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林述学——《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自序

一九八○年夏,吴泽同志自沪来京,约我编选一本史学论文集,列入他主编的《中国当代史学家丛书》。这使我既感荣幸,又觉汗颜。作为史学队伍中的一个老兵,只得从命,故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思想史研究室的同志们编辑出版了这本史学论文选集,把它奉献给读者。我从事史学研究虽已五十年,但我是在经过一段曲折道路之后才跨入史学门槛的。这里,我想先讲点个人经历和思想变化。我出生于清朝末年山西平遥的一个封建家庭,自幼受旧学教育。

汉代士大夫与汉代思想的总倾向

1950年,外庐同志著《汉代社会与汉代思想》一文,由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出版,供系内师生讨论之用。全文共分四节。第一节,汉代生产手段的社会性质。第二节,汉代劳动力的社会性质。第三节,汉代社会编制的诸特征。第四节,汉代士大夫与汉代思想的总倾向。当时好象是只印一百本,外间流传甚少,历史系存有此文者也少。现幸得李书兰同志所藏之本尚属完好,今将第四节在本刊发表。

深沉的怀念——纪念杜国庠同志逝世二十周年

一九八一年一月十二日,是杜国庠同志逝世二十周年纪念日。岁月流驶,杜国庠同志离开我们竟如此多年了。然而,我对他的怀念并没有被时光冲淡。在学术史研究工作向新的领域深入的时候,在我回顾过去漫长的战斗历程的时候,晴窗涉笔,或风雨灯前,偶一凝思,杜老的神情风貌就浮现在我的眼前。如此亲切,如此可望而不可即啊!倘若人生有所谓“执着”,那么,这种确然不可磨灭的“执着"该是十分可贵的吧。因为这中间凝结着我们在学术战线上并肩战斗的深情厚谊,而这种情谊是极其宝贵的。

深切悼念尹达同志

一九八三年七月一日,尹达同志不幸病逝于首都。噩耗传来,我悲痛难言,不能自己。他的逝世,对于我国史学界,特别是对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是一个重大损失。就个人而言,尹达同志和我合作共事几三十年,而在十年浩劫中,我们更是患难与共的知己,他溘然离世,使我失去了一位亲密的同志和兄弟。悲痛之中,往事历历,思绪万千,谨以此表示我对他的深切悼念。尹达同志是我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考古学家。半个多世纪以来,他怀着对科学真理的追求的态度,一直在历史学和考古学的园地里辛勤耕耘着,耗尽了毕生的精力。他是中国考古学的开拓者之一,也是中国原始社会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建国以后,又是历史学科的组织者之一。无论在考古发掘、史学研究和学术组织工作中,他都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实践论》是历史教学的最高依据

毛主席的辉煌理论之一《实践论》着重在中国革命实践中指出理论认识的指南,揭露了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的错误。它是“有的放矢”的马列主义的宝贵范例。但是,《实践论》又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的发扬光大,作为一个历史学的修养者或教学者,没有理由说,“这是哲学文章,对于我们历史科学是无大关系的”。恰恰相反,我们要做好历史教学,《实践论》才是我们新史学界治学的最高依据。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是三位一体的,隔断三者中间的关系,而孤立研究,正是旧史学界的局限,只有新史学才能从“认识与实践的关系”的最基础理论方面出发。

汉代社会编制的诸特征

顾亭林说:“汉兴以来,承用秦法,以至今日者多矣”。(《日知录》卷十三)从氏族制的变质存在于后世者而言,秦汉为一大关键。秦汉家族的性质,已不是古代的了,而是中国中古社会乡村自治体的特殊编制。这种乡村依于血缘的巩固结合,起源于秦汉的乡亭制。中国族谱学亦是由汉开始(严格之义)。潘光旦《中国家谱学略史》(承吴晗兄征得潘先生抄稿见赐)云: “汉代谱录……见于载籍者;有扬雄家谱,邓氏官谱,及颍川太守聊氏万姓谱。……外此赵歧有《三辅决录》,应劭有《氏族篇》,王符《潜夫论》中亦志及氏姓……然谱学作品,自不止此三数种”。

“傅山学术讨论会”来稿来函选登

由山西省社会科学院与太原市委宣传部联合举行的“傅山学术讨论会”(1984年8月13日—1984年8月21日)已园满结束。会议收到了国内许多专家学者的来稿、来函和祝词。现特选择其中一部分刊登,以飨读者。

傅山《荀子评注》手稿序言

从本期起,我们开辟《傅山研究》专栏,发表傅山家世、生平和著作的考证文字;研究傅山思想的论文;未公开发表过的傅山的诗文、书画等.凡是与傅山有关系的问题均可涉笔.盼望广大作者、文物收藏者踊跃赐稿,给本专栏以大力支持和赞助.征得侯外庐先生同意,我们将他在二十年前写的《傅山〈荀子评注〉手稿序言》(发表于一九六二年六月三日《光明日报》)全文转载于此,作为本专栏的代前言.

