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术—思想共同体管见——读《世界中国学概论》

从“汉学”到“中国研究”的沿革植根于西方文化、学术自身的变迁,其外因则是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角色转换。而中国本土的现代中国研究的滥觞和变动,与域外的中国研究、全球化的学术和思想体系亦不无关系。因此今天对世界中国学的重新定位,本质上是关于中国学者应如何进入变动着的人类学术—思想共同体的思考。西方和中国的学术、思想虽脉络不同,但均是共同体的一部分,同享对人类共同价值的情愫、理解和体认,有互动、互溶的物质的和思想的基础和诉求。中国学者以开放的、包容的、平等的心态积极主动地参与其间,强化理论学习,发挥本土学者的传统文化遗产和临场现实意识的优势,将收获所得转化为共通的世界性知识和理念,推进作为整体的中国研究,并提炼其可以影响到其他学科专业的理论和方法。

遏制地方:明清大运河体制下济宁社会的权力网络与机制

明清时期济宁地区的商品化、城市化由中央政府的漕运引发和支持,大运河的运转重塑了济宁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设置在济宁的运河官僚体制在地方政治格局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卫所等建制也制约了州治的一般行政功能。国家的政治制度、结构在地方社会的存在,通过在地官僚机构及其官员的角色与地方经济、文化发生作用,从而深刻地影响了济宁城市社会的政治属性。其结果是,济宁这样经济、文化发达,地方主义突出的城市依旧难以摆脱大一统国家政治社会结构、机制的限制以及传统王朝国家治乱分合的轨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