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足学术,着眼现实——评《儒家政治理论及其现代价值》

继《二十世纪儒学研究大系》和《中华伦理范畴》之后,傅永聚教授和任怀国教授合著的《儒家政治理论及其现代价值》一书由中华书局出版了。这部35万字的著作,是两位学者穷数年之功写成。它既是一部系统周密、体例独到、资料丰富、叙议结合的系统论述儒家政治理论的学术专著,又是一部忧世忧国的、有着强烈的时代责任感的、体现着知识分子良心的著作。

兰陵、兰陵酒辨析

兰陵酒作为名闻天下的历史名酒,其产地一直众说纷纭,而兰陵这一地名的所在地也争论不休。通过考证,商代的"鬯"酒就是兰陵酒,而西汉楚王墓印有"兰陵贡酒"的酒坛的出土,证明了山东兰陵确实是兰陵酒的最早产地。曲阿酒、常州酒为兰陵酒之旁支,这是因为东晋初年兰陵萧氏南迁至南兰陵,于是兰陵美酒也传至了江南。

高校逻辑教学如何在困境中生存

在当前高等院校新教学计划的改革中,大多数专业的逻辑学课程被取消了,高等院校的逻辑教学已经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之中。但逻辑学这门以人类思维的逻辑形式及其规律作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它的基本知识永远不会过时,它也应该在我们的社会发展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应该努力创造机会在普通高等教育和成人教育中开拓逻辑教学的新阵地,根据不同的教育对象调整教学内容,端正教学思想、调整教学方式,使得逻辑教学能够在高校中延续下去。

赵彦卫“诗笔”概念的变迁

宋人赵彦卫在《云麓漫钞》中认为唐人小说"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这一命题为现当代小说研究者们所普遍认可,并被广泛引用。但"诗笔"概念的具体含义在各位学者笔下却大不相同,李剑国、石昌渝认为主要是指小说所具有的诗歌的意境和情绪;吴志达、林辰、程毅中认为是指小说中穿插的诗词;而王恒展、孟昭连则认为二者兼而有之。但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陈寅恪和他的高足刘开荣却认为诗笔是指存在于小说之外的与小说相配并行的诗歌。"诗笔"的本义应该是指小说中具有诗歌形式的韵语,但当代学者用"诗笔"来指称诗歌的意境和情绪,也是可以被理解和接受的。

论“断片的谈柄”的文体价值——以《世说新语》为例

鲁迅以"断片的谈柄"概括六朝小说,本为贬词,但精确道出了《世说新语》的文体特征。"断片的谈柄"这一文体为中国古代小说所独有,具有独到的文体价值。一条"断片的谈柄"能够强调某个人物的某一个鲜明的形象特征,而多条"断片的谈柄"所形成的合力,不仅能够表现魏晋名士的群体时代特征,而且可以表现某个人物形象的复杂性。"断片的谈柄"这一体例,精确概括出了中国笔记小说的本质特征,因而它不仅可以用来概括分门别类的"世说体",还可以用来概括中国古代所有的笔记小说。

素月生辉——李煜笔下的月

李煜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词人之一,而月亮在他现存的40多首词中出现了18次。本文详细分析了这18个月亮在李煜词中的艺术特色,分析了月亮在表现作者思想感情时的作用。

论杨维桢诗歌的现实性

身为元末文坛盟主的杨维桢是以纵情声色、行为放荡而闻名于当时和后世的,确实,他的风流韵事不仅屡见于时人和后人的记载中（如瞿佑《归田诗话》、陶宗仪《辍耕录》）,在他自己的诗集中也屡见不鲜,于是杨维桢就成为脱离元末战乱、不关心人民疾苦而只在酒色中寻求解脱的人物,而他的作品也似乎即使不是香奁诗之类的艳体诗,也一定是奇丽诡怪的堕入神魔的铁崖体.其实,这是对杨维桢的片面理解,也是对杨维桢诗歌的片面理解.通读杨维桢的诗集,我们会发现其中有很多写实性的作品.这些作品真实地记录了元末残酷的社会现实,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南北朝北海都昌刘氏家族刍论

北海都昌刘氏家族显赫于南北朝,其中刘怀珍、刘善明、刘僧副、刘怀慰皆为当时名将,在刘宋时战绩赫赫,在萧齐政权建立时深得萧道成器重;刘孝标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刘杳、刘歊、刘訏皆为当时名士。都昌刘氏家族有四个突出特征:一是才俊迭出,根深叶茂;二是南征北战,功勋卓著;三是文藻秀出,名士风流;四是孝善清廉,家风简朴。

汉代平昌侯考

《史记》《汉书》记载的汉代平昌侯共六位,分别是汉惠帝刘盈之子刘太,汉高祖刘邦之孙、齐悼惠王刘肥之子刘卬,汉宣帝的舅父王无故,以及王无故的儿子王接、孙子王临、曾孙王获。在这六位平昌侯中,刘太贵为皇帝之子,刘卬则为皇帝之孙,他们虽然后来都被晋封为王,但都不得善终;倒是本为贫民的王无故,竟然四代相继为侯,成就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百年望族。