历代名人咏晋诗选序言

侯外庐教授作序,贺新辉、屈毓秀、赵东生同志编选的《历代名人咏晋诗选》,为人们提供了有益的知识和有价值的史料,此项研究的重要性,侯外庐教授在序言中做了充分的阐述。该书计十万余言。由赵朴初同志题签,本刊先发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学术研究与“百家争鸣”

粉碎“四人帮””已整整三年。三年来,社会科学战线在“百家争鸣”正确方针的指引下,做出了不少成绩,而且开始有了探讨问题的空气。这种局面使人高兴。我个人从学术研究实践中体会到一个真理:学术研究离不开“百家争鸣”! 长期以来,这样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方针,却遭到“四人帮”一伙的疯狂践踏。张春桥曾经叫嚣:“百家争鸣,一家作主,最后听江青的。”尽管张春桥在这里还打着“百家争鸣”的幌子,可是,这哪里是什么“百家争鸣”?在“四人帮”横行时期。

我对中国社会史的研究

自三十年代开始,我对于中国历史的研究,主要做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社会史研究,二是思想史研究。我向来认为,社会史与思想史相互一贯,不可或缺,而"研究中国思想史,当要以中国社会史为基础"。当然,我研究社会史,并非仅仅为了研究思想史,更重要的,还是为了探讨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这一点,我在1946年写《中国古代社会史论》自序时已曾说明。在这本回忆录中,虽然我对自己各个时期的史学研究有所叙述,但我感到仍有必要把社会史和思想史的研究,分成两个专题加以回顾。本文先谈对中国社会史的研究。不过,谈这个问题,还得从社会史大论战说起。

我是怎样研究中国思想史的

我从事史学研究虽已五十年,但我是在经过一段曲折道路之后才跨入史学门槛的。这里,我想先讲点个人经历和思想变化。我出生于清朝末年山西平遥的一个封建家庭,自幼受旧学教育,读过四书五经以及《资治通鉴》一类书籍。那时读书只是囫囵吞枣,不求甚解,完全想不到这些古董对我后来研究历史的用处。五四时代,我在中学读书,由于受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思想开始发生了变化。

深切悼念尹达同志

一九八三年七月一日，尹达同志不幸病逝于首都。噩耗传来，我悲痛难言，不能自已。他的逝世，对于我国史学界，特别是对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是一个重大损失。就个人而言，尹达同志和我合作共事几三十年，而在十年浩劫中，我们更是患难与共的知己，他溘然离世，使我失去了一位亲密的同志和兄弟，深有“何处觅知音”之感。悲痛之中，往事历历，思绪万千，谨以此文表示我对他的深切悼念。

“只顾攀登莫问高”——纪念郭沫若同志诞辰九十周年

今年11月16日是我国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当代学术大师郭沫若同志诞辰九十周年。本刊特请著名历史学家侯外庐、郭沫若研究专家黄侯兴等同志写了纪念文章,在本期发表。 侯外庐同志作为郭沫若同志多年的好友,在这篇情深意挚的纪念文章中,着重回顾和高度评价了郭沫若革命的治学精神和科学的治学态度,殷切嘱望我们一代学术新人能够继承和发扬郭沫若的优良学风,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伟大事业中,不畏险阻,勇攀高峰。

孔子研究发微

近几年来,研究孔子的兴趣,不仅在一部分专业学术工作者当中重新抬起头来,而且吸引了一批业余研究工作者。目前已有不少关于孔子及其后学的论著问世,更有专门研究孔子的学术团体和学术刊物肇兴。孔子研究之风方兴未艾,正是我国学术文化日益繁荣的具体表现。孔子是春秋时代的大思想家和大教育家。他所开创的儒学,战国时代即已发展成为“显学”,汉代以后更进一步成为享有“独尊”地位的官学。儒家思想作为历代统治阶级的正宗思想,曾长期支配过人们的思想言行并渗入整个社会生活,对稳固封建社会秩序起了重要的帮手作用,其思想影响至今犹存。儒家学派作为最古老、最庞大的一个学派,经过自身的长期积累,在我国学术文化史上构筑了一座宏富的殿堂。

怀念吕振羽同志

吕振羽同志与世长辞了。噩耗传求，我悲痛难言。振羽同志是我们党的忠诚战士、我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的逝世，对于我们党和我国史学一界是个重大损失。就个人而言，我和振羽育将近半个世纪的友谊，是史学战线上的老战友。尤其在“史无前例”的浩劫中，我们都是无辜的受害者，而振羽比我受害更深，但我们又都是劫后的幸存者。

毋忘振羽

一九四零年初，我在重庆与吕振羽重逢。振羽的到来，政治上，我们多了一位知己，学术上，就像添了一支兵马。

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新尝试——《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序

《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即将出版。我们在这里发表侯外庐同志为该书写的《序》和冯友兰先生为该书撰写的程颢、程颐评传。

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的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发展规律商兑之一

一中国封建社会史的重要问题,也如中国其他社会发展阶段的重要问题一样,首先是人类在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即『(甲)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乙)由此产生的各种不同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丙)完全以(甲)(乙)二项为转移的产品分配形式』。所以,研究中国封建制度,并不是从超经济的强制入手。

论中国封建制的形成及其法典化

我們知道,古代社会不但在它的緩慢解体过程中孕育着封建因素,而且在它的形成發展过程中已經具有后代社会的萌芽形态——包括經济、政治等,因而古代人在大的方面也天才地預测到很多有关自然和社会的真理,虽則說它們是素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