胸部定量CT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早期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目的探讨胸部定量CT在早期诊断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COPD)中的应用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2013年9月20日至2014年5月20日上海市某社区COPD高危人群受访者,以及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门诊的COPD高危咨询者共138例的临床资料。所有高危者在基线及1年后均行肺功能及胸部CT检查,将胸部CT图像导入定量CT分析软件,收集定量CT数据。根据1年后的随访肺功能结果分为COPD组(n=40)与非COPD组(n=98),比较2组在基线时肺功能、定量CT指标的差别。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COPD高危者随访1年后发生COPD的预测指标,通过ROC曲线评估logistic回归模型的效能。结果2组基线时性别、体质量指数(BMI)、第1秒用力呼气的容积占预计值的百分比(FEV1%pred)、气道壁面积比值(WA%)、气道总数(TAC)、气道壁厚度(WT)差异无统计学意义。COPD组的气道内周长为10 mm处气管壁面积的平方根[Pi10;3.43(3.30,3.54)vs 3.23(3.15,3.36),P<0.001]、低于﹣950 HU的低衰减区面积百分比(LAA%-950)[2.06(0.32,6.29)vs 0.57(0.25,1.89),P=0.015]均显著高于非COPD组,COPD组平均肺密度(MLD)低于非COPD组[(﹣799.89±35.62)vs(﹣783.60±43.52),P=0.038]。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年龄和Pi10是患COPD的影响因素(P<0.05),ROC曲线下面积为0.791(95%CI 0.714~0.868)。结论在肺功能正常的COPD高危人群中,Pi10、LAA%﹣950升高的患者1年后COPD发病率高,提示胸部定量CT的指标如Pi10、LAA%-950有助于临床医生识别早期COPD。

慢性呼吸道疾病患者呼吸道微生物群研究进展

过去认为健康人肺部是无菌的,对疾病状态下呼吸道菌群的研究依赖传统培养技术。近年来,DNA测序技术应用于呼吸道标本的微生物检测,发现健康肺部存在复杂的微生物群。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呼吸道微生物群在多种慢性呼吸道疾病发生和发展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与哮喘、慢性阻塞性肺病等疾病的临床表现、急性加重及预后相关。通过比较急性加重期与稳定期患者的呼吸道标本微生物群,形成了新的疾病假说,阐释了慢性呼吸道疾病急性加重的微生物学基础。未来对微生物测序数据的深度挖掘及基于临床问题的研究,有望为慢性呼吸道疾病的治疗提供新的靶点。

非结核分枝杆菌肺病临床分离株的菌种鉴定及临床特征分析

为探究非结核分枝杆菌(nontuberculous mycobacteria,NTM)肺病临床分离株的菌种分布及临床特征,对2017年5月—2018年10月就诊于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的90例NTM肺病患者的样本进行分析。采用快速全自动分枝杆菌培养和药物敏感检测系统(BACTEC MGIT960 System)或改良罗氏培养法对90例患者的采集样本进行培养,利用基质辅助激光解析/电离飞行时间质谱(matrix assisted laser desorption/ionization time of flight mass spectrometry,MALDI-TOF MS)进行菌种鉴定,并回顾性分析所收集的90例患者的临床资料。结果NTM菌种鉴定为9种,其中慢速生长分枝杆菌65例,以胞内分枝杆菌(54.4%,49/90)占多数;快速生长分枝杆菌25例,以脓肿分枝杆菌(22.2%,20/90)占多数。90例患者中确诊67例、疑似23例。确诊患者中少见菌种所占比例较低(6.0%vs 26.1%,P=0.016)。确诊与疑似患者在临床表现方面未见显著差异,但确诊患者有抗NTM治疗史的比例显著高于疑似患者(85.1%vs 4.3%,P<0.001)。确诊患者中,快速生长NTM肺病患者既往抗结核治疗史的比例显著高于慢速生长组(52.9%vs 24.0%,P=0.036)。本研究结果为NTM肺病的临床诊治提供了数据参考。

