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兴家计划与生产动员——以华中抗日根据地为中心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改变传统小农的生产经营方式,发展农业经济,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华中抗日根据地开展了制订兴家计划的工作。在实践中,虽然此项工作遭遇了诸多困境,产生了一些不足,但是中共边探索边总结出一套改进与提高的方法,包括宣传释疑、注重策略、干部先订、因户施策、提供贷款、劳动互助、生产竞赛。最终,兴家计划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彰显的意义更大。这是中国共产党通过自身组织全面扩张、渗透进农民家庭,开展生产动员,制订兴家计划,改造家庭伦理,进行精准扶助,把分散的小农经济组织化与计划化的一次伟大尝试。

解放战争时期国共两党难民救济比较研究——以河北省为个案

难民是弱势群体。解放战争时期河北省难民众多。以河北省为个案,通过对大量的档案和报刊等资料的深入分析,可以看出河北省国共两党政权难民救济存在的差异性。研究这一时期的难民救济,不仅可以了解当时的历史状况;也可为今天的救灾救济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女性自杀探析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的自杀问题十分严重,女性自杀率较男性为高。其时上海家庭正处于大家庭向小家庭过渡的转型时期,急剧的变迁使得家庭问题凸显。在此家庭模式的转换和价值取向的变更中,上海女性仍以家庭为情感港湾,她们无法摆脱思想紧张和行为冲突,最终使她们在夫妻矛盾、口角纷争、代际纠纷等家庭问题上走上了自杀之途。

科举制度的废除与乡村社会变动

1905年,科举制度被废除。就一项教育制度而言,此举所引起的社会变动是前所未有的。尤其对民国时期乡村社会来说,影响更是深远。它引起了民国社会信仰中心的缺失,导致了城乡差距的扩大,促成了权力结构的变迁。对这一历史图景的叙述,意义在于它让我们思考在中外现代化过程中制度建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以及反思制度本身的实用性和适时性。

身体塑造,国族想象:民国时期的自杀论争

民国时期,自杀问题引起了知识分子的广泛关注,形成了一个以自杀为主题的论述空间。在这个论述空间里,知识分子激发了自杀论争,产生了针锋相对的观点:自杀是懦弱表现还是勇敢体现,是个人权利还是逃避义务,是爱国举动还是误国行为。这些论争虽然反应了知识分子从意志、责任、价值三个层面展开讨论的外在理路,但却映射出知识分子思想脉络中的个人、社会、国家三种面向的内在逻辑嬗递。进而凸显出知识分子力图通过自杀的言说,使得身体社会化与国家化,达到对身体的塑造,满足其对国族的想象。

阶级、性别与身份:民国时期“太太”的文化建构

民国时期的"太太"不仅是一种称呼,还是一个社会类别。其具有阶级、性别与身份的文化内涵:太太是上流社会男性妻子的专用称谓,这些男性包括达官贵人和新兴的资产阶级;尽管她们受过教育、具有现代性,但是因其缺乏独立人格和国民身份,受到知识分子的批判。此外,她们仍然处于传统的社会性别权力秩序之下。

民国时期家庭变迁与城乡关系——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为例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家庭处于转型时期,具体而言,其家庭人口主要是从乡民向市民的转变状态,家庭结构主要是从大家庭向小家庭的过渡状态,家庭伦理主要是从传统向现代的交替状态。从家庭变迁的角度去考察二三十年代的城乡关系,也许会看到城市的另一面向,即这种转变时期的家庭状态能折射出一种"非城非乡、亦城亦乡、半城半乡"的城乡关系。

建国初期上海旅馆的整顿与改造,1949-1958

建国之初,上海旅馆存在着种种问题,亟待整顿与改造,政府主要对旅馆的建筑空间、经营主体、从业人员、消费内容、流动主顾五个方面,采取了整饬风气、整顿重组、改革陋规、改造思想、改善卫生、公私合营六种措施,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整顿与改造。从当时整顿和改造的效果而言,通过政府之努力,最终控制住了这一"半公共"空间:不仅维护了社会治安、改善了社会风气,而且调动了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增强了他们的主人翁精神和爱国爱岗情愫,同时也改变了旅馆业经营的萧条状况,促进了旅馆业的良性发展。

隔离与潜规则:民国时期女性自杀与社会性别建构

民国时期的社会性别文化是一种复合且复杂的文化形态,对女性产生了多重压迫与逼仄,更有甚者,使得女性走上了自杀之途。对于女性自杀的原因,不能仅作表层分析,而应从社会性别文化的角度做深层的分析。女性自杀乃是受到了社会性别隔离与社会性别潜规则之规训。她们虽然身处现代都市空间,但不平等的社会性别观念与社会性别分工对其影响依然存在,且在都市资本主义消费文化的推波助澜之下,至深且固。

