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临时政府档案中的公文纸式及程式变革述论

公文用纸的颜色、图案,纸幅大小,及纸张的程式布局,历来在我国古代的政务实践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从清代到南京临时政府,公文纸式及程式发生了划时代的变革:最高元首的公文与普通官署一样,皆用白纸,无图案,纸张用相同的折式,纸幅无分大小。公文无论上行下行,折面布局(程式)趋向简明和统一。这种变革,集中体现了南京临时政府对肃清专制流毒和贯彻平等精神的强烈追求,也奠定了民国时期公文纸式的基本原则。

简论民国公文的旧式套语及其简化进程

民国公文多以套语来架构。旧式套语在标明公文层次起讫承转的同时,也是一种区分官署尊卑等级的语辞符号,一种权力修辞。旧式套语因圆滑取巧、繁复费解而屡遭讨伐。民国时期不断简化,却终难消除。这不仅在于公文文体本身催生套语,还在于集权政治造就公文的复制性生产。

古代殿试策问发论刍议

古代策问试题是以文章形式出现的,其发问的方式很特别:先发论,在论的基础上再发问,以论带问。策问发论多以儒家经典为缘起和依据,以正史为线索。这种现象有其必然性。殿试科举本身是一种政治录用,它选拔的是文官而不是思想家,它需要用儒家思想(官方意识形态)来检测士子的政治素质,也需要在政治思想方面对应考士子作出引导和规范。策问以儒家经典为发论依据,促使科举士子只能在体制下言说,但同时也让答题士子学会了偷懒和取巧,因为答案已经隐含其中。

南京临时政府档案中的公文纸式及程式变革述论

公文用纸的颜色、图案、纸幅大小,以及公文的程式布局,历来在我国古代的政务实践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从前清到南京临时政府,公文纸式及程式发生了划时代的变革:最高元首的公文与普通官署一样,皆用白纸,无图案,纸张用相同的折式,纸幅无大小之分。公文不分上行下行,折面布局(程式)趋向简明和统一。这种变革,集中体现了南京临时政府对肃清专制流毒和贯彻平等精神的强烈追求,也奠定了民国时期公文纸式的基本原则。

试述民国公文称谓格式的演变

我国古代是一个身份等级社会。公文中的称谓，因为能够直接体现出官署之间的尊卑高下，契合了等级政制的需要，所以历来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形成格式规范而被严加恪守。发展至清，其格式之繁已臻于极致。及至民国，复杂的称谓格式却逆转而下：渐趋简化，甚至解体。这个演变过程折射出我国公文“礼仪”让位于“效率”的现代化精神。

北洋政府时期公文的署名盖印之争

署名盖印之规定 署名和盖印,是公文制成过程中的最后两道程序,表示对公文内容负责,也是公文生效（具有法律效力）的标志。

民国时期的通电公文

一、通电作为电报类公文 通电，就是面向广大范围公开拍发的电报。电报类公文有通电、贺电、唁电、指示电和普通电报等。通电是电报的一种。电报，在中国出现于清朝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因为传递信息快捷，许多军国政要的处理都开始采用电报，但当时只把电报看作是正式公文的先行抄件，在效力与责任上不如正式公文。北洋政府时还规定，遇有紧急公务，可以拍发电报，但强调如须补具正式公文，仍应补具。直到1942年国民政府在《公文程式条例修订草案》中才规定：“各类公文程式，如时间紧迫时，得以电或代电行之”。并没有提出补具正式公文的要求，这才把通电、唁电、指示电等一系列电报视为正式公文。

民国公文的白话化转型

民国时期白话文运动如火如荼之时,公文领域却依然故我地使用文言,白话化(真挚平易)虽然一直是公文语体的实践方向,但进程却相当缓慢,成绩也乏善可陈。官方公文坚守文言的背后,既有语言因素,公文的程式结构与文言长期契合,白话一时难以取代;也有社会政治因素,标举文言在于维持精英主义的知识体制和特权阶层的文化霸权,文白的分野标示着阶级的对抗与话语权力之争。

民国时期现代秘书学的开创之作——简论邹韬奋的《书记之知能与任务》

最近翻阅民国书刊，偶然发现1926年出版的邹韬奋编著的《书记之知能与任务》一书，细细阅看，其内容体例竞俨然是一本“现代秘书学教程”。一直以为中国现代秘书学的诞生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事情——这也是秘书学界的共识，不想邹韬奋早在1926年就已经初创了现代秘书学的学科框架。笔者查阅文献索引，发现邹韬奋这本书竟从未被当代任何一部秘书学著作提及。因此笔者认为该书对当下秘书学史的研究不啻是一个新的史料发现，其学科意义不同寻常。现不揣浅陋，试对其作一述评。

刘勰的“对策写作论”对现代申论写作的启示

关于现代申论考试的渊源，可以追溯到西汉的策试。汉文帝曾两次下诏，命令各地举荐贤良之士，并采用“策问”的方式亲自考察被举荐者对当前政务的见解，应试者作出的书面回答即是“对策”。汉代策试制度开创了我国历史上延续千百年的科举考试制度的先河。此后，历代考试都把策问列为主要的考试形式。虽然不同社会制度下考试性质和考试目的不同，