抗PcrV抗体与抗生素联合使用减少铜绿假单胞菌耐药产生

目的应用小鼠铜绿假单胞菌(PA)腹腔感染模型,研究抗PcrV单克隆抗体Mab166与抗PA抗生素联合使用对PA耐药性的影响。方法腹腔内注射不同数量[1×10~6、1×10~7、1×10~8菌落形成单位(CFU)]PA103细菌悬液建立小鼠腹腔感染模型。在造模2h后,腹腔内注射不同质量浓度的头孢他啶(1、2g/kg)、妥布霉素(3、10mg/kg)、哌拉西林/他唑巴坦(1、2g/kg)或不同质量的Mab166抗体(100、200μg),选取24h内小鼠存活率为40%~80%为理想的实验剂量。将腹腔感染模型小鼠分为对照组、Mab166治疗组、3种不同抗生素治疗组和3种不同抗生素+Mab166治疗组,每组10只。Mab166治疗组在造模后立即给予抗PcrV抗体Mab166 200μg(总体积0.3mL);3种不同抗生素治疗组在造模2h后分别于腹腔内注射头孢他啶1g/kg、妥布霉素3mg/kg或哌拉西林/他唑巴坦1g/kg(总体积0.3mL);3种不同抗生素+Mab166治疗组先后给予前述剂量的Mab166和抗生素;对照组给予等体积PBS。24h后采集小鼠腹水样本,用肉汤稀释法将腹水中PA菌株接种于含不同质量浓度(1~512mg/L)、不同抗生素的溶菌肉汤(LB)液体培养基中,37℃孵育48h后测溶液光密度(OD)值,以培养基OD值减去LB培养基OD值的半定量方法表示细菌数量,OD值接近0时的抗生素质量浓度为最低抑菌浓度(MIC)。结果 1×10~7 CFU及以上的PA103细菌悬液可使全部小鼠死亡,后续实验均采用1×10~7 CFU为造模剂量。腹膜炎组(未经抗生素治疗)5只小鼠的24h存活率为0;经头孢他啶2g/kg或妥布霉素10mg/kg治疗后,24h存活率均为5/5;经头孢他啶1g/kg治疗后,24h存活率为3/5;经妥布霉素5mg/kg治疗后,24h存活率为2/5;经哌拉西林/他唑巴坦1g/kg治疗后,24h存活率为4/5;经哌拉西林/他唑巴坦2g/kg治疗后,24h存活率为3/5。应用不同种类和剂量的抗生素治疗后,小鼠24h内生存时间均显著长于腹膜炎组(P值均<0.01)。经Mab166 200μg治疗后,24h存活率为1/5,小鼠24h内生存时间显著长于腹膜炎组(P<0.01);但经Mab166 100μg治疗后,5只小鼠的24h存活率为0,小鼠24h内生存时间与腹膜炎组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23)。经培养48h后,在未经治疗的腹膜炎小鼠中,头孢他啶、妥布霉素、哌拉西林/他唑巴坦对PA103菌株的MIC值分别为8、8和16mg/L,加用Mab166治疗后MIC值分别降低至4、2和4mg/L。给予质量浓度为1、4、8、16mg/L头孢他啶,1、2、4mg/L妥布霉素,1、2、4、8、16mg/L哌拉西林/他唑巴坦后,Mab166治疗组的培养基OD值均显著低于对照组(P值均<0.05)。经头孢他啶治疗,1mg/L质量浓度头孢他啶治疗组的培养基OD值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但8、16、32、64、128、256、512mg/L质量浓度头孢他啶治疗组的培养基OD值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值均<0.05),MIC值升高至>512mg/L;但各质量浓度Mab166+头孢他啶治疗组的培养基OD值均显著低于头孢他啶治疗组(P值均<0.05),腹水中PA103对头孢他啶呈强敏感性(MIC≤1mg/L)。经妥布霉素治疗,1、2、4mg/L质量浓度妥布霉素治疗组的培养基OD值均显著低于对照组(P值均<0.05),但两组的MIC值相近;1、2、4mg/L质量浓度Mab166+妥布霉素治疗组的培养基OD值均显著低于妥布霉素治疗组(P值均<0.05),MIC值降低至2mg/L。经哌拉西林/他唑巴坦治疗,1、2、4、8mg/L质量浓度哌拉西林/他唑巴坦治疗组的培养基OD值均显著低于对照组(P值均<0.05),MIC值也降低至2mg/L;1、2、8、32、64、256、512mg/L质量浓度Mab166+哌拉西林/他唑巴坦治疗组的培养基OD值均显著低于哌拉西林/他唑巴坦治疗组(P值均<0.05),MIC值降低至≤1mg/L。结论抗PcrV抗体Mab166与抗生素联合治疗能够提高小鼠PA腹腔感染模型对抗生素的敏感性,且能够减少由头孢他啶诱导产生的获得性耐药。