社会性别史与妇女史:范式的演变与论争

社会性别史与妇女史都受到了社会性别理论的启示,两种范式存在着复杂的关系,妇女史发展经历了"受害史"、"英雄史"、"分离领域"、"多元与差异"四个阶段,演变成社会性别史。但是双方在概念理解、理论方法、政治目的以及研究范围上迥异。研究社会性别史,不仅可以开阔理论视野、拓宽史学领域、发掘新的史料、提出新的观点;而且其开放性的特色,必将对传统史学全面渗透和改造,即与传统的政治史、思想史、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外交史进行平等的对话。

民国时期自杀干预与救助机制的历史考察

民国时期,自杀问题非常严重。为了预防及处理这一问题,知识分子提出了自杀预防的意见和建议,社会组织对自杀者进行了救治和救济,地方政府开展了自杀统计和自杀干预。通过知识分子、社会组织与地方政府的努力,形成了三位一体的自杀干预与救助机制。这一自杀干预与救助机制开启了中国系统性自杀危机应对的历史先声。

民国时期自杀问题的形成与演变

民国时期的"自杀"并非天然而本质地是个问题,不证自明。其作为社会问题的一种,是由不同主体参与、介入,相互作用、共同建构的过程。重要的主体包括个人、媒体、知识分子和政府。个人自杀反映了民国时期政治失控、经济失序、社会失范以及文化失调;媒体与知识分子二位一体,在对自杀的报道、论争中,引发社会关注,揭露社会弊端,建构社会意义;政府针对自杀现象,进行了自杀统计,预防与救济。通过个人、媒体、知识分子与政府的互动,个人问题演变为社会问题,继而自杀问题得以形成。

近二十年来民国时期上海帮会研究综述

民国时期上海帮会经历了一个特殊的发展阶段。学术界对于这一时期的上海帮会研究阐述了其演变与特点;分析了其与共产党、工人运动、国民党、资产阶级间之复杂关系;并对"帮会三大亨"进行了述评。考察学术界近二十年来民国上海帮会的研究成果,有助于进一步深化民国史乃至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上海帮会的研究尽管取得不少成果,但还存在不足之处,表现在帮会史料急需整理、理论分析有待提高、研究成果尚须继续深化。

科举制度的废除与乡村社会变迁

1905年,科举制度被废除,就一项教育制度而言,此举所引起的社会变动是前所未有的。尤其对乡村社会来说,影响更是深远。它引起了信仰中心的缺失,导致了城乡差距的扩大,促成了权力结构的变动。对这一历史图景的叙述,意义在于它让我们思考在现代化进程中制度建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以及反思制度本身的实用性和适时性。

国共两党“五四”形象比较研究

从"观念史"的角度分析1919年至1949年间国共两党对"五四"形象不同的建构,有着深刻的理论价值。从国共两党"五四"形象比较上看,政治意识形态渗透于其中。国共两党对"五四"的形象的塑造,其根本目的就是支配本党这一社会群体的精神,统一本党的思想,树立起在民众中的权威。

科学发展观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

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其中一个要素就是科学发展观进课堂。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应针对当下的教学状况,结合每门课程特色,采用角色模拟、朗读等教学方法,并充分利用网络,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效性。

张申府妇女解放思想探析

张申府在女权主义激情澎湃的时代,扮演了生产、传播和实践女权主义理论的先锋角色,其妇女解放理论在婚姻爱情观、妇女自我解放观、性解放观、社会性别观四个方面既激进且超越了同时代知识分子,其无愧于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

农民工与上海城市亲和力建设

伴随着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发展,我国的城市化进程速度加快,遗憾的是不少城市在发展的同时,却逐渐丧失了作为城市重要功能之一的亲和力。农民工无疑是推进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一支生力军。本文以上海市农民工为例,在实证调查的基础之上,运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去分析上海市农民工的生活状况。然后通过农民工的生命体验去管窥城市亲和力,进而发现城市亲和力的不足之处,最终提出若干对策。因此,解决好农民工问题,会提升城市亲和力。

戴季陶边政思想与实践述评

戴季陶的边政思想包含了文化、经济、人才、民族等内容;实践活动涉及了政治、经济、教育、军事等方面。戴 季陶的边政思想与实践具有两重性,实事求是地评价其边政思想与实践有助于全面了解戴季陶其人。

嵌入乡村与控制政权:苏中抗日根据地乡选中的基层党组织

抗日战争时期,苏中抗日根据地进行了乡选。这场运动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形成了一定的选举模式。中共在其中扮演了政策引导、组织指导和率先示导的领导角色。乡选运动不仅是一场中共倡导的基层民主建设,还是一种中共主导的乡村社会治理模式和基层政权控制模式。通过乡选运动,中共全面嵌入乡村,彻底控制政权,完成了基层政党组织与基层乡村社会、基层政权体系的统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