规则体系。在构建的过程中应注意自贸协议的灵活性、普遍性贸易规则的适用性、国际新规则的可吸纳性及我国在规则制定中话语权的可提升性等。

论南海U型线的双重法律属性

就南海U型线的法律地位而言,存在着"海上疆域线"说、"岛屿归属线"说、"历史性海域线"说、"历史性权利线"说,这些观点各有不足。从领土取得的习惯国际法和条约来看,南海诸岛为我国固有领土;从海洋法规则来看,我国已经形成了南海海域的历史性权利。因而,南海U型线应具有双重性质的法律地位,即岛屿归属线和海洋历史性权利线。

论我国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体制机制的构建与形成

我国腐败官员境外潜逃和腐败资产跨境转移问题较为严重,从有利于当前反腐败斗争的形势、消除过往腐败存量、实现腐败"治本"的目的来看,实行国际追逃追赃十分必要。但我国当前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并没有形成常态化的体制机制,因此,需要完善国内法及国际法律体系,建立健全国内及国际机制,构建常态化、长期性体制机制。

浅析WTO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制度与金融国际监管

WTO金融服务贸易和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有着特定的内涵,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原则包括市场准入原则、国民待遇原则、最惠国待遇原则、透明度原则等。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促进了全球经济繁荣,同时也带来了巨大风险。在当前经济危机下,既要加强金融监管又要促进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

反腐败国际追赃资产分享的必要性分析

腐败资产分享原则为国际上基本接受。从国际法依据上看,《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具有支持资产分享的倾向性。而腐败资产中"反腐败收益"的部分可以成为资产分享的基础。从促进有关国家参与反腐败合作的积极性来看,则资产分享具有必要性。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资产分享可以使我国在反腐败方面获得益处。

论联合国人权条约机构对国内法治的促进——基于法治动力理论的分析与考察

法治具有多层次的含义,同时法治又是动态的,法治要素在国内法治和国际法治等多个领域内相互影响和推动。法治的动力不仅来源于国内,也来源于国外。国际机构在推动一国国内法治进步的过程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联合国人权条约机构能够促进国内法治发展的原因是其自身具备法治动力主体的必要条件、人权和法治具有不可分性等。这些机构通过一般性建议或意见、结论性意见以及来文意见等方式促进了国际人权法标准的国内法治化,促进了一国宪法和法律的"良法"化发展,促进了司法机制的建立和完善,促进了一国法治的实质性内容进步,促进了人权与法治知识的传播等。从现实来看,这些机构对法治的促进作用是显著的。我国应重视联合国人权条约机构对法治进步的促进作用。

试论中国对国际法发展的新贡献

和谐世界理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制度,解决朝核问题六方会谈是我国近年来对国际法发展的新贡献。和谐世界理论继承了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和精神,巩固和发展了国际法的基本原则。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制度已在许多相类似国际争端中被使用,具有了国际习惯的性质。"六方会谈"创造性地运用了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多种方式,为解决相似争端树立了典型。

论国际人权法上个人申诉权及其行使条件

国际人权法上个人申诉不同于国内法上个人申诉的概念,一般用"个人来文"一词代替。国际人权法上个人申诉权的行使必须具备以下四个前提条件:其一是国际法上承认个人申诉权;其二是国际法上承认个人拥有程序行为能力;其三是个人权利在国际法上具有可诉性;其四是国家承认个人在国际法上的申诉权并接受国际个人申诉机制的管辖。

论中菲之间有关文件的法律效力及其对南海仲裁案管辖权的影响

中菲之间有关南海争议的双边或多边文件主要是以联合声明、联合公报或者宣言的形式存在的。联合声明或者宣言只要其内容具有条约的性质,它们就是具有法律拘束力的协议。而我国向来采用联合声明或宣言的条约形式,因而,这些文件是有法律拘束力的国际协议。同时,这些协议规定和强调了通过谈判最终解决争议的内容,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能够排除强制性仲裁程序的管辖权。基于当前的情况,我国应在"双轨思路"的策略下继续利用国际法规则排除国际强制性司法或仲裁程序,以有利于南海争议的解决。

关于建立罪犯司法救济机制的理论思考

司法救济权是一项基本人权,罪犯应当拥有司法救济权并且不得克减。建立罪犯司法救济机制的必要性在于可以实现保护罪犯基本人权、预防犯罪、制约权力、促进监狱治理法治化等目的。建立罪犯司法救济机制必须抛弃特别权利关系理论,树立基本人权理论,承认刑事执行行为是行政行为,形成权利救济的法治观念。

