堕民的起源与形成考辨

长期以来,关于堕民的起源众说纷纭。笔者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重新解读文献记载,提出自己的观点:堕民的起源与于越族有着文化上的渊源关系;他们原以巫业为生,沦为贱民有一个过程。宋后堕民的社会地位边缘化,明代被地方政府贬入丐籍而正式沦为贱民,而"门眷"特权的形成则标志着堕民阶层的稳固。

绍兴堕民服役权“门眷”的田野调查

堕民是一种广布于浙东地区的区域性贱民。他们在四时八节和喜庆场合为平民提供约定俗成的讨彩头性质的服务。这一服务行业是他们的特色职业。这一服务行业最迟在清代乾隆以来已发展成堕民对平民的寄附特权,平民无权拒绝堕民之服务选择。俗称这种服役权为“门眷”、“门户”或“主顾”。这种服役权也成为堕民的支柱产业,不仅可买卖、租赁和继承,甚至比房产、土地还看重。堕民服役权“门眷”的形成很可能是自发的,已发现的文契中找不到与官府的联系。堕民的服役权“门眷”与绍兴的“野和尚”、“野道士”的服役权“门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堕民服役权还受各地民俗生活和经济水平的影响。解放以后,堕民服役权“门眷”随之丧失。

绍兴堕民阶层的境遇新论

本文以实地调查为主要依据，结合支书记载，重新评析堕民旧时的境遇。认为堕民在经济上并不比小农悲苦，其生存压力较小农轻；主体社会对这个阶层歧视但并不鄙弃。本文重点分析了堕民与其主顾的关系，认为堕民对其主顾是寄生性依附，主顾对堕民在某种意义上视为“准亲戚”，双方绝非奴役与被奴役的关系。

社会变迁与浙东堕民的解放和消融

自清初以来,统治者多次下令解放堕民,但在传统等级制度和等级思想的禁锢下,堕民无力也不愿改变自己的寄附处境。直到近代以来,堕民地位才有所改善。但真正得到解放并消融于社会,则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堕民的解放和消融始终伴随着社会变迁,这是笔者在对浙东堕民遗存长达十年的田野调查后得出的结论。

堕民与绍兴戏曲关系考

绍兴的戏曲传统绵长,这与绍兴"无戏不成俗"的地方文化密不可分。绍兴的地方戏是在为民俗生活服务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作用最大的是堕民。堕民,并非乐户,以为平民家四时八节和人生礼仪提供趋吉避邪服务为生。在趋吉避邪服务中,堕民为达到娱神娱人目的,逐渐戏化仪式,融入戏曲成分,推动了地方戏曲的形成、传承和发展。这是笔者对堕民长达十年的田野调查过程中得到的结论。

“纲要”课社会调查的选题原则

社会调查是行之有效的实践教学活动,而科学选题无疑是取得社会调查成功的一个必要条件。《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具有自己的特色,既不同于中国近现代史课程,也应有别于《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社会调查选题原则应符合该课特色。在实践教学过程中,笔者探索出了三个选题原则,即政治性与学术性相结合原则、个体性与整体性相结合原则、历史性与现实性相结合原则。

州县游幕人王春龄档案史料价值初探

王春龄，上虞县百官镇人，生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卒于民国二年（1913），一生游幕，虽名不见传，但为后世遗留近10万字信稿、公交稿、布告稿、禀稿、账册和收费规目等，还有几件游幕时使用过的随身物品，为研究游幕人活动及其政治影响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其所留文稿和物品多在“文革”时被焚，仅少部分被保存了下来。残存的遗稿中，最早一份是清光绪二年。最晚一份是宣统二年，游幕地点在浙江省宁波（鄞县）、乐清、嘉兴（秀水）、海盐、诸暨（暨阳）和德清等地，文稿内容主要涉及县级政治运作、财政收支和游幕人生活等。

兰溪童公山村轿夫对其主顾依附关系特点考

通过就兰溪童公山村轿夫对其主顾依附关系的实证分析 ,不仅证明兰溪历史上曾有过被称为“轿夫”的堕民 ,也给历史留下一个贱民对其主顾是如何依附的实证 ,还对贱民存在的根本原因作了初步探讨。笔者认为至少该地贱民的存在是社会原因造成的 ,学者认同的“政治民族压迫说”