破坏病、暴露癖与自恋症——谈匿名传播对网络文学写作的消极影响

1993年，美国画家斯坦纳的一幅漫画，描述了这样一幅情景：两条狗在网络中漫游，大狗得意地教诲小狗说：“在网络上没人知道你是一条狗。”这幅漫画经典地体现了网络传播匿名性的特点：参与者主体身份处于一定程度的隐匿状态。也就是说，在网络中。你可以是任何一个人。也可以不是任何一个人。

应正视公文写作教学中的“行政”问题

笔者一直从事秘书专业公文写作课程的教学，近年来发现一个很严峻的问题：我们培养的毕业生，驾驭文字的能力、对写作格式的掌握和文体表达方式的了解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但到工作岗位之后草拟的文稿大多遭到用人单位的否决和非议。

谈电影《孔雀》的叙事艺术

前不久．顾长卫执导的影片《孔雀》获得第55届柏林电影节银熊奖。一时间，《孔雀》在国内外竞相“开屏”。作为“第五代导演的终结作品”(王朔语)，《孔雀》在叙事上的艺术应该说是老到、纯熟、集大成的，因而也就颇具研究和借鉴价值。

谈网络写作中的游戏精神

网络文学的产生与发展，先天地伴随着游戏色彩。当今网坛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炙手可热的网络写手大都不以写作为业，他们有自己专门的研究领域（与文学相去甚远），譬如宁财神的专业是国际金融，俞自眉学的是计算机，邢育森是通讯专业的研究生，李寻欢从事的是经营管理，安妮宝贝的职业是金融、广告，他们都不靠写作来维持生计，写作于他们只是玩票性质的活动，娱乐、消遣或者调剂，如痞子蔡宣称自己写作是为了“放松心情”“分享快乐”，宁财神则宣称是“为骗取美眉的欢心”。而所谓“网络文学”，一开始就是他们玩电脑“玩”出来的，网上聊天“聊”出来的，就是他们心血来潮信手涂鸦的结果。可以说，网络写作与生俱来就与游戏难分难舍。当然，网络写作所能达到的高度，也难以越过游戏的藩篱去。它们是一对生死冤家。

简述民国平行公文的演变兼论文种演进的规律

公文文种体系的演进,既受政治体制等外部客观因素的制约，同时也是文种自身自然选择的结果。文种体系的每一次人为规范，从横向看，基本都能全面地表达同家政务中该行移方向的所有事由，因而自足稳定，但从纵向看，同一行移关系的各个相近文种之间，则常常呈现一些不平衡的状态：文种设置数量多寡不一，

南京《临时政府公报》档案中的“广告”刍议——兼对广告史研究的一点补充与修正

一《临时政府公报》中的广告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等在南京组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同月29日开始出版《临时政府公报》,4月1日,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随之,公报于4月5日停刊。该公报一共58号,因系政府官报,所载多为政府法律、命令、各官署往来咨呈函电、布告等公文,但也刊载了约略10则广告。与我们惯常理解的商业广告不同,《临时政府公报》中所刊广告,包罗甚广,当时广告之使用情形可见一斑。如下所示：

好文章未必是好公文——以海瑞《治安疏》为例

公文是文章的一类，但公文又是一类特殊的文章。曹丕说，“文章，经国之大业”，能经国纬世的不是一般文章，而是公文。由于这个原因，公文和一般文章的评价标准也就不同。

试述民国公文称谓格式的演变

民国时期,我国公文称谓格式的演变是一个由繁趋简的过程,一个由"各行规则"到"趋于一律"的过程:公文称谓词大量减少,公文自称被划一;公文署名程式也逐渐走向统一。这个"趋于一律"的演变过程,反映了公文"礼仪"让位于"效率"的实质,折射出我国公文工具化、平等化的现代化精神。

简论曾祥芹的文章变体理论及其方法论意义

曾祥芹的《文章本体学》《实用文章学研究》对传统的文章变体现象作了系统的梳理和精辟的阐发。其对文章变体发生的必然性,常体与变体的调和,变体之于文章史的推动,当下两栖文体集群的变体实质,都有精粹严谨的论述。既见独断之力,又有考索之功。他的变体理论同时具有方法论价值,他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对重新分析当下的跨类文体和名家名篇,重新解读文学史现象,都具有不容小觑的建构意义。曾祥芹让传统的理论资源焕发出了十足的当下性。

《呼兰河传》:“回家”以及对“回家”的解构

在《呼兰河传》的潜隐主题形态表达中,萧红以女性话语重操乡音寻找家门的隐喻方式,清唱了一首“回家”之歌。她一方面借助对精神家园的重建,力图在对自然本源的精神归返中,达到对伤痛的医治和灵魂的自救;另一方面,又挺进了生活的纵深处,通过对小城人物日常生存的书写,超越了心灵回归而趋向了精神自醒,看到了“回家”的虚幻和自赎的无望,无形中解构了“回家”。“回家”与“欲回不能”拉出的巨大张力,是萧红尴尬却无以逃遁的生存困境的哀伤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