上海市成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病率和危险因素分析

目的调查2012—2013年上海市20岁及以上人群COPD的患病率,评估上海市的COPD流行现状,分析COPD相关危险因素,为制订防治策略提供依据。方法于2012—2013年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选择上海市的4个区,每个区抽取2个城市社区或乡村社区,1个家庭选取1名志愿者进行问卷调查、身体测量和肺功能检查。以支气管扩张试验后FEV 1/FVC<70%作为COPD的定义,分析COPD的年龄标化患病率及其危险因素。结果共选取志愿者5281名(男2214名、女3067名)参与调查,排除无效数据后,最终统计分析了5275例受试者数据。2012—2013年上海市20岁及以上人群的COPD年龄标化患病率为6.8%(95%CI:6.1%~7.4%),男性患病率(9.4%)显著高于女性(4.7%,P<0.001)。COPD患病率随年龄增长呈上升趋势(P<0.001),40岁及以上人群年龄标化患病率达11.5%,60岁及以上人群年龄标化患病率达21.2%。现吸烟人群年龄标化患病率(10.1%)显著高于不吸烟人群(5.5%,OR=1.54,P<0.001)。男性教育水平与COPD患病率呈负相关,小学及以下学历的男性患病率显著高于初、高中,大学及以上(整体人群P=0.043,不吸烟人群P=0.020)。有哮喘病史人群COPD患病率(23.4%)显著高于无病史人群(6.4%,OR=6.93,P<0.001)。有儿童时期肺炎或支气管炎病史人群COPD患病率(12.0%)显著高于无病史人群(6.6%,OR=2.43,P=0.004)。仅9.3%的COPD患者曾行肺功能检查,仅4.0%的患者曾被临床诊断为COPD。结论2012—2013年上海市40岁及以上人群COPD患病率高,男性、高龄、吸烟史、儿童时期肺炎或支气管炎病史是COPD的主要危险因素。哮喘与COPD患病风险有关,临床医师诊断时需提高对两病重叠的警惕性。戒烟宣传教育和推广高危人群的肺功能检查筛查亟待加强,以提高COPD的诊断和治疗率,改善患者预后。

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10与呼吸系统疾病防治

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10(fibroblast growth factor-10,FGF-10)可调控细胞增殖、迁移、分化和凋亡,参与多种肺部疾病的发生发展。FGF-10能促进损伤修复,抑制纤维化,促进肺间充质干细胞增殖和动员,能够对抗各种刺激因素所致的急性肺损伤及气道损伤。因此,FGF-10重组蛋白的肺内局部给药可能成为某些呼吸系统疾病治疗的新策略。本文总结了FGF-10在呼吸系统疾病防治中的价值及其潜在应用前景。

