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意义--复旦大学长江学者俞吾金教授访谈

金瑶梅（以下简称金）：俞老师，今天能有机会对您这样一位著名学者进行访谈，我深感荣幸。多年来您一直孜孜不倦地在哲学领域中从事研究与教学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您涉猎广泛，在哲学基础理论、马克思哲学基础理论、国外马克思主义、外国哲学史、现代外国哲学及美学等领域都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原创性的见解。您最近出版的几本新书，比如《传统重估与思想移位》和《问题域的转换：对马克思和黑格尔关系的当代解读》等，都在学术界产生了震撼效果。

重视对哲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俞吾金教授访谈

俞吾金，1948年出生于浙江萧山。1977年考入复旦大学哲学系，1987年破 格晋升为副教授，199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93年晋升为教授。1988－1990年作为 联合培养博士生在德国法兰克福大学进修，１９９７－１９９８年为美国哈佛大学访问教 授，１９９９年 ５－６月应邀赴台湾辅仁大学、台湾大学和清华大学作学术演讲。现为复 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会和学位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哲学教学 指导委员会委员、上海市社联常委、上海市哲学学会常务副会长。著作有：《思考与超 越：哲学对话录》（１９８６）、《问题域外的问题：现代西方哲学方法论探要》（１９８８）、《国外 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合著，１９９０）、《意识形态论》（１９９）、《生存的困惑：西方哲学文 化史探要》（１９９３）、《毛泽东智慧》（１９９３）、《邓小平：在历史的天平上》（１９９４）、《文化密 码破译》（１９９５）、《寻找新的价值坐标：世纪之交的哲学文化反思》（１９９５）、《俞吾金集》 （Ⅰ，１９９５）、《俞吾金集》（Ⅱ，１９９８）；编选了《疑古与开新：胡适文选》（１９９５）、主编了 《跨越边界》（１９９８）等书。其中《意识形态论》（博士论文，德国著名教授伊林·费切尔

重建思想的维度——俞吾金教授在岭南大讲坛的讲演

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当代中国人的自我意识觉醒了，但这种自我意识几乎完全被消耗在赚钱的狂潮之中。与此相应的是，当代中国人正在失去自己的思想维度，即独立地、批判性地、创造性地思考问题的维度。指出这一点并不是危言耸听，因为实际情形比我们这里说出来的更严峻。历史和事实都表明，一个没有思想的民族是不可能高瞻远瞩的。据说，二战后，德国人连废墟还没有清理干净，就开始重印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了。在今天中国，在社会转型的痛苦的过程中，重建思想的维度难道不正是我们面临的首要问题吗？

康德是通向马克思的桥梁

人们通常认为,马克思哲学是黑格尔的"合理内核"(辩证法)加上费尔巴哈的"基本内核"(唯物主义)。本文主张,马克思的方法论主要来自黑格尔的辩证法,但辩证法的载体并不取自费尔巴哈,而是取自康德,马克思从康德的"实践理性"中剥离出"实践"概念,赋予它以新的含义,并在这一概念的基础上创立了实践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的宗旨是实现每个人的自由,而自由是受制于物质生产关系的,因而需要通过革命改变这种关系。其实,不但马克思的自由概念来自康德,而且他的物质生产关系的概念也是对康德的自在之物秘密的揭示。总之,康德是通向马克思的桥梁。

马克思主体性概念的两个维度

在近代西方哲学的“认识论中心主义”主导倾向的影响下,人们习惯于从认识论维度出发去阐释马克思的主体性概念,从而忽略了马克思主体性概念的本体论维度。本文认为,马克思的主体性概念有两个维度,即本体论维度和认识论维度。其中本体论维度是始源性的,而这两个维度统一在实践的基础上。重新研究马克思的主体性概念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关于人性问题的新探索——儒家人性理论与基督教人性理论的比较研究

