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学中的“父权”与“父亲”

"父权"与"父亲",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文化概念。新文学为了实现其"西化"目的,未加分析地将两者视为统一。然而,在新文学的具体实践当中,形而上的"父权"批判与形而下的"父亲"感恩,又形成了南辕北辙的悖论逻辑,这种奇怪现象,恰恰彰显了新文学对现代性的错位理解。

救赎的谎言与男性的寓言——电影《生死朗读》的女性主义解读

本文从女性主义批评和性别诗学视角切入电影《生死朗读》,破坏其表层的叙事结构,剖析影片在历史外衣包装下,是隐蔽的女性性别歧视重申与巩固。历史的重述,寓言与谎言的交织,在其背后,依然是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多重排挤和遮蔽,是岿然不动的男权主义和难于浮出历史地表的女性。

新文学中的“家庭”与“专制”

新文学发端伊始,启蒙先驱们率先将矛头指向了代表传统秩序的＂三纲＂文化。实际上,＂三纲＂批判包含着新文化运动的全部价值：＂君为臣纲＂之批判,是要摧毁中国社会的封建政体;＂父为子纲＂之批判,是要否定中国家庭的固有秩序;＂夫为妻纲＂之批判,是要提倡男女平等的现代意识。其中对于＂家庭＂的批判尤为激烈与彻底。我们不禁要问：作为社会最基本单位的＂家庭＂,数千年来一直都是中国人健康成长的庇护场所,怎么到了五四时期,一夜之间便变成了十恶不赦的＂专制＂牢笼了呢？我个人认为,

从古典到现代:论新文学对才子佳人叙事模式的现代演绎

文学是什么?无非就是一种人类情感生活的表达方式。尤其是在爱情描写方面,人们都'爱美'而'重才',刻意去追求'智慧'与'体貌'的完美统一,应该说这是世界各民族文学的崇高理想。然而,由于各民族文化的客观差异性,人们对'美'与'才'的理解也不尽相同。尤其是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中,'才子佳人'不仅体现为个性意义上的完美组合,同时更表现为感性意义上的人格实现。换言之,中国文学'才子佳人'式的叙事传统,是一个既符合理性又符合道德、既具有个体意义又具有社会价值。

论新文学言说父亲的历史与隐喻

新文学先驱以"启蒙"为令祭起"反传统"的大旗,直接造成了"西方"与"传统","自我"与"家庭"的截然对立,也造就了新文学领域一片"仇父"的控诉之声。父亲的形象负载了中国文化特有的悖论式表达和矛盾化的情感结构,如反抗/孝顺、严酷/慈爱、专制/包容等等,在这种多重复杂的纠葛之中,完成的是对"旧父"的反抗和对"新父"的寻找和重塑,这不仅仅是中国文化的自我修复与文学的自我更新之路,更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自我意识的张扬与表达。出于对现代的渴望以及对西方的强烈拥抱,以"父亲"为表征的传统还未被认真地了解,就被匆忙放置在"现代"的对立面,这种非理性的人为的决裂,最终造成中国家庭伦理的巨大创伤,留下了许多要认真反思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