支气管扩张症患者气道、肠道微生态的研究及临床价值

支气管扩张症是一种以慢性感染和炎症导致的进行性的不可逆的支气管扩张.支气管扩张症的发病率随年龄增长而增加, 西方国家 2004 年至2006年的患病率为(700~1200)/100000[1]. 我国的支气管扩张症患病率相对较高,在2002年至2004年40岁以上人群中, 经医生诊断的支气管扩张症患者约占1.2%,且这一数据可能被低估[2].支气管扩张症的病因有地理差异,西方国家大多数支气管扩张症为特发性, 而在我国则以感染后支气管扩张为主,尤其多见于肺结核患者. 进展期支气管扩张症患者常咳大量脓痰,肺功能不可逆下降,严重影响了其生活质量.支气管扩张症患者的气道病原体及急性加重的诱因是一直以来研究的重点.以二代测序为代表的分子检测技术能够识别呼吸道标本中以往无法通过传统技术培养的微生物,为呼吸道微生物组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工具,加深了人们对支气管扩张症患者气道病原体的认识,也为进一步探究微生物在支气管扩张症发生、发展中的作用及新药物开发等提供了契机[3].

76例儿童肺炎克雷伯菌血流感染的特征分析

目的探讨徐州地区儿童肺炎克雷伯菌血流感染(KPBSI)特征,为临床药物治疗提供依据。方法回顾性分析江苏省徐州市儿童医院2015年1月至2021年7月KPBSI患儿临床资料、实验室感染性指标及药敏试验结果。结果76例KPBSI患儿中脓毒血症19例、肺炎17例;伴有发热50例、咳嗽15例。外周血白细胞(WBC)计数、C反应蛋白、降钙素原的增高占比分别是63.2%、95.1%、87.0%。耐碳青霉烯类肺炎克雷伯菌(CRKP)检出16株(21.1%),碳青霉烯敏感肺炎克雷伯菌检出60株(78.9%)。CRKP对所有头孢菌素、氨曲南、β-内酰胺酶抑制剂复合制剂都具有高耐药率。检出CRKP的患儿中,新生儿多,实验室指标多异常,临床症状多明显。结论CRKP患儿对常用药物具有高耐药率,其临床特征明显。

社区获得性肺炎病原学检测新进展

成人社区获得性肺炎(community-acquired pneumonia,CAP)是全球高发病率、高死亡率的疾病之一。明确CAP的致病微生物能够指导最佳的抗感染治疗策略,改善患者预后,且具有重要的流行病学及公共卫生学价值。传统微生物学检测方法如微生物培养、尿病原体抗原检测等简便、普及性高,但受时效性、敏感性、标本运输处理、分离培养条件等多方面的限制。近年来微生物核酸分子检测技术快速发展,基于聚合酶链式反应(polymerasechain reaction,PCR)的核酸分子扩增检测能够快速定量检测目标病原体基因片段,敏感性、特异性高。二代测序技术为呼吸道微生物检测带来了重大变革,能同时测定许多病原体的保守基因序列,使对呼吸道微生物群落的研究达到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传统检测方法的继续改良与核酸分子检测手段的不断创新,多种检测手段的优化组合,将为临床CAP的诊断提供更全面准确的病原学信息。同时,下呼吸道微生物组学的研究有望揭示CAP发生发展与呼吸道微生物组变化的关系,使CAP的临床诊疗进入新的时代。

肺组织损伤后的修复

肺的损伤主要分为急性和慢性损伤,如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和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肺的功能恢复主要依靠损伤后炎症的调控、肺组织和气道的重塑,以及肺内干细胞的增生分化和组织的修复。临床治疗急性肺损伤采用抑制炎症、调控凝血和纤维蛋白溶解、保护性肺通气等改善缺氧;针对慢性气道疾病,则采用改善气道黏液高分泌、扩张气道平滑肌、调节气道炎症免疫状态、改善气道重塑等策略。肺组织和气道功能的修复基于肺内干细胞的增生和修复,临床治疗的核心是改善病理生理,为肺的修复创造条件。