韩信坝与楚汉潍水之战

韩信坝位于山东省诸城市巴山以北的潍河之中,历代文人多有题咏。楚汉相争之时,韩信率领曹参、灌婴等将领在此囊沙壅水,斩杀楚国大将龙且,击溃二十万楚军,继而平定三齐。潍水之战是楚汉战争的重要转折点,而韩信能够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在于他充分利用了灌婴的骑兵部队、潍河的地理条件以及天寒地冻的季节条件。

从超然台到盖公堂——从苏轼在密州的建筑说起

根据现有文献记载,苏轼在密州时,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修建了超然台、雩泉亭、快哉亭、山堂、盖公堂五个建筑。这些建筑证明苏轼在当时不可能"斋厨索然"而不能果腹,从而到了"日食杞菊"的地步。在苏轼细致而不懈的努力下,这些建筑都成为了一方名胜,这证明苏轼是一个当之无愧的营销大师。

用抒情法以叙事——论《玉梨魂》的艺术特色及其小说史地位

《玉梨魂》是一部在民国最初二三十年中发行量最大的小说,但这部取得巨大成功的作品却被贴上了"思想形式都陈腐不堪"的标签,在小说史上没有获得它应有的地位。实际上如果把《玉梨魂》置于中国抒情小说的传统之中,就会发现《玉梨魂》在中国小说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它不仅在"文体的抒情化选择与改造"以及"小说诸要素的抒情化变异"方面都具有集大成性和开创性,而且对当时以及后世的社会思想和变革都有非常深远的积极影响。

《律吕正声》存世版本知见录

四百多年前出版的《律吕正声》,现有存世善本18部,分散在大陆和台湾的13个图书馆中。通过对这13个图书馆的调查,可以得知《律吕正声》现存的版本虽然只有一个,但却有黄嘉善的初印本和黄宗昌的重印本之别;其中只有李序的是初印本,既有李序又有林序的是重印本。《律吕正声》60卷,其初印本和重印本都是12册,这12册按照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的顺序排列。后来在漫长的流传过程中,有些存本经过了后人的修缮,甚至经过了重新装订,于是就有了现在的两部16卷本和两部20卷本。

张侗及《琅邪放鹤村诗集》初探

清初诸城著名诗人张侗出身于文化世家,他所开辟的卧象山和“张氏四逸”所居住的放鹤村吸引了众多诗人前来聚会。张侗的《琅邪放鹤村诗集》收诗357首,以交游诗、写景诗、咏古诗、题画诗成就最高。他的诗歌诸体皆备,具有“幽淡之骨”和“天籁之音”的特点。

吴伟业集外轶文《荣寿》考论

吴伟业在顺治十年赴京出仕,但他的仕清行为到底是被动的、被迫的,还是主动的、自愿的,这在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持前论者以《梅村集》中吴伟业自悔出仕的诗文为证据,持后论者则一直缺乏坚实的支撑材料。《日照丁氏家乘》中载有吴伟业在顺治三年给当时的满清知府丁允元写的一篇祝寿文,这篇集外轶文可以作为后者的支撑材料。因为吴伟业在文章中不仅热情洋溢地肯定了满清政府的统治,赞扬了满清官员,而且明确请求丁允元举荐他出仕。这表明他早在顺治三年初就已有了仕清之心。

以散金片玉铸就时代人物群像——《世说新语》人物形象的诗化特征

《世说新语》中的人物形象具有诗化特征。这些诗化特征有着多方面的表现,本文从相貌、言语、性格、感情四个方面对它进行了分析。《世说新语》的结构虽然看似是诗歌式的散金片玉,但它们都具有表现人物形象特征的作用;而这些形象特征不专属于某个个体,它是整个时代的群体性特征。用这些零散的只言片语,表现出一个时代的群体风貌,这正是世说体小说的特点。

玄韵为宗 非纪事比——《世说新语》情节、人物、环境的诗性改造

胡应麟说《世说新语》"以玄韵为宗,非纪事比"。确实,《世说新语》虽然是小说,但它的故事情节、人物形象、环境描写都与一般的小说不同。因为在《世说新语》中,小说三要素都受到了诗歌的影响,从而发生了诗化变异。

赋体小说的诗化特征——以《神乌傅》《洛神赋》为例

赋作为一种中国特有的文体,在把它纳入从西方传来的小说、诗歌、戏剧、散文的分类系统时,颇有些麻烦。就传统习惯来说,它当然不是戏剧;它虽然一般被归入散文的范围,但就其语言特征来说,它又与诗歌语言非常相似。赋在中国古代的作者笔下,或者用来抒情,或者用来说理,或者用来咏物,或者用来叙事。用来抒情、说理、咏物的赋予小说相距较远,但叙事赋在叙事性上却与小说相同,而且这些叙事赋又多是虚设人物问答,例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