本文分别对儒学和基督教的人性理论进行了批评性考察 :性善论作为儒学的主导性的人性理论 ,其优点是立意较高 ,充分肯定了人身上具有的、可向高尚的道德发展的潜在因素 ,有利于理想人格的培养和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的形成 ;其缺点是必然忽视作为外在强制法律的重要性 ,也必然会在政治上忽视权力制衡的必要性 ,从而给民主政治的发生、发展造成了文化心理上的障碍。以“原罪说”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性恶论作为基督教的人性理论 ,其优点是倾向于对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对政治上的权力制衡的重视 ,其缺点是对人性完全失望 ,从而导致道德和宗教的衰微、人际关系的冷漠。本文认为 ,人性是人的自然属性 ,善恶则是文化概念 ,所以人性不可以言善恶。如果把人性与善恶联系起来 ,或者会导致对人性的盲目崇拜 ,或者会导致对人性的彻底失望。只有人的社会本质可以言善恶。应当确立新的人性理论来超越传统的人性理论。

本体论研究的复兴和趋势

本文主要探讨了当代哲学中出现的本体论研究复兴的现象 ,分析了这种现象产生的种种原因 ,探索了本体论研究复兴的一系列表现形式 ,指出了本体论研究的新的聚焦点和发展趋势。

一个被遮蔽了的“康德问题”——康德对“两种实践”的区分及其当代意义

在康德哲学中,存在着一个隐性的“康德问题”,那就是他对“两种实践”的区分。康德从现象和物自体的两分出发,把人的实践分为“技术地实践的”活动和“道德地实践的”活动。前者属于现象界,涉及到人的行动与自然规律的关系;后者属于物自体界,涉及到人的行动自由与规范的关系。在后康德哲学的发展中,随着物自体的被消解、科学技术和实证主义的发展,“技术地实践的”活动成了统一的实践概念的代名词,“道德地实践的”活动的维度被掩蔽起来了。在当代哲学中,“道德地实践的”活动开始受到高度的重视。于是,“康德问题”重新成为焦点,并显示出它的重要的理论意义。

论恩格斯与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差异——从《终结》和《提纲》的比较看

1888年,恩格斯出版了哲学著作《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以下简称《终结》),并把马克思写于1845年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改名为《马克思论费尔巴哈》(以下简称《论》)附于书后。本文认为,在《终结》和《提纲》的哲学思想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差异:一是哲学研究应当从实践出发,还是从自然界出发;二是实践概念应该首要地被理解为本体论概念,还是认识论概念;三是马克思哲学究竟把“现实的人”作为核心问题,还是把“纯粹思想”作为核心问题。本文强调,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中,不应该回避这些差异,而应该认真地对待它们。

启蒙的缺失与重建——对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思考

从马克思的"社会学意义上的形态学时间"即"三大社会形态"理论的时间观念来考察当代中国社会,我们发现它与启蒙时期的欧洲社会在文化心态上应该是"同时代的"。众所周知,启蒙运动发生在18世纪的欧洲,因而启蒙精神也是当代中国文化的重要课题。然而,从近代中国以降,启蒙精神一直处于边缘的,甚至缺失的状态。在某种意义上,"文革"就是启蒙缺失的一个结果。在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中重建启蒙精神,并不意味着重走欧洲人的老路,我们追求的是一种经过反思和修正的启蒙精神。

社会形态理论与中国发展道路

在马克思一生的理论探讨中,交织着两条不同的线索:一条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另一条是对前资本主义社会及人类学的研究。正是在人类学研究的基础上,马克思创立了社会形态理论。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包含着两个不同的维度:一个是欧洲社会形态演化的维度:氏族公社、亚细亚所有制、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所有制、未来共产主义所有制;另一个是东方社会形态演化的维度:氏族公社、亚细亚所有制、社会主义所有制(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未来共产主义所有制。马克思东方社会形态演化的理论是中国发展道路的理论依据。

