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松管制不等于减少监管

在市场经济中，除了极少具有很强外部性或者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以外，大部分行业都没有垄断的理由。在中国，这样“没有理由”的垄断确实非常多，以致于一些人产生了政府万能的幻觉。一个垄断陛行业，通常意味着管理成本高昂、信息不透明，却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超额利润，不需要付出太多的努力去创新。基金就是这样一个被行政垄断出来的暴利行业。

科学决策的制度保证——访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邵宁

站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纵切面观察，以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这一现代企业制度为纲的国企改革，无疑拥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国务院国资委成立次年推出的被视为国资委生命线的央企董事会试点（后改称建设规范董事会），已走过了近八年的历程。

董事会的使命——宋志平董事长独家专访

董事长应该是董事会的灵魂人物,是沟通能手,负责董事会的协调,负责与股东和总经理的沟通,获得董事们和经理层的尊重和支持;董事长也应是个战略家,有全局和长远战略眼光;董事长还应是个老师,肩负建设学习型董事会的责任,积极创造条件让董事们得到充分的培训和指导,引导全体董事一起把董事会建设成为开放的。

公司治理的最高境界

小至一个企业，大到一个国家，其繁荣与强大都是以满足了大多数人的生存和发展需求为前提，让利益各方能够各得其所。改革开放三十年，我国在创造了世界瞩目的经济奇迹的同时，也累积下了财富分配不公、社会贫富差距过大、权贵绑架市场、教育空洞化等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和体制沉疴。

从野蛮资本主义到道德资本主义

去过麦德龙的人都知道，这家德国大卖场的购物发票是一张有购物明细的大发票，麦德龙拒绝提供其他任何形式的发票。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本地超市或者购物中心可以用购物小票换手写发票，购物名目可以变更为办公用品和礼品等。这两种不同的发票处理方式的背后实际上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商业伦理原则。

绿色经济颠覆公司治理的价值观

有人说，绿色革命是一场被逼出来的革命。如果不是因为气候变暖危及到了地球上的所有国家，到了任何人都无法独善其身的境地，也许绿色经济还只能停留在非政府组织的倡议书中，成为“只赚吆喝”的口号。中国企业的公司治理也许还没有到非要进行一场革命的悬崖边，但也的确进入了一个难以破题的“深水区”，尤其是在治理目标上，企业陷入了一种自相矛盾的境地。一方面．市场竞争要求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

股权激励的“中国式”考量

市场向我们传递了一个重要信息：在中国这样一个以政府或国家为主导的新兴市场引入股权激励，其困难和问题似乎还难以在短期内得到解决。从激励模式、指标体系到执行成本和约束条件以及退出机制等等，眼下都需要进行系统地考量。

泸州老窖:做百年企业

中国酒文化源远流长，以传承和发扬中图酒文化为己任的泸州老窖，在不断完善公嗣治理结构、规范董事会运作的同时．以文化赋酒新的内涵．创造小新的市场。

产能过剩的悬疑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计划经济时代供不应求的局面终于成为了历史。然而，近年来很多产业出现了供大于求的状况，而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以前，中国人饱受商品短缺之苦，买什么东西都要排队；而如今产能过剩也困扰着企业和政府，大量设备闲置、库存积压，眼看辛苦生产出来的产品变成废品。无论是供不应求还是供大于求，都是市场不能达到均衡的表现。现实的问题是，均衡应该是一种常态还是会瞬间消失？为什么会产生过剩？产能过剩与生产过剩有何不同？如果生产过剩的问题常常出现，到底如何解决？遗憾的是．一个世纪以来这些问题仍然悬而未决。

区域经济布局的迷思

2009年10月，温家宝总理在西部国际合作论坛上表示国务院正在研究制定新的10年推进西部大开发的政策，强调了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要性和持续性。温总理的此番讲话再次明确了同年8月国务院出台的《关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保持西部地区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意见》的西部发展思路，即力图借助金融危机的“危中之机”，通过高层政治进一步推动区域经济的合理布局。

谁是最后的风险控制者?