新冠病毒感染治疗有关激素使用的思考

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2(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2,SARS-CoV)是近20年来继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2,SARS-CoV)和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MERS-CoV)之后发现的第三种引起人类急性呼吸道疾病的冠状病毒[1-3]。SARS-CoV-2感染导致的冠状病毒病(corona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主要的病理生理学改变是病毒进入呼吸道后其表面的突刺蛋白(S蛋白)与支气管纤毛上皮、肺泡Ⅱ型上皮及毛细血管内皮细胞表面的血管紧张素转化酶2(angiotensin-converting enzyme 2,ACE2)受体结合,后者随后被宿主细胞的跨膜丝氨酸蛋白酶2(transmembrane protease serines 2,TMPRSS 2)剪切下来并胞吞入细胞内。病毒在胞内复制引起细胞死亡,导致上皮-内皮屏障被破坏,大量单核细胞和中性粒细胞浸润。巨噬细胞增殖释放炎症因子,因而诱导中性粒细胞聚集,加重肺损伤,出现内皮通透性增加、肺间质和肺泡水肿,肺泡内透明膜产生,并发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ARDS)。同时,SARS-CoV-2也可感染单核细胞、巨噬细胞、树突状细胞及淋巴细胞,这一特征在细胞因子风暴的发生中也扮演重要角色[4-5]。

H7N9禽流感患者恢复期T细胞受体库特征研究

目的建立H7N9禽流感患者恢复期T细胞受体库,寻找H7N9特异性T细胞受体变化。方法收集2013年3月至5月确诊的8例人感染禽流感H7N9患者恢复期血液以及10例健康人血液,分离基因组DNA,采用Ⅲumina He Seq2000测序平台对T细胞受体库β链(TRB)抗原互补决定区3进行高通量测序,分析TRB库的多样性等特征。结果与正常组比较,H7N9患者某些TRBV基因使用频率如TRBV30、TRBV27存在显著差异。使用主成分分析降维后,发现恢复期患者TRBV-TRBJ基因配对模式与正常人有显著差别,可用于区分H7N9患者和正常人群。患者—患者、正常人—正常人之间的共享序列数量和频率明显大于患者-正常人,且患者间TRB库具有较高相似度。多样性指数在患者组明显低于正常人群,显示在感染恢复期其免疫功能仍处于相对低下状态。同时H7N9患者中超高表达克隆明显增多,且序列间存在较高相似性。结论 H7N9恢复期患者T细胞受体库有H7N9特征性变化,这些特征将为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性T细胞的研究提供重要信息。

成人支气管扩张症影像学逆转1例并文献复习

目的 支气管扩张症的定义为永久性的支气管扩张。既往有儿童支气管扩张症缓解的报道,提示支气管扩张有逆转的可能。该文报道成人支气管扩张症逆转1例,提高对支气管扩张疾病预后的认识。方法 报道成人支气管扩张症逆转1例,并回顾分析相关文献。结果 患者为69岁老年女性,持续咳嗽、咳痰病史13年,每年急性加重1~2次。发病第1年胸部CT示两肺底结构基本正常。曾接受头孢类、喹诺酮类及桃金娘油制剂治疗,症状无明显缓解。后多次随访胸部CT示左肺支气管扩张缓慢进展。发病第11年开始服用N-乙酰半胱氨酸制剂,后症状逐渐减轻,未再发生急性加重,胸部CT示左肺支气管扩张病变明显改善。结论 由慢性炎症引起的长时间持续的支气管扩张经充分药物治疗,在极少数患者中仍为可逆的。年龄、病因以及病程长短是影响支气管扩张可逆性的最重要的因素。

重症哮喘的流行病学和疾病负担

支气管哮喘（哮喘）可致患者生活、劳动能力及生活质量下降或意外死亡,公共卫生资源花费巨大.虽然绝大多数哮喘患者经过以吸入性糖皮质激素为主的治疗后能够使症状得到良好控制,但仍有5％ ～ 10％的患者是经全球哮喘防治创议（GINA）推荐的第4级或第5级治疗仍无法控制症状或虽然症状得到良好控制但减量后再发的重症哮喘[1].重症哮喘患者急诊就诊和住院治疗明显增加,病死率增加,导致沉重的社会经济负担.重视重症哮喘的识别和流行病学监测,深入了解其病程发展,评估疾病负担,对公共卫生措施的制定具有重要意义.

