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农户视角的人力资本投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为抑制城乡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我国明确指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在此背景下,中国农户人力资本投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及作用机理尚不明确。因此,文章选用固定效应、随机效应等方法,采取来源于2013—2019年的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将农户人力资本投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在全国层面上,农户人力资本投入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其中农户健康人力资本以及教育人力资本的增加,对平抑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效果;在区域层面上,东部地区农户人力资本投入的增长效应十分显著,具体而言,教育人力资本及迁移人力资本极大地缩小了东部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验证了人力资本投入受经济发展水平及政策导向方面的增量作用。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三点政策建议:(1)增加农户人力资本投入,尤其是教育人力资本、健康人力资本以及迁移人力资本;(2)更加重视中、西部地区农户人力资本投入,实现各项人力资本同时发力;(3)重视偏远农村地区卫生医疗保健服务,提高农民受教育水平,培育职业农民,建立完善的劳动力就业市场机制等。

人力资本投入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为缩小城乡地区差距、促进农村发展,我国实行了"乡村振兴"战略,而农民增收是实行"乡村振兴"的关键。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人力资本投入对农民收入的影响虽然日渐显著,但影响路径尚不明确。因此,文章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8年数据,利用OLS回归模型、倾向得分匹配等方法,在充分检验了多重共线性以及内生性的基础上,实证研究了我国人力资本投入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研究表明:(1)人力资本投入的增加能够有助于农民增收,即人力资本投入对农民收入具有显著的增强作用。(2)人力资本投入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因性别、东中西部地区及收入阶层而呈现结构性差异。从性别层面分析,人力资本投入对男性收入的影响大于女性;从区域层面分析,东部地区人力资本投入的增收效应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验证了人力资本投入受经济发展水平效用的增量作用;从收入阶层方面分析,收入阶层越高,人力资本投入对农民收入的影响越大。文章提出四点政策建议:优化农民创业培训体系;完善农村地区人力资本投入,尤其注重女性人力资本投入;促进教育公平;发挥人力资本投入的经济增量作用。

我国农村基础设施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

研究农村基础设施对农民收入的影响,采用倾向得分匹配(PSM)模型,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实证分析农村基础设施对农民收入的增长效应和分配效应。结果表明:农村基础设施对农民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生活基础设施对中部地区的收入增长效应最为显著,而对东部和西部地区影响不显著,生产性基础设施对东部地区影响最为显著,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影响最小;研究还发现,农村基础设施对低收入农民的影响显著高于高收入农民,收入较低的群体从农村基础设施中获益更多,这意味着农村基础设施具有收入分配效应,可以促进社会公平。农村基础设施已经成为推动农业发展、增加农民收入的关键因素,在增加农民收入,缩小收入差距,改善农村收入不均等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

农户参与商业保险积极性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数字经济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数字经济是否影响以及如何影响农户参与商业保险,是推进农村地区商业保险发展的关键,其研究在政策实施方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在理论框架分析的基础上,将数字经济数据与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库进行匹配,使用Probit模型,从农户角度考察数字经济对参与商业保险的影响,在丰富研究视角的同时也从区域异质性和风险态度异质性两个维度对农户参与商业保险的影响进行扩展研究。研究发现:(1)数字经济的发展对农户参与商业保险具有正向作用,数字经济每增加1个单位会使得农户参与商业保险的概率提高19.4%,这种影响在增加控制变量或更换模型之后依然显著。(2)数字经济对农户参与商业保险的影响,因区域、风险态度而呈现结构性差异。从区域层面分析,西部地区数字经济促进农户参与商业保险的作用大于东中部地区;从风险态度层面分析,数字经济对农户参与商业保险的积极影响在风险偏好性群体中更加显著。(3)在影响农户参与商业保险的其他因素中,较高程度的受教育水平、完善的婚姻状况等均对农户参与商业保险产生了促进作用。基于研究结论,文章提出加快数字经济发展、尤其注重欠发达地区数字经济体系建设,完善金融市场体系,加强保险知识的普及等政策启示。

当代农村人情消费现状探析

众所周知,中国历来是一个重人情、讲究礼数的国家。人们在相互交往过程中,通过人情往来人们实现了自身的某种需求。但是随着社会化进程的加快,经济水平的快速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随之而来的人情风却愈演愈烈。人情消费出现了形式多样化、消费频率不断加快、消费支出比重过大以及消费方式呈现货币化趋向的现状。这不仅加重了农民的负担、污染了农村社会风气,而且影响农民的正常生产活动。为了加强农村乡风文明建设,沿袭良好的传统文化习俗,这就要求政府加强对农村人情消费的引导,媒体倡导农民合理消费,农民加强自身的规划与管理,只有通过政府、媒体、农民自身等多种途径进行倡导,农民人情消费才能回归理性。

本土化视角下社工机构与居委会关系问题研究——以东营J社工机构“爱暖夕阳”项目为例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由于经济结构调整、企业改革、人口结构和居民需求变化等,整个中国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对我国社会管理方式和社会组织方式的转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迫切需要政府转变职能关注民生,这为社会工作以及社会工作机构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机遇,社工机构也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起来。以一个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的实践为个案,揭示了专业社工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机制嵌入原有的行政社会工作之后,对街区原有治理主体——居委会,形成的挑战和适应的过程,并提出解决方案。

户籍差异与婚姻质量——基于中国家庭动态追踪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地理空间距离对个人择偶选择的限制,伴随劳动力资源流动范围的扩大而逐步减小。本文使用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2016年数据,研究了户籍差异对婚姻质量的影响,结果发现:首先,异地结合的夫妻幸福感更强;其次,户籍差异对婚姻幸福度的影响因户口类型、东中西部地区及收入阶层而呈现结构性差异,具体表现在:非农户口的个人,嫁娶异地配偶,幸福感会增强;东中西部比较而言,婚姻的互补性对中西部地区的幸福感比较显著;而收入阶层越高,地域户籍差异对家庭幸福感的影响则越大,验证了双方事业、精神的互补性对主观幸福效用的增量作用。最后,文本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和工具变量法解决内生性问题,加强了地域户籍差异影响婚姻幸福度结论的稳健性。

人情支出对商业保险参与的影响--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数据

人情往来与商业保险是两种不同的风险分摊方式,在风险管理方面各有优缺点。基于2014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运用probit模型探究了我国居民的人情支出对商业保险参与究竟有何影响。研究发现:人情支出对商业保险参与具有负向影响;纵向来看,相较于2014年而言,2018年人情支出对商业保险参与的负向影响更大;横向来看,欠发达地区家庭人情支出对商业保险参与的负向影响更加明显,风险厌恶家庭人情支出对商业保险参与的负向影响更加明显。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了合理引导人情支出与发展商业保险的相关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