马克思对康德哲学革命的扬弃

本文提出了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和康德的哲学革命之间的内在关系的新问题,论述了康德哲学革命的贡献及局限以及马克思对康德哲学革命成果的超越和推进。

比较文化研究的前提性反思

本文认为 ,当前的比较文化研究虽然方兴未艾 ,但实际上处在无政府主义状态下。在这个研究领域里 ,任性、偶然性和肤浅性支配着一切。比较文化研究要上升为科学 ,就应当从生存论的本体论着手 ,对这一研究的前提进行批判性的反思。归根到底 ,比较文化研究乃是生存意向在精神领域里的展现 ,正是这种生存意向决定着对被比较的文化对象的选择。深入的反思还向我们显示出当今世界存在的三大价值体系——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价值体系。对于当代中国人来说 ,现代性的价值体系是主导性的价值体系 ,而前现代和后现代的价值体系则是扰动性的价值体系。只有自觉地把现代性的价值体系作为价值预设 ,比较文化研究才能摆脱任性。

一个虚假而有意义的问题——对“中国哲学学科合法性问题”的解读

中国哲学学科的合法性问题是近年来哲学界讨论的热点。本文认为 ,当人们以西方哲学作为参照系 ,从哲学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内容的角度来探讨中国哲学学科的合法性时 ,这个问题乃是一个假问题 ,因为在不同的文明中 ,都存在着一个宗教、艺术和科学所无法取代的领域 ,只要这个领域存在 ,研究这个领域的学科也就获得了自己的合法性。至于人们用什么样的名称去指谓它 ,乃是一个与合法性无涉的问题。当人们不是从中国哲学应有的内容 ,而是从其作为一门学科所应有的形式出发去讨论合法性问题时 ,这一问题才真正地获得自己的意义。

从实用理性走向实践智慧

实用理性是在中国人应付环境的漫长历史过程中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它贯通于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中。实用理性实质上就是经验理性。由于在全部经验中,历史经验所占的比重最大,因而实用理性也就是历史理性。与此同时,由于经验是通过教育而传递下去的,因而实用理性必定蕴含着对教育的高度重视。实用理性的主要缺陷是:急功近利、眼界狭隘;甘居中游、甘随大流;经验狭隘、思想模糊。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中提出了"实践智慧"的概念,开辟出与苏格拉底、柏拉图不同的另一个哲学发展路向。实践智慧主要是指政治、伦理领域里的行动智慧,行为者在变动不居的环境中能够迅速地做出准确的判断,并诉诸明智的行动。经过康德、黑格尔、马克思、海德格尔等哲学家的实质性推进,实践智慧逐渐上升为当代西方哲学中最受重视的哲学理论之一。我们认为,欲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当代中国人面临的一个重要使命是,把实用理性提升为实践智慧。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化--兼论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

在通常的情况下,"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化"是两个相互分离的研究领域。本文认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领域中,人们一般注重的是中国社会和实践的特殊性,而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国际化的研究领域中,人们一般注重的则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普遍性。本文主张,只有把这两个研究领域综合成一个研究领域,才有可能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国际化这两个主题的认识。与此同时,在当代中国社会追求现代性这一普遍性价值的实现时,也必须充分兼顾到当代中国社会和实践的特殊性,而这种特殊性尤其表现在传统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历史错位和启蒙的缺失上。只有立足于当代中国社会和实践的特殊性,努力在特殊性和普遍性之间建立必要的张力,才能创造性地推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发展,并使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沿着健康的轨道向前发展。

“主体间性”是一个似是而非的概念

主体间性问题是哲学界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之一。然而有关这一问题的理论表达方式,特别是对“主体间性”这个概念本身,学者们的看法尚不尽相同。今年四月,由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主办的“西方哲学中的理性、主体性和主体间性”学术讨论会在上海召开。围绕“主体间性”概念的含义与译法,与会学者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这里编发的一组笔谈,是在会议发言的基础上组织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