稿酬制度与当代文学生产——以汪曾祺书信为中心

作为文学生产的重要环节,稿酬制度的变化不仅关系到作家的经济利益,而且还和作家的生存状态和创作理念息息相关。李洁非认为稿酬制度是对文学生产监督和奖励的手段之一:"文学体制并非只靠思想指导来达到控制文学生产的目的,它必然还要依托于一定的制度。

汪曾祺未完成的长篇小说创作计划——以其书信为中心

在当代文学中,汪曾祺坚持对短篇小说文体的耕耘,但鲜为人知的是,汪曾祺也曾苦心构思长篇小说的创作计划。以书信为线索,可以发现汪曾祺长篇小说的创作计划不仅贯穿了现当代文学的1940年代、1980年代和1990年代三个时期,而且还囊括了历史小说、高邮系列小说、自传体小说三种题材的篇目。但由于作家本人独特的短篇小说的文体意识、身体状况以及新时期复出以来纷至沓来的文坛邀约等因素,汪曾祺的长篇创作成为了文学史上的遗珠。此外,汪曾祺的长篇创作计划在私人书信和公共传播领域中还出现了两种话语。

文化交流和异域视野中的文学交往与创作——汪曾祺书信中的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

20世纪80年代的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是重启中美文坛对话的桥梁,也是中国当代作家走向世界舞台的见证。以1987年前后的书信为线索,可以发现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不仅为汪曾祺文学交往的朋友圈层增添了国际性和区域性的色彩,而且还为他提供了一次进入国际文学语境的体验。异域文明的冲击、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虽然为汪曾祺的创作带来了一系列的转变,但在文化观照中也促使其重审本民族文化传统的特殊意义,并投射在其文学创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