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教师资源配置的底层逻辑、管理困境及其破解

人力资源合理配置不仅是化解资源稀缺性与需求无限性之间矛盾的有效途径,也是建设高质量教育发展体系的重要保障。人力资源合理配置涉及事、岗、人三个要素,存在着“依事设岗,以岗选人、人适其岗,用人治事、以事成人”的底层逻辑。然而,当前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在教师资源配置管理实践中未完全理顺“事、岗、人”之间的基本逻辑关系,陷入岗位分类粗放,“事”与“岗”未实现相互映射,“因岗定编”与“依编定岗”的因果关系倒置,乡村教师资源区域性整体供给与学校具体需求相脱节等配置管理困境,乡村教师资源浪费、错配、低效等问题依然突出。为此,应遵循人力资源配置底层逻辑,因事设岗,构建精细化的专业技术岗位体系;按岗配人,基于学校岗位体系分类分步改革编制制度;技术更迭,探索信息技术支撑的区域教师资源配置机制。

教师参与教育政策制定的困境分析及路径探索

在教育领域推进教师参与教育政策的制定,体现了一种全新的教师责任、权利以及教育管理观念,不仅有助于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保证教育政策科学化、民主化,而且是保证教育政策顺利实施、减少教育政策实施阻力的重要举措。当前,我国教师参与教育政策制定还存在制度化的参与路径不足、参与教育政策制定的教师组成无法确定、教师分享教育政策制定的影响力不足等方面的困境。要充分发挥教师参与教育政策制定的积极作用。应分层次探索以获取教育政策信息为目标、以增强教育政策接受性为目标、以分享教育政策决策权为目标的教师教育政策参与路径。

山区低年级教学点师资建设政策工具的优化选择

山区低年级教学点作为义务教育体系中最薄弱的环节,面临着教师整体素质低、优秀教师短缺、年龄结构老化等突出问题。教师是教育的第一资源,农村义务教育师资队伍建设是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关键,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决不能忽视山区低年级教学点师资建设。为此,教育行政部门应当科学地推进山区低年级教学点师资建设,优化和完善政策工具的选择、组合、配置,让山区低年级教学点的孩子也能享受到优质师资。

教师参与教育政策执行的价值与路径探索

教师参与教育策策执行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教育政策民主化的内在要求。在教育政策执行过程中,教师具有决策者、执行者、评价者等多重主体属性,因而教师参与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政策执行的效果。教师参与教育政策执行能够充分发挥教师在学校教育中的特殊身份作用,减少教育政策失真。我国教育政策执行中的教师参与一直处于弱势状态,教师参与应在教育政策执行的不同阶段从政策解释、政策宣传、政策实验、政策监督等有参与价值的环节入手,发挥教师在教育政策执行不同阶段的不同角色作用,从而有效分享教育政策问题信息,增进教育政策的接受性,监督并巩固教育政策执行。

探索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对山区农村低年级教学点的影响

近年来,在我国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的背景下,很多行政村的教学点或完全小学变成了低年级教学点,这些低年级教学点渐渐成了我们遗忘的"角落",在教学质量上与城镇小学同年级的差距不断加大,严重影响到我国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在现有条件下,农村教学点应在教师管理、学生管理、实施小班化教学等方面多加努力,以保证有高质量的教育教学,进而缩小城乡教育差距,促进教育均衡发展。

影响教育政策制定的宏观因素分析——以《校车安全条例》为例

近年来,我国校车安全事故频发,造成未成年人的重大伤亡。为保障乘车幼儿、学生的人身安全,国家相关部门正着手制定《校车安全条例》,并以草案的形式全文公布,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结合影响教育政策制定的宏观因素,分析影响《校车安全条例》制定的相关因素。

探索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对山区农村低年级教学点的影响

为解决农村中小学生源减少、办学条件差、教育教学质量低等问题，我国从2001年起逐渐采取了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政策，旨在通过结构优化，合理整合农村义务教育资源，促进农村义务教育的均衡、可持续发展。然而，不少地方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抛弃了因地制宜原则，

影响教育政策制定的宏观因素分析--以《校车安全条例》为例

教育政策是公共政策的一种类型，是指为了解决教育领域所产生的公共问题，政党、立法机构、政府等所制定的教育方针、行动纲领、教育法规、条令条例等多种行为规范和活动过程的总称。教育政策的出台是和一定的社会环境相联系的，

全日制教育硕士研究生案例教学的桥梁作用

分析了案例教学在全日制教育硕士研究生培养中的作用,认为案例教学是连接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桥梁,充分发挥案例教学中教学目标实践取向、教育情景实践应用、教学内容实践转化、教学效果实践迁移等作用机制,可以较好弥合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之间的裂口、保障教育硕士的人才培养质量。为进一步提升教育硕士研究生案例教学的质量,培养单位应加强教育硕士案例库建设和教师队伍建设。

