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樵及其《通志·艺文略》浅识

南宋郑樵所著《通志·艺文略》,是我国第一部通史性史志目录,在"会通"思想指导下,"类例既分,学术自明",郑氏打破传统文献分类体系,以见解独到的方式通录古今图书,将目录学发展与时代特色充分结合,创新通史目录体制,著录民间大量藏书。《艺文略》虽在类目归类、著录项目统计等方面有不当之处,但其成就不容忽视,极大地推动了文献学的长远发展,在史学发展史上意义重大。

《全元文》补遗六则

《全元文》汇集元代诗词和杂剧以外的文学作品,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极大便利。但是囿于元代存世文献的零散性,《全元文》在整理过程中难免存在漏收现象,针对此现象的补遗工作也从未停止。笔者在翻阅历代地方资料、碑刻文献等过程中又发现偰玉立《春日游晋祠诗序》、胡居祐《宣授诸路释教都总统佛慧普通慈济大禅师汾溪满公道行碑》、陈万里《芜湖县学重新学记》、郑桂高《彭城庙记》、赵琏《故梅所处士祝公墓志铭》、贾昌文《古缑氏县重修泰山庙记》等,共计六篇,以补《全元文文》之阙。

元代士人与国家的互动——基于藏书的考量

元初由于政治因素导致南北藏书交流受阻,在姚枢、赵复等士人努力下儒学逐渐北传,南北藏书逐步互通。此后,元代藏书事业不断恢复与发展,政府既以行政命令搜求士人藏书,士人也多主动进献藏书,尤其是当部分士人任职地方时,其兴文教的重要举措之一就是对地方藏书的补充。另外,国家政策导向与士人的藏书著书活动亦是士人与国家互动的重要考量因素。具体而言,在士人藏书来源中,士人得机抄录或阅得国家藏书、档案文献,为其藏书提供了便利。而元代帝王赐书、译书等活动,以国家层面助力于士人藏书。政府设局以国资刊印士人藏书,使得士人著书多得以留存。而元代士人藏书中不得不论及的就是科举、为政与士人藏书的互动,仁宗重开科考使得科举用书重新成为坊间刻本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士人“由吏入仕”的需要、政府的禁书政策等也影响着士人藏书。

从《思适斋书跋》看顾广圻校勘方法及其特点

顾广圻是清乾嘉时期著名的校勘学家,其所著《思适斋书跋》反映其校勘理论和校勘成就。顾广圻提出以"不校校之"来校正文献错讹,刊正其脱误倒衍,保持古籍其本来面目。这一方法贯穿其校勘过程之中,并且顾氏重视版本源流比较、广泛搜集相关文献以及文字音韵辨析,因而在文献校勘方面取得突出成就,为考据学者所推重。

近代忻定区域精英群体分析

近代忻定地区以其特殊的自然与社会环境而孕育了大批精英人物,成为区域社会发展史上引人瞩目的重要历史现象。近代该区精英群体分布在区域社会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在区域社会文化研究炙热的今天,以精英群体为出发点分析区域历史、文化已成为学术界研究趋势之一。在立足近代忻定地区精英群体之分布基础上,结合人物发展背景深挖其精英成长渊源以启示今、后人之发展观念。

一张明信片

一个新生及新生家长在作者的帮助下,逐渐进步,家庭关系逐渐融洽,家校、师生之间建立起良性的生命联结。

《全元文》所涉山西文献补遗六则

山西,古称河东,为"表里山河,形胜之区",元代设置河东山西道宣慰司,为中书省直辖区。由于该区域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有关文献所涉滋繁,虽多收录于《全元文》之中,但仍有遗漏。笔者在翻阅碑刻文献中又发现元代所涉山西文献六则:漆伯善《宣慰谢公述修考妣功德之记》、王思诚《重修晋祠庙记》、魏初《辽州重修宣圣庙碑》、卢懋《义州重修大奉国寺碑》、韩仲元《潞城王氏迁葬碑》、何志渊《庙下玉京观铭》,均未收录于《全元文》,今辑录考释,以补文献之缺。

《全元文》补遗九则

历时八年之久的《全元文》,为研究元代历史和社会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资料。由于元代文献卷帙浩繁,仅凭《全元文》很难将其所涉文献网罗殆尽。《全元文》陆续出版之后,随之而来的补遗工作也不断展开。笔者近日在阅读元代文献时发现元人撰文九篇,分别为:鲍恂《嘉兴路太守兴举学校之记》、孟潼《重修无锡州儒学记》、陈祖仁《丹阳县重修学记》、李昶《重修太白庙记》、卢挚《陕西等处转运盐使司新作孔子庙记》、虞元登《御香碑记》、贾贲《晋宁镇靖明惠夫人忠烈庙记》、杜与可《静江路修学造乐记》、孔克坚《济宁路重修文庙碑》,皆不载于《全元文》,今辑录考释,以补文献之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