首届绍兴师爷暨中国幕府文化全国学术会议综述

被称为中国“无形政府之一”的幕府，是中国传统政治的产物，几乎伴随封建社会始终，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学术文化乃至整个社会生活，都产生过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为推动中国幕府文化学术研究，绍兴文理学院和绍兴市社会科学联合会联合主办了绍兴师爷暨中国幕府文化全国学术研讨会。会议于2005年10月14日至16日在历史文化名城绍兴举行。

阿骨打的策略实施与金速灭辽的关系

十二世纪初叶,东北地区古老的女真族,在其首领完颜阿骨打的率领下,兴正义之师,仅十年时间迅速灭掉了其宗主国——已立国二百余年的辽国。这其中的原因,除女真族实力的强大和辽朝的腐朽统治两大客观因素外,女真族领袖阿骨打个人的领导作用更是不容忽视的。本文试从兴正义之师、周密准备、知人善任、善于吸纳、民族政策、外交策略等六个方面探讨金灭辽过程中完颜阿骨打所起的决定性作用。

童家岭罗汉会：舜王遗风下的会稽风情

“岁汉”是神通广大者的化身。如今，缙云的迎罗汉，作为一种由舞蹈、武术和杂技相结合的大型表演形式，已经被列入国家级非遗名录，而我认为，绍兴舜王庙会期间的罗汉会，

中国封建皇权的有限性

中国封建皇帝代表国家的主宰，没有任何一种世俗的权力凌驾其上或与它抗衡，他可以把一切事权都容纳进去，举凡国家生活的所有领域——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文化的、法律的、宗教的一切事务，以及国家生活的整体和任何一个局部事务——中央的、地方的大或小、重要与轻微之务，都可囊括在皇权范围内。从这个角度说，皇帝的权力是至高无上、至大无涯的。但透过“天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的表象，我们不能不承认皇帝并不拥有绝对的权力，他也处于制约之中。一、皇帝只是地主阶级的总代表皇帝之所以能登上这个至高无上的宝座，独揽大权，君临一切，传位后代，这并不是由天神或个人意志所决定的，归根结蒂是地主阶级赋予的。

论中国传统家庭中妇女的地位

【正】 论述中国封建社会妇女地位卑微,处境悲惨的文章俯首皆拾,但如果我们把妇女放到传统家庭(即宗法家庭)中作一分析,我们就会得出相异的结论。实际上,要探讨宗法社会中妇女的地位,必须首先弄清她们在家庭中的地位。因为,家本位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任何平民个人都依附于家庭,并作为家庭的一个分子而存在,“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人坐罪,株连九族”。我,不是独立的我,只是家庭中的我,作为父母亲的儿子、女儿或丈夫的妻子等等,以承担家庭义务的主体出现。在中国人看来,振发家风是最高荣誉,而败坏家业是最大的罪恶。

漫话绍兴堕民

堕民,又称惰贫,绍兴地方志也称乐户、丐户,绍兴老百姓习惯上称男性为大贫、堕贫,女性为老嫚,未婚女孩为鳗线(鳗与嫚谐音,鳗线即小鳗),他们世代为固定主顾(绍兴人为区别于一般含义主顾,把顾读成 kū)做特定的服务(狭义上的堕民业),是被人歧视的贱民阶层。绍兴曾是堕民的最大聚居地。

浙江兰溪贱民“轿夫”依附习俗考

1928年浙江省民政部门对堕民情况统计中没有兰溪堕民一览①,兰溪的历代地方志也没有提到这种贱民.但据笔者近年在兰溪的田野调查,发现解放前此地存在过贱民,俗称'轿夫'.男的从事吹打和轿夫,女的从事与'讨彩头'相关的事,俗称'做轿夫',他们无法与平民通婚,甚至在当地同样被歧视的戏子、渔夫等家族也不与他们通婚,不杂居,往往以一个家族为聚居,多数形成村落,也有聚居于大村落的边缘一角,也不得科举(据说曾有'轿夫'想参加科举考试而被当地绅士揪回来),服饰也有区别,'做轿夫'时男的围蓝色腰布,平常平民则围白色腰布.显然,它也是堕民.为了解兰溪的堕民习俗,笔者随机调查了自己亲戚家(丈夫老家为女埠镇横屯畈自然村)最近的一个轿夫村--兰溪市女埠镇童公山,于1998年7月、1999年2月和7月先后三次以学者的身份深入童公山,并逐一走访了曾与童公山人有走动关系的女埠镇焦石、下童、泽基、殿前、田畈、横屯畈、午塘、前方、舒院、楼塘和禾家坞九个自然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