从“适应”迈向“引领”:高校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发展路径

高校是承载大众化背景下应用型人才培养的主体,承担着为社会发展输送大批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重任,应把握好人才培养与社会发展需求之间的关系。应用型人才的演变经历了从工匠到工程型、技术技能型人才这样一个过程,是技术进步适应社会发展所使然;社会发展需求催生与之相适应的高校应用型人才培养,从中世纪大学到德国的应用科学大学,其应用型人才培养往往是在社会发展需求的导向下应运而生。然而,高校应用型人才培养不能只是迎合社会需求,也有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通过对人的型塑,能够超越适应,引领人工智能时代。为此,高校应加强对应用型人才的应用性培养;实施跨学科应用型人才培养;注重学生"关键性能力"的培养,以此增强应用型人才的有效供给。

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培养计划十年:成效、问题与建议

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实施十年以来,为民族地区培养了大量的高层次人才,对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加强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维护民族团结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培养计划实施十年后,在招生、培养和后期服务管理等环节上出现了诸多问题,影响了政策实施效果,阻碍政策发挥作用。该计划政策的改革需要进一步改进相关措施,细化实施意见,促进政策与国家和民族地区的发展相适应。

从理论到实践有多远?——专业学位研究生案例教学的知识转化机制探讨

作为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的一种学位制度,专业学位教育以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为核心,强调实践性与应用性,但在实际培养过程中,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能力培养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传统的知识观强调个体对知识的客观反映,新的知识观强调从知识的个体占有到基于社会情境知识的共同建构过程。知识的学习是从陈述性知识到程序性知识的一个连续、完整的过程,案例教学在此过程中通过案例呈现、情境模拟,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在理论学习与实践训练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蕴含从陈述性知识向程序性知识的过程性转化。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应充分利用案例教学的事实呈现、互动讨论、情境联系和实践体验等环节,帮助研究生从静态陈述性知识向动态程序性知识转化,缩短从理论到实践的距离,促进其成为合格的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

地方高校跨学科复合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学科集群探究

互联网时代推进各项技术加速融合,职业岗位由单一型向综合型转变,集理论与实践于一身,能够解决社会复杂问题的跨学科复合应用型人才应运而生。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变客观上要求地方高校聚合学科资源,对现有学科知识重新规划,形成有利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跨学科组织结构。跨学科复合应用型人才培养需要在学科集群范围内通过多学科、跨学科训练才能完成,因此地方高校应坚持集群式学科发展,构建优势特色学科集群。鉴于此,因其类型不同,地方高校可按照"卫星环绕"或"经纬交织"型学科组织模式建构学科集群,以此搭建分阶段、多平台培养体系,设置模块课程,建立跨学科联结与实践的教师共同体,实施综合性实训,着力培养跨学科复合应用型人才。

教师参与教育政策制定的价值与困境分析

教师参与教育政策的制定不仅是现代民主政治制度下的一项基本公民权利,而且是我国推行民主政治的重要标志。教师参与教育政策的制定渗透着以人为本思想和人文关怀,强调倾听基层"民意",兼顾不同教育体系的利益,协调平等与效率,实现政府与教师的有效沟通。当下,广大教师参与教育政策制定还存在许多障碍,但人民教师特殊的身份对参与教育政策制定意义重大。

学费补偿贷款代偿政策调查研究与对策分析——以西南大学为例

近些年来,为缓解大学生就业压力,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其中,学费补偿贷款代偿政策具有显著代表性。为更好的了解大学生对学费补偿贷款代偿政策的执行意愿,以西南大学全日制本科生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政策对象覆盖范围、城乡大学生服务意愿、专业供需、区域服务意愿等方面进行调查,分析现状,找出问题,并从扩大政策对象、增强宣传引导、促进校地合作、增加优惠政策、建立长效机制五个方面提出合理化建议,从而进一步提高学费补偿贷款代偿政策的实施效果。

“内生-协同”发展方式下少数民族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培养探索

民族地区处于国家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特殊地位,其发展事关国家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事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现。当前,我国民族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足,经济、文化、教育的协同度偏低等问题。"内生-协同"发展是激发和培育内生发展动力,注重经济、教育、文化协同发展的一种方式,有利于解决民族地区的发展困境,促进其可持续发展。民族地区"内生-协同"发展的关键在于发挥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支撑引领作用,构建以民族地区地方院校、民族院校、综合性大学民族人才培养平台为主的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三位一体,能够有效推进高校少数民族应用型人才培养。

应用型高校教师专业实践能力提升的制度困境及其变革逻辑

教师专业实践能力属于应用型高校教师的核心专业素质能力,其与高校教师管理制度息息相关;现阶段,应用型高校教师管理制度学术导向、学术考量倾向明显,缺乏对教师专业实践能力提升的明确指向与规范举措,成为制约教师专业实践能力提升的掣肘。究其原因,以国家评价评估体系为主的外在制度环境诱发应用型高校教师管理制度异化,而内在'学术漂移'倾向引致应用型高校教师管理制度趋向学术本位。提升应用型高校教师专业实践能力存在着国家、地方、高校三个层面的制度变革逻辑,包括创设教师专业实践能力提升的外部制度环境,深化省级政府责任落实、扩大应用型高校教师管理自主权,调整和完善应用型高校现行教师管理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