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校正二则

以今通行之《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点校本为校勘对象,取历来《汉书》之主要版本北宋景祐本、明汲古阁本、乾隆武英殿本、王先谦《汉书补注》对校,并结合《汉书》体例、《释文》所载经书文字音义等,比勘同异,权衡比较,最终证明通行本《艺文志》"桑穀共生,大戊以兴;鸲雉登鼎,武丁为宗"一句"穀"当作"榖","鸲"当作"雊"。至于致讹原因当与文献流传及文字音韵流变等历时性因素有关,此误亦反作用于文献之理解与阐释,可谓一字之误,关乎宏旨。

唐文治学术思想国际研讨会

2017年4月8日，由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上海市儒学研究会主办的唐文治学术思想国际研讨会暨“上海市儒学研究会唐文治研究专业委员会”揭牌仪式在上海交通大学举行。大会开幕式上，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胡近，上海市儒学研究会会长朱杰人，清华大学礼学中心主任彭林，唐文治先生曾孙唐德明，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特聘教授虞万里在大会上致辞。

清代《尚书》学“伏郑之争”考察

在清代“汉学”兴起过程中,汉代的伏生与郑玄两家《尚书》经说重新受到重视,先后形成了以“宗郑”为代表的古文经学一派和以“师伏”为代表的今文经学一派,两派之间发生了多次交锋,可称之为清代《尚书》学中的“伏郑之争”。“伏郑之争”涵盖了《尚书》学的文献层面、经说层面及相关经说史料的性质归属层面等,其产生原因与清代经学重视师法家法的整体风气及今古文经学背景下学术风尚、学术背景改变密切相关。清代《尚书》学“伏郑之争”不是两汉“今古文之争”的历史重现,而是清代学者在新的知识背景及历史语境下对两汉《尚书》学的阐释与重塑,其背后牵涉到的学术背景、政治环境与现实诉求都与汉代迥然不同。

雅雨堂本《尚書大傳》底本來源及成書考實

盧見曾所刊《雅雨堂叢書》本《尚書大傳》是《尚書大傳》諸本中在清代流傳最廣、影響最著者。作爲此書主體之前四卷,據盧氏序言是得自"吴中藏書家"之舊本,後附《補遺》《續補遺》《考異》三卷則是盧文弨等補輯校訂之文。《四庫全書總目》對比孫之騄本《尚書大傳》及《永樂大典》本《洪範政鑒》引《尚書大傳》文,認爲此書底本是一殘缺宋本,後人多依從之。亦有學者懷疑其所謂舊本實爲後人輯本,甚至輯佚者即是惠棟或盧文弨,卻一直缺乏實據。本文將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惠棟紅豆齋抄本《尚書大傳》、臺灣"國家圖書館"藏"惠定宇手定"《尚書大傳》稿本、雅雨堂本《尚書大傳》加以對比,不僅確證了所謂"吴中藏書家"舊本即是惠棟紅豆齋抄本,更確定了此不注出處之舊本原爲惠棟辛苦輯佚,而在具體成書過程中似有意删去了《補遺》之外的前四卷各條出處及相應異文,以輯本充舊本、原本,導致四庫館臣誤信其爲宋本,亦由此引發了有關雅雨堂本《尚書大傳》文獻來源方面的一系列争議。

《尚书大传》校读札记四则

本文是有关伏生《尚书大传》的四篇校读札记,所校以清人陈寿祺辑本为底本,结合其辑佚来源文献,并比对皮锡瑞、王闽运等重要往来,以定其是非。四则札记第一则论证今见诸家辑本《尚书大传·周传·洛诰》中"伋然渊其志"之"伋然"当为"饭然"之误,第二则订正今见诸家辑本《尚书大传·唐传》郑玄注之错文,涉及汉儒对"六宗"之解释。第三则是对《尚书大传·殷传》郑玄注之补充,同时对陈寿祺、皮锡瑞之解释亦有所辨正,第四则乃据《尚书大传》所载"洪祀"之礼订正杜佑《通典》注文对"鸿祀"解释之误。

《禹贡》条例

历来言经文"书法"义例者,本自《春秋》学,多就经文归纳凡例,发明义理,其后放例而至于《易》《礼》《尚书》诸经,是为汉晋诸儒"比经推例"之重要方法。《尚书·禹贡》一篇,朱子称其"条理精密而义例可推",故言其"书法"义例者,今可考见,前儒马融、郑玄开其端,《尚书》孔传承之,洎孔颖达等编定《五经正义》亦间有称述,至宋儒如蔡沉、林之奇、程大昌、毛晃等或专研《禹贡》,或疏注《尚书》,其言加详。或因《蔡传》之影响,后儒对其续有论述,如胡瓒、胡渭、牟庭等,并将施用于地理考证、经文校勘等。至现代亦不乏继踵者,然多为零散论述,缺乏系统而全面的专论。文中首先探讨"书法"义例等解经方法如何由《春秋》学而推衍至于《尚书·禹贡》,其后则在历代《禹贡》注释及考论之基础上略仿前儒治《春秋》之法,以《禹贡》经文为中心,排比归纳,前后互证,为之发凡起例,粗成义例十二条。各条之下,先引述前人论述,然后加以梳理考辨,总名之曰"《禹贡》条例"。

唐石经碑式与中古书册制度关系探微

唐石经碑式改变了汉魏石经"一行直下"的形式,而采用"分层横刻"这一类似于后世刻帖的经文排列形式。结合中古书册制度,碑刻书丹、镌刻流程以及唐石经前身"壁本"形制等影响唐石经碑式形成的诸要素,可以推测唐石经采用"分层横刻",是为了在不改变传统碑石形制基础上,最大程度保留当时经籍写卷形式,减少书丹和阅读的疲累,是在长幅的中古写卷与直立的碑刻之间作出的折衷,客观上利于拓印后的装裱与流传。同时,始自大历五经壁本的"壁经"传统,可能使得唐石经在安排经文书刻形式时将连成一体的碑石视作整个宽广的平面,不受单个碑宽的限制,更多考虑经文底本的构成形式,从而采用了以卷为中心,而非以碑为中心的排列方式,因此在"分层横刻"碑式基础上伴生了"跨书"这一独特现象。

第二届七朝石经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6年11月5日至6日，由上海交通大学“历代儒家石经文献集成”课题组主办、洛阳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协办的“第二届七朝石经学术研讨会”在洛阳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召开。此次学术研讨会共有三十多位来自海峡两岸的学者参加。

唐石經論著提要五種

《唐石經校文》十卷嚴可均撰嚴可均(1762—1843),字景文,號鐵橋,又名萬里,字叔卿。浙江烏程人。早歲有詩名,乾隆五十九年(1794)入京依同鄉姚文田,始專力經史考據之學,先治《説文》,有《説文校議》《説文聲類》行世,又精於經籍校勘,成《商君書校正》與《唐石經校文》二種。嘉慶五年(1800)舉人,七年(1802)赴廣東主講香山書院。嘉慶十年(1805)始入德州孫星衍幕,為孫氏編輯《平津館金石萃編》,并始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石經研究論著提要七種

《蜀石經毛詩攷異》二卷吴騫撰吴騫(1733—1813),字槎客,號兔牀。浙江海寧人,富藏書,藏書樓號'拜經樓',有藏書室名'千元十駕',好訓詁考據之學,又治金石,有文名,嘗輯刻《拜經樓叢書》,所著尚有《子夏易傳疏》《唐開成石經考》《詩譜補亡後訂》《愚谷文存》《拜經樓詩集》等,生平見《清史列傳》卷七十二、《國朝耆獻類徵》卷四二七、《清代樸學大師列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