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反洗钱金融情报集团组织体系进展与启示

国际反洗钱金融情报合作机制进展主要包含两个重要内容,即:组织体系进展和制度体系进展。以埃格蒙特集团为核心的国际反洗钱金融情报合作组织体系进展,尤其是成员机构规模发展和全球覆盖水平提高,给我们如下启示:成员机构扩张必将有力推动世界范围内反洗钱金融情报合作"国际标准化"发展,而金融情报合作的"国际标准化"发展,客观上会对非成员机构的金融情报合作形成压力,并使非国际标准化的合作变得越来越困难和没有效率。因此,尽快择时加入该情报集团,已成为我国参与国际反洗钱活动的必选。

我国参与国际反洗钱金融情报合作问题研究——基于FATF关于中国反洗钱评估报告的分析

本文通过对反洗钱金融情报工作相关国际文献进行解读后发现:一方面,FATF和埃格蒙特集团这两大国际反洗钱组织在金融情报工作制度体系和组织体系的协同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以埃格蒙特集团为核心的国际金融情报合作机制在世界范围内的覆盖水平迅速提升;另一方面,中国自2007年成为FATF成员国以来,参与金融情报国际合作进展缓慢,形成明显"反差"。随着中国在国际反洗钱领域整体参与程度的提高,上述"反差"实际反映的是中国参与反洗钱金融情报国际合作机制的紧迫性问题。因此,中国金融情报体系加入埃格蒙特集团将是必然选择。

中国洗钱刑事定罪立法研究

洗钱刑事定罪立法是整个刑事立法框架中一个特殊的部分。随着中国开放程度提高和经济发展与国际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密,洗钱刑事犯罪治理已逐渐上升成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治理问题。而与此相对应,中国洗钱刑事定罪的立法进程、立法现状也成为反映中国洗钱犯罪刑治水平的一个重要方面。

论直接融资发展与银行金融体制改革

论直接融资发展与银行金融体制改革侯合心建立健全金融市场和国有专业银行走商业化的道路是我国金融改革的两个重头戏。这两个重头戏也基本代表了非银行金融和银行两个系统的改革和发展的问题。大力发展直接融资是建立健全金融市场的核心内容，但是，对于发展直接融资，扩...

论我国经济学学术思辨机制缺失

纵观世界经济科学的发展历史,学术思辨无疑是经济科学自我完善、析出真理的重要动因。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由于经济社会发展已跨入转型和提高发展质量的重要历史时期,深度经济学理论说理和经济实践伦理标准的讨论,对于完善经济科学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已显得尤其重要。但深入分析中国经济学现状看到的却是:以学术批判和争论为核心的学术思辨机制的严重缺失。

《全球洗钱及恐怖融资威胁评估体系》解析与借鉴

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为推动国际反洗钱监管体系的深化发展,进行了三个方面的重大创新,对此所解析、并对可借鉴性进行探索的《全球洗钱及恐怖融资威胁评估体系》,就是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推动国际反洗钱监管体系深化发展的三个重大创新的标志性文献之一。

经济学伦理理论溯源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新时期由核心政治伦理决定的、突出人文内涵的社会发展目标。在这个社会总体目标确立以后,经济科学必须回答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市场成为国民经济生活的重要方面后,将如何正确认识市场经济制度"竞争伦理"与新的社会发展目标之间的关系;二是在计划经济"平均化伦理"和市场经济"自由竞争伦理"二者均不能完整反映社会人文发展目标要求的前提下,那么适应中国社会的经济学核心伦理将如何确立?而要回答这样的问题,显然需要对经济学伦理的发展及演化做一次理论溯源。

新时期中国经济学伦理问题思考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政治构想,以及关注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社会发展目标提出来之后,确立新的和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经济学核心伦理,就成为中国经济科学发展的关键,而科学、客观地认识与经济科学伦理相关的种种中国经济现实问题,又是确立新时期中国经济科学伦理必须认真加以研究的重大课题。

转贷政策下政府信用异化研究

表面上看,中央财政实行国债转贷,似乎仅仅是国债投资资金运作方式的改变,但是,只要对这一政策作理论和实践上的深入分析,就会发现:转贷政策在改变政府信用资金运作方式的同时,还引发了一些值得深入研究和讨论的制度性异化问题。

和谐社会建设与当代中国经济学家责任——兼论《预言与劝说》之经济学伦理内涵

《预言与劝说》是经济学家凯恩斯的重要文集之一。这本文集既是凯恩斯政治学思想与经济学思想相互交织的体现,同时也是凯恩斯实践其经济学家责任伦理的真实记述。对于经济学家的责任伦理实践,凯恩斯不仅有独特的认识,而且在方式上也很有独创性,这对于当代中国经济学伦理和新时期中国经济学家的责任实践而言,无疑具有一定的研究和借鉴价值。