全球治理时代我国法治发展的动力分析

全球治理时代的法治除具有传统法治的基本要素之外,还具有国际性和跨国性。当前法治包含国内、国际、跨国三个层面的含义;是动态的全球善治过程。就国内法治而言,不仅包括国际法规范,而且还具有国际标准。从法治的动力角度来讲,这是跨国因素和国际因素能够成为一国法治发展动力的前提条件和重要原因。而法治的跨国动力和国际动力主要是指国际组织、跨国间非政府组织、国家等通过采取披露法治状况,强制性或非强制传播法治能力、知识和信念,敦促一国加入国际公约或国际组织,相互间订立条约等方式促进一国法治发展的过程。就我国的法治发展而言,法治的动力应具有多元性,既包括人权的内驱动力、经济的全球化发展、中国共产党和新型动力主体的推动,又包括国际和跨国因素的促进等。

论国际人权条约个人申诉机制的特征

国际人权法上具有多个个人申诉机制,该机制是国家报告制度和其他制度的有效补充。其特点主要是具有国家任择性,独立于缔约国之外,具有公正性和独立性,审理个人申诉案件采用准司法程序,具有广泛的普遍性等。个人申诉机制的这些特点表明了该机制对于一国来说具有可接受性。

司法行政公务人员人权教育问题初探

司法行政公务人员人权教育是人权教育必不可少的部分。实施人权教育有利于具体人权保障、我国人权保障事业的发展、履行国际条约以及实现国家人权行动计划。我们应积极采取措施实施该部分人群人权教育,进而促进司法人权保障的发展。

我国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机制的构建

我国腐败官员境外潜逃和腐败资产跨境转移问题较为严重,实行国际追逃追赃十分必要。但我国当前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并没有形成常态化的体制机制,因此,需要完善国内法及国际法律体系,建立健全国内及国际机制,构建常态化、长期性体制机制。1.跨国追逃机制：国际上可以采取的跨国追逃方式一般包括引渡、非法移民遣返、异地追诉、劝返等。

国际贸易形式变化与全球贸易法治:从WTO到TPP

面对全球供应链贸易的发展,WTO已经缺失了能够达成更进一步规则的动力和机制。未来全球贸易的治理需要多层次的规则体系来完成。中国应当适应这种发展,在未来区域贸易或者国内规则制定中,逐渐纳入这些规则。

论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的细化与完善

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是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一项重要制度。该制度中的合适成年人具有法定代理人或其他援助人员的法律地位。法律应明确规定这种地位,并确定其独立于司法机关的性质。而实践中则应完善各个诉讼阶段的具体程序,并规定关键行为的法律效力。同时应当保护未成年人隐私权、选择权及各项程序性权利等。

论刑满释放人员权利保障——国际人权法的视角

刑满释放人员应享有平等的权利地位,但该人群权利存在职业禁止和前科身份的例外。国家负有保护刑满释放人员基本权利的义务,应通过禁止歧视、实施扶保护制度来履行其义务。我国应当从改革职业禁止制度、建立前科消灭制度、并进行单独立法来完善刑满释放人员的权利保护。

计算机软件可专利性问题比较探析

软件相关发明是否具有可专利性在理论上有不同的观点,相关国际条约也没有明确规定。其他国家的国内法主要有三种做法:明确排除、明确允许和没有规定。然而,无论是哪一种情况都在不同层度上允许软件的可专利性;我国应当顺应这种趋势明确规定软件的可专利性。

电子商务国际规则的发展对“一带一路”规则建设的启示

WTO曾通过三条路径开展电子商务国际规则的制定工作,但只取得了有限成果,并没有形成具体的规则体系。其他国际组织在软法方面发展了电子商务规则。FTAs是制定和发展电子商务国际规则的主要形式。当前的电子商务国际规则已经基本形成多层次的规则框架和内容,适应了全球价值链经济的需求,并通过自身规则的约束实现了国际标准的国内法化。在共建"一带一路"跨境电子商务之时,我国应充分认识电子商务自由化意义,积极参与电子商务国际规则的制定,坚持国内监管自主和合理限制,发挥话语权、维护本国利益。

论人权事务委员会个人来文机制的不足与完善

人权事务委员会个人来文机制的建立促进了国际人权法的发展,但还存在不足,主要是委员会缺乏查找事实的手段,无法及时审理来文案件,个人来文意见做出机制的缺陷等。对于这些不足可以通过改革意见做出程序、加强意见的强制性、解决委员会的审案效率,增强可执行性等方面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