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山水营建智慧与实践

山水是中国风景园林的文化核心,反映出中国人独特的自然观、人文观和实践观。中国古代山水营建智慧是基于“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核心思想,在“人与天调”的实践观下形成的实践理论体系。在其指导下的山水营建实践以人地关系的和谐为核心,主要体现为“因地制宜”与“因时制宜”。“地”和“时”分别对应空间和时间的维度,“营建”是人在时空中进行的活动,营建的因地因时制宜,就是三者的均衡统一。山水营建智慧指导下的实践表现为人居环境与山水自然环境从精神理念到物质现实层面的交融,体现在以下4个层面:敬畏山水自然的保护、依存山水形势的规划、遵循山水规律的治理,以及取法山水形意的设计。从时空整体视角看,山水营建智慧与实践在各个层面相互影响、循环演进。如何通过山水营建智慧,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保护自然环境、营造人居环境,是21世纪风景园林学的核心研究和实践内容。

生态智慧视野下武夷山茶园建设管理的古今对比研究

武夷山由于地理环境和气候适宜,自唐以来是中国的茶叶主产区。在历史上,武夷山地区较少有大规模或集中成片的茶山,茶园分布零散,与自然相融相生。随着茶产业的蓬勃发展,武夷山地区出现了无序开发的"茶山乱象"。在国家公园体制试点背景下,武夷山面临着如何平衡生态保护和茶业发展的难题。在生态智慧视野下,研究对比了武夷山茶园建设管理在生态理念和建设管理的古今差异。研究发现经过百年变迁,茶园的选址布局从追求茶叶品质的分散种植转变为追求茶叶产量的集中密植,环境营造从重视生态保护的茶林相生到全垦除杂的纯茶园建设,耕种管理从小面积茶园的精耕细作到大规模茶山的粗耕药作。基于茶园的古今对比分析,研究从传统生态智慧的传承与创新的视角对武夷山国家公园的古茶园保护和生态茶园改造提出政策建议。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变革性转变及路径

全球正在经历第六次物种大灭绝。为了应对生物多样性丧失速率日益加快的严峻挑战,《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届缔约方大会通过了《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2011–2020年)及20项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然而,2019年IPBES全球评估报告表明,大部分爱知目标可能无法在2020年实现,因此,自然保护需要变革性转变。中国虽然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提出了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及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目标,并通过绿盾行动和环保督察提升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性,陆地自然保护地覆盖率也已达到18%,但仍未有效遏制生物多样性下降的趋势,物种濒危程度持续加剧。尽管生态文明一系列改革已经做出了变革性转变,中央层面大力推行生物多样性“主流化”的相关政策,通过机构改革初步解决了自然保护地“九龙治水”的问题,在国土空间规划和生态保护红线划定中强调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性,但是,生物多样性保护仍然缺乏系统性的解决策略,需要在不同层面进一步落实“主流化”,建立完整的法律体系和统一规范高效的保护机制,保障保护资金,明确生物多样性在生产、生活空间中的地位,打通自然保护成果与经济利益的转化渠道。因此,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应当借助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性机遇,在保护意识、空间布局和保护行动3个方面充分实现变革性的转变,借助五位一体总体布局,采用系统化的解决方法,进一步整合法律、行政、市场、技术和社会等五方面力量,提出具体的实现路径,实现保护意识主流化、保护利用统筹化和保护行动全民化等三方面变革性的转变,形成高效一体化的机制,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理想状态。

基于“三类分区框架”的黄河流域生物多样性保护策略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已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研究黄河流域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策略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为实现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全球三类分区"实施框架(简称"三类分区框架")应用于黄河流域。该框架将国土空间分为城市与农田(C1景观)、共享景观(C2景观)和大面积荒野(C3景观)三类分区。基于该框架,首先描述了黄河流域三类分区的空间格局;进而基于文献研究,识别了黄河流域三类分区中5类生物多样性的直接威胁因素,包括栖息地丧失和退化、气候变化、污染、过度开发与不可持续的利用和外来物种入侵;最后以系统性的思路从国土空间规划、自然保护地、生态城市、生态农业、生态工程和河流生态系统6个方面,提出黄河流域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策略。本文的分析框架也有潜力应用于其他区域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策略研究。

论建立中国自然保护兼用地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提出“30×30”目标,呼吁到2030年保护全球30%的陆地和海洋面积。目前自然保护地覆盖率不足、拓展空间有限、与其他土地类型兼容性有限,实现生物多样性全面有效保护的目标不能仅仅依靠自然保护地。然而,国际上提倡的“其他基于区域的有效保护措施”(other effective area-based conservation measures,OECMs)尚存较多局限,与我国实际情况的适配性不足,难以直接指导我国自然保护地体系外就地保护实践。中国需要尽快建立一套与当前自然保护地相互补充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就地保护体系。基于此,本研究提出“自然保护兼用地”(conservation compatibleland,CCL)的概念——“由各类主体申请、各级政府依法确认,以保护和利用相兼容的管理方式,对高生物多样性地区进行长期、有效保护的陆域或水域”,作为我国自然保护地外的就地保护措施。本研究对CCL的内涵、定位、特征进行初步界定,并从法律政策和管理实践方面论述其可行性。未来我国的国土空间布局应包含自然保护专用地(自然保护地和生态保护红线)、CCL (兼有生物多样性保护以及农林渔牧、文化、生活等其他使用功能)以及可持续利用地(其他生产与生活用地)三大类。CCL有助于整合我国现有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外的保护措施,全面系统认识自然保护地外的就地保护措施的作用,梳理经验、推广实践、整合资源、扩大影响。未来可进一步形成多层次、多梯度、保护与利用统筹协调的全域土地利用空间格局,使每一寸中国国土都兼顾保护与发展功能。本研究旨在为中国自然保护地外的就地保护实践提供理论依据,并为全球“30×30”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