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财政透明化评价清末海关兼管常关

1900年年底清朝无法按时偿还外债的财政危机,使得清朝不得不急切接受《辛丑条约》关于中国海关兼管常关的规定。这一规定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主权,不过中国海关兼管常关客观上也为清朝的财政管理带来一些正面影响。除了前辈学者指出海关有助于常关的税收增加、冗员减少、效率提升等情况之外,另一项以往研究未曾注意到的成效是财政透明化的作用。按照中国海关的惯例,对于与关税密切相关的贸易情况,均会编纂出版各种贸易数据报表与贸易文字报告。中国海关兼管常关后,常关的关税收入与贸易情况也按此惯例对外公开。由于中国海关编纂出版常关的贸易报表、报告之中均有与关税收支相关的部分,客观上有利于晚清中央政府掌握国家财政,从而促进财政透明化的发展。

以Despatch为中心的海关资料体系

前言本文将以学界熟知的各类海关资料(通令、半官函、海关出版品)作为比较对象,一方面呈现总税务司与税务司往返的“Despatch”“Despatch”可以泛指海关内部各类正式公文。例如,海关派驻伦敦办事处发送总税务司的各类文件中也有“Despatch”。本文所论,主要是以粤海关税务司致总税务司的“Despatch”为主。的特点,另一方面指出“Despatch”对于近代中国史研究的重要性。

晚清泛珠三角模式的贸易特色:华商、中式帆船与粤海常关的积极作用(1860-1911)

晚清泛珠三角模式呈现华商、中式帆船与常关仍具备与洋商、轮船、洋关对抗的竞争力。其中,华商的作用最为重要。华商综合考量较为有利的中式帆船运费与粤海常关税费,随时调整商品在泛珠江三角洲的进出港口与流通途径,显示区域市场圈的复杂多样性。晚清泛珠三角模式的讨论,不仅指出目前研究晚清中外贸易多偏重洋关与轮船的不足,而且能使人们更好地理解广州从体制时期到条约时期的转变,以及广州相对于其他条约口岸的不同面向。

1949年以来国内海关资料研究的困境与解决途径

长期以来,国内出版海关资料的方式是选辑、编译,或只以某一地海关为对象,所以不易整体理解海关资料的相互关系。直到2014年与2016年《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藏未刊中国旧海关史料》的出版,国内才首次具备整体理解海关资料的基础。相较于国内学界,欧美学界早自20世纪初期便确立整体理解海关资料的研究视野。要克服未能整体理解海关资料的困境,必须要理解原始编纂海关资料的制度,打破后人重新编排海关资料的分类方式。

条约贸易初期广州的旧行商与商业形势(1843年):兼论清朝官方立场

在条约贸易时代之初,凭借长期经营而积累的商业地位、影响力与信誉,旧行商仍是广州市场上最有能力从事中外贸易的群体。此时,在英国欲租地兴建领事馆而起的交涉中,耆英坚守《虎门条约》第7款"华民不许勒索,英商不许强租"的原则,拒绝李太郭改造十三行区的提案。这显示条约不仅是外国领事倚赖争取权利的"矛",而且是清朝官员用以遏制外国领事不当要求的"盾"。此外,也显示了清朝在对外交涉过程中的坚定立场。最为重要的是,旧行商希望省去盖建商馆的支出,尽可能提高地租金额,从而对放弃以前地租与楼租合算的商馆出租模式的损失进行弥补,显示旧行商是经过精明、缜密的思考,才决定在中外关系日趋紧张的局势下采取只出租地基这一最稳健的投资方式。

1869年粤海关监督奏销折与粤海关税务司贸易报表中洋税收入数据之考核

透过对粤海关监督上报的1869年四个结期的奏销折与粤海关税务司编制的1869年四个季度的贸易报表对比可知,两种资料的洋税收入数额完全等同。同时查阅1863年与1864年的总税务司通令可知,海关税务司自1863年起便以海关两(关平银)作为洋税收入统计表的银两单位。此外,海关税务司会送给海关监督一份洋税统计表的副本。由此可知,晚清海关监督完全引用海关税务司统计的洋税数据编写奏销折。换句话说,晚清海关监督奏销折的银两单位有可能是海关两,而非库平两(库平银)。

从中国海关接管粤海常关论晚清海关二元体制的主要原则(1902~1903)

本文讨论的对象是税务司于1902年至1903年调查的两份粤海大关职员清单。通过分析这两份清单,笔者认为1902年至1903年粤海大关的职员配置与行政组织并未改变,尽管中国海关已经接管粤海常关。粤海大关未改变的原因,是总税务司赫德对接管常关一事持谨慎态度。笔者认为赫德的谨慎态度,显示了晚清海关二元体制的主要原则:常关监督对通商口岸的贸易、关税事务拥有最终认可权。为理解此主要原则,笔者以任用粤海大关的清书为例,分析税务司与常关监督的交涉。笔者认为在交涉过程中,税务司不仅不能够忽视粤海常关监督的意见,而且必须获得他的同意,否则无权擅自改变任用清书的惯例。粤海常关监督意见的必要性,显示税务司对改归中国海关接管的常关职员并不必然拥有绝对的管辖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