肺原发性黏膜相关淋巴组织淋巴瘤临床特征分析

目的探讨分析肺原发性黏膜相关淋巴组织（MALT）淋巴瘤的临床特征。方法回顾性分析2007年5月至2017年5月于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住院并经病理确诊为肺MALT淋巴瘤的14例患者的临床特点、病理特征、诊断、治疗及预后。结果病理取材中4例通过电视辅助胸腔镜手术（VATS），2例通过经皮穿刺肺活检，8例经支气管镜肺穿刺活检。病理检查结果：瘤细胞主要由中心细胞样淋巴细胞、小淋巴细胞样瘤细胞、单核样B细胞组成；瘤细胞均表达B细胞相关抗原。中心细胞样细胞型10例，单核细胞型和小淋巴细胞型各2例。4例行IgH基因重排检测，其中3例出现单克隆条带。6例行双色荧光原位杂交（FISH）MALT1基因分离探针检测，其中3例阳性。14例患者单纯化疗8例，手术切除5例；手术病例术后化疗2例，1例放弃治疗；随访12例，随访时间1-9年，复发2例，死亡2例。结论肺原发性MALT淋巴瘤临床表现缺乏特异性，确诊主要依据病变部位病理组织活检、免疫组织化学检测、IgH克隆性检测以及FISH检测MALT1l基因。

血小板动态下降对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的预后评估价值

目的探究血小板变化与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患者预后的关系。方法通过回顾性分析方法纳入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2008年至2015年收治的275例ARDS患者,从病案系统中采集患者的临床症状、实验室检查指标、疾病转归等信息。用COX回归分析、Kaplan-Meier生存曲线等统计学方法分析疾病前3 d内血小板下降与ARDS预后的关系,并进行亚组分析。结果按照纳入与排除标准,共233例患者入组,根据其疾病前3 d内血小板计数分为下降组和非下降组。单因素分析、COX回归分析、Kaplan-Meier生存曲线均显示两组的预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根据初始的血小板计数和3 d内血小板变化情况把所有入组患者分为9个亚组。通过比较这些亚组的死亡率得到两个风险组,包括持续性低血小板组(初始血小板计数<139×10~9/L,且疾病前3 d血小板增加<16×10~9/L),以及血小板下降组(初始血小板计数≥139×10~9/L,且疾病前3 d血小板下降>30×10~9/L)。其余亚组合并为非风险组。将两个风险组合并后与非风险组进行比较,单因素分析、COX回归分析、Kaplan-Meier生存曲线均显示风险组与非风险组的预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各项凝血功能指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血小板计数也可以作为风险组中手术亚组(P=0.003)、非高血压亚组(P=0.018)和肺炎亚组(P<0.001)的独立预后指标。结论血小板低下、血小板减少与ARDS的不良预后相关,可以作为临床预后评价的指标。

慢性气道病患者深吸气量与健康相关生存质量的相关性研究

目的探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哮喘及哮喘-慢阻肺重叠综合征(ACO)患者深吸气量(IC)与健康相关生存质量(HRQoL)的相关性,评估IC在HRQoL预测中的应用价值。方法采用多级分层整群抽样方法。将来自2012-2013年间中国肺部健康横断面随机分层抽样研究纳入的5271名上海市成人居民,根据肺功能结果分为COPD组、哮喘组、ACO组、其他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组和健康组。收集的数据包括肺功能检查结果、健康调查12项简表(SF-12)和COPD CAT量表数据。采用Spearman相关系数评价肺功能指标与上述HRQoL量表结果的相关性。结果与COPD组比较,通气功能障碍在ACO组更重,哮喘组较轻(P值均<0.05)。在COPD组、ACO组、其他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组和健康组中,IC均与年龄呈负相关(P值均<0.05)。在各组患者中IC与其他肺功能指标均呈正相关(P值均<0.05),且相关性在ACO组中最显著。ACO组中IC与SF-12躯体健康评分、CAT评分的相关性均较其他组更显著。ACO组中IC与CAT评分的负相关性较其他肺功能指标更显著(ρ=-0.45,P<0.001)。结论IC是影响ACO患者生存质量的重要肺功能指标,在评估ACO患者疾病严重程度中有应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