内控制度再完美,终究需要人的控制,就像任何监督者都需要监督一样。因此,评价企业内控好坏的内行里手一定会通过华丽的外表看到问题的实质——企业内控制度是否发挥作用,是否能保证企业在安全边界之上高效运行,关键在于是否能把内控制度落实到人,尤其是落实到从董事长到经营层的各级高管。

中国银行业的未来要靠“绿色”创新

创新是把双刃剑,用得不好,很容易把辛苦积累的家业斩得片甲不留。美国金融业的创新可谓令人眼花缭乱,不但把客户搞晕,也骗过了监管部门的火眼金睛,最后引发了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动静闹得实在太大。然而,害怕失败而不敢创新也是死路一条。几千年以来,人类文明的每一点进步都与创新有关,没有创新,我们恐怕还要活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

让幸福成为生产力

最近，富士康员工自杀事件频发引起了社会的极大关注。这些员工自杀的直接原因各异，或为感情，或为事业，但间接原因都是相同的：没有幸福感，在企业里感到孤独。富士康的自杀事件在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社会不是一个偶然现象，这些脆弱的生命在高楼林立、灯红酒绿的现代化大都市里突然迷失了自我，一方面是物质文明的高度发达，一方面是精神世界的极度空虚。幸福感的普遍缺失成为阻碍企业持续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道鸿沟。

警惕规模经济的致命陷阱

“大规模”是资本主义最主要、最流行的生产方式。即使在全球产能过剩、过度消费席卷世界的今天，针对大规模生产式微的现状进行的柔性改革——将“产品形成的决定权转移给消费者”的大规模定制，也没从根本上改变企业追求规模的目标。因为规模经济的好处实在难以抵御：生产成本大大降低了，劳动生产和管理效率大大提高了，花样翻新的商品被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极大丰富了人们的消费需求。

我国股票市场的短板

股票市场本质上是一个信息市场。信息通过影响预期而左右人们的投资行为，预期的意义在于形成对公司未来价值和不确定性的认识。对股票投资者而言，预期的价值不但取决于信息本身的真实与否，还与获取信息的时间有关，经济学理论里把交易双方掌握信息的程度和时间上的不对等称为“信息不对称性”。由于制度成本、监管成本的存在，在现实生活中，信息不对称性就像物体在空气中运动一样，摩擦是永恒存在的。

政府和市场没有固定的边界

金融危机以来，人们似乎对市场有效性的看法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包括西方主流媒体在内的舆论都强烈表达了要重新认识政府作用的呼声。美国对大型金融机构的救助和对三大汽车公司的纾困倾向，表明市场的力量在某些方而已经是穷途末路。市场的本质是通过人的自利行为达到社会最优的机制，但是，在人心惶惶、分头逃命的危机时刻，自利就意味着人与人之间、企业和企业、国家和国家之间的互相残杀。这时必须依靠政府出面制止混乱，防止危机进一步扩散和对经济体的破坏。

董事会“急功近利”危及市场根基

金融危机的影响触及经济生活的各个角落：宏观上改变了国际金融格局和全球信贷体系，微观上则颠覆了“经典”的公司治理秩序——以追求股东近期价值最大、公司眼前利润最大为目标的权力结构和制度安排，其中以盎格鲁一撒克逊式的公司治理模式为典型代表。在危机时代，重短期、轻长期、缺乏社会责任意识的公司治理价值取向遭到了严重质疑，人们意识到，

经济复苏的中国逻辑

今年下半年以来，世界经济呈现了明显的复苏迹象，中国经济的表现尤其不俗，在房地产、股市和其他工业指标上出现强烈反弹。但是这种反弹是否会带领经济彻底走出低谷，导致持续、稳定的增长目前还是个未知数，因为当下的复苏还缺乏真实的经济增长支撑，出口依然疲软，国内消费徘徊在较低的水平，民间实业投资不活跃，技术创新缺乏活力，这一切都表明，在经历了短期强心针的刺激和公共投资拉动效应之后，中国的经济增长很可能在未来的几年转入一个不确守期。

数据统计和研究背后的道德立场

除了解释经济现象和探究市场规律以外，经济学者和专家（权且把政府部门中的经济顾问归为这一类）更热衷于“预测”这件事。预测股市、楼市的涨跌，预测短期、长期的经济走势和全球经济景气情况。遗憾的是，人们发现这些预测大多数不靠谱，准确率比随机抛硬币的概率好不了多少。这次金融危机就连世界上最顶尖的经济学家也没有预测到，这无疑是一个令人尴尬的事实。人们不禁要问，是经济学家的研究能力出了问题还是道德出了问题？

后危机时代经济发展遭遇“天花板”

近期股市和楼市异常火爆，来自官方的各种数据似乎也表明，中国经济率先走出了衰退的阴影，呈现出缓慢复苏的迹象。但是，在经济结构还没有调整，新的经济增长引擎还没有找到之前，这些好“兆头”也许只是昙花一现，中国可能一不小心又掉进了资产价格快速膨胀的新泡沫时代。“产业还没升级，就转移了；国家还没富裕，就老龄化了”，此话虽是坊间流行的一句黑色幽默，但也或多或少地反映出老百姓对中国经济前景的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