直接融资发展理论与现实

在当今世界经济金融发展中,直接融资占有越来越重要地位.从目前的情况看,世界金融仍然处于迅速发展和剧烈变化之中,将直接融资发展的内在必然性放到宏观经济学说中作理论归结,也许还为时过早.但是,从一国经济金融运行看,直接融资发展与一国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却是客观存在的.一、关于间接融资一般意义上的间接融资,是一种有金融机构作为媒介体参与的资金融通方式,它以银行信贷最为典型.盈余部门的融出和亏拙部门的融入,通过金融机构向盈余部门售出间接证券和购进亏拙部门的直接证券来实现.追溯世界金融发展的漫长历史,间接金融有过独占历史的辉煌.无论是较早步入现代经济历史的西方发达国家,还是正处于发展过程中不发达国家,都无一不是经过这样一个历史发展过程.间接金融作为金融发展的一个较长的历史存在,以及在现代金融中逐步让位给直接融资或变成与直接融资平分秋色,都与一国乃至世界经济发展水平,以及间接融资的技术特点、运作环境密切相关.1、间接融资基本特点按照我国建国以来的金融发展实际,所谓间接融资就是指以专业银行和少数非银行金融机构作为中介的企业间的资金借贷.其特点可简略归纳如下.(1)、运作技术特点.在我国,与间接融资有关的金融机构主要是经营传统金融业务的银行机构.但是,改?

地方国债转贷资金管理的理论与实践探讨

中央政府实行国债转贷政策,实质上是对地方政府不能直接发债筹资政策的一种替代方式。与中央无偿拨付地方使用的国债建设资金比较,转贷资金具有明确的信用本质和直接的效益本质。因此,针对转贷政策下国债资金特质改变,对相关管理制度和办法做出适应性调整,使之与管理需要相匹配,已成为地方政府对国债转贷资金实施效益管理的关键。

国有商业银行机制变革中的非显性问题

就中国银行业发展来说,对国有商业银行进行股份制上市改革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因为它表明国有商业银行机制变革时代的到来。但是,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毕竟是在我国特殊的制度环境下进行,股份制上市改造可能会使机制变革中的一些显性问题得到解决,但对于由历史惯性所决定的一些非显性问题能否在改革过程中真正得到解决,这显然是值得改革者认真思考。

资本约束、杠杆率新规与监管效果:来自中国上市银行的证据

自巴塞尔协议Ⅲ公布并在中国实施以来,资本约束和杠杆率新规监管实施效果究竟如何,已成为中国银行业监管理论和实践值得关注的问题。本文采用联立方程模型,对中国上市银行执行和实施资本约束及杠杆率新规进行了实证检验和分析,结果表明:无论是资本充足率还是杠杆率指标,都基本实现了有效降低中国上市银行资产风险水平的监管效果,但是,这两个监管工具实施对银行绩效的影响存在差异。研究进一步发现,两个监管工具的实施,在样本期间并没有对中国上市银行形成显著监管压力。

经济转型下的外商直接投资、国内资本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时间序列数据的计量检验与实证分析

经济转型背景下,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引入外商直接投资。本文对1985年-2010年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国内投资与经济增长的总量时间序列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FDI与国内资本对我国的经济增长的影响显著,都是GDP的格兰杰原因,与经济增长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FD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小于国内资本,并且FDI与国内资本还存在相互挤入效应。

反洗钱金融监管模式国别研究

本文首先系统归纳、比较了国际上具有代表性的四种以"风险为本"的反洗钱监管模式,随后介绍了我国反洗钱监管模式的建立与发展,分析了其各自的建构基础和执行机制,并阐述了金融监管部门在其中应发挥的作用和承担的责任,最后提出了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郑汴一体化的区域产业优化研究

郑汴一体化是中原城市群建设的重要环节,郑州和开封的区域产业优化能够推动两个城市之间资源优化,促进中原城市群向纵深发展。但郑汴一体化的过程中依然存在产业低级化程度明显和高级化推动力量不足等问题。因此,试图从金融发展促进产业升级和高级化的角度,通过放开中小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限制,促进金融深化和自由化来为郑汴一体化的产业优化和聚集提供金融支持,促进郑汴一体化的区域产业优化。

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差异及其影响的实证分析

在简要分析我国居民消费结构演变趋势的基础上,运用ELE模型对城乡居民消费结构进行比较分析,总结了二元消费结构的特征,分析了其对消费需求的影响,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试论城市信用联社模式

近年来,为加强城市信用社的管理和建制工作,各地相继组建了一批城市信用联社,试图通过建立这样一个行业组织来理顺城市信用社与宏观经济金融环境的关系,实现对城市信用社的规范化管理。对这一问题笔者拟在理论上作一些探索,以求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浅析我国专业银行的货币供应机能

本文拟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对专业银行的货币供应机能问题进行探讨。1.专业银行与中央银行对货币供应机制作用的比较。我们知道,基础货币是社会货币供应的母体,它由法定准备金存款、超额准备金存款和现金三个部分组成,即B=RR+RE+C。基础货币B的总量和构成变动,是货币供应机制作用的核心。下面我们要讨论的是专业银行与中央银行在影响货币供应机制方面的作用的区别。区别之一,中央银行是通过运用政策工具,既影响B的总量,也影响B的构成,从而达到扩张或收缩货币供应的目的;而专业银行只能通过业务活动影响B的构成,其直接目的是增强信贷能力,由此而产生对货币供应的影响,是非目标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