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王母神话形象演变的隐喻——兼论摇钱树中的西王母图像

西王母神话形象表现于汉代摇钱树的西王母图像艺术中,其发展经历了从"司天之厉及五残"到献天之祥瑞的演变。西王母崇拜在汉代盛行的原因,一方面是神仙和长寿思想奠定的社会心理基础,另一方面是西王母被外戚利用成为篡权者寻找政治合法性的依据。西王母在民间与官方的相互推崇中,逐渐成为全能的神灵。摇钱树枝叶和树座上刻绘的西王母图像,其隐喻意义是西王母可以给民间带来祥瑞,是带给人们长生、富贵、平安、子孙延绵等福祉的全能神。汉代对死后世界的憧憬和想象,折射出汉人积极进取、乐观豁达的社会心态。

我国西南地区与南亚新石器时代的文化联系——以卡若文化与梅尔伽赫文化为例

新石器时代我国西南地区与南亚次大陆西北部地区已有了文化交流。通过对西藏卡若文化与南亚俾路支斯坦地区梅尔伽赫文化、克什米尔地区布鲁扎霍姆文化、古夫克拉文化的文化互动考察,发现卡若文化的陶器刻纹、衬花工艺、海贝加工技术与梅尔伽赫文化关系密切。梅尔伽赫文化并未对卡若文化产生直接影响,而是通过喜马拉雅山廊道向西藏渗透,卡若文化与克什米尔地区新石器文化的互动关系就说明了这条文化交流通道的存在。

史学对艺术史教学的功用

艺术史既体现着时代的特征,又有着艺术的判断。艺术史离不开历史观的指导,艺术史教学是透过史学进入艺术的内核,呈现艺术发展脉络和规律,解答艺术本身不能回应的问题,阐释艺术现象或艺术活动的审美价值和艺术价值,评判艺术作品的形式、内容,从而界定艺术史的贡献。

试论岷江上游的石棺葬文化

岷江上游的石棺葬自民国初年被发现以来,由于其随葬品既有北方草原色彩又有蜀文化、滇文化、楚文化的特征,故学界聚讼不已。但综合来看,岷江上游的石棺葬文化更具有蜀文化的特征,是一种以蜀文化为主体的"复合型文化"。这种"复合型文化"的形成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边地文化的地理和资源特点;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半农半牧的边地文化受到相邻农业文明的影响。

考古学在艺术史教学中的运用和价值

考古学是艺术史教学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考古学弥补了传世文献阙如的不足,以出土文物为特征的考古学具有传统画论不具备的诸多特点。在世界艺术史中,离开了考古学,艺术史是不完整的也是可信度不高的。因此,我们要合理地利用考古学的资料和方法,使艺术史教学走向全球化、科学化。

西藏新石器文化互动圈与史前社会复杂化进程

新石器时代西藏高原内部形成以卡若、曲贡文化为代表的文化互动圈,外部与青藏高原东北部河湟地区、东南部横断山区以及南亚北部高原的新石器文化形成一个大的高原互动圈。通过对梳形器、骨牌饰、海贝、玉锛、项珠等物品的考察发现,高原文化圈的互动主要表现在艺术和宗教等非生存领域,涉及的物品基本为贵族所有。贵族精英是高原文化互动圈的潜在力量,他们通过竞争性的盛宴、工艺的专门化、商品交换、游戏、联姻等方式,维护自身地位,提高社会威望,在亲属团体内外部建立广泛联系,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是西藏史前社会复杂化进程的写照。

汉魏时期“摇钱树”的造型溯源

摇钱树作为一种明器，是东汉至魏晋时期壤葬中常见的随莽品，主要流行于以今天四川省为中心的西南地区。一般而言，摇钱树的造型是由树身和树座两部分拼装而成，两者的材质和工艺不相同，树身多为铜质（也有少部分为铁质），而树座为石质、陶质、木质。树座常见有山峦形、神兽形、西王母与昆仑山及仙人骑羊等混合形、佛像形等主要造像形式。

构建学风建设长效机制的思路及对策

优良的学风是培养人才的基础，是一所学校“活”的灵魂。因此，加强学风建设是高校实现培养目标的重要条件，是衡量办学水平的重要标志。然而学风建设自身存在长期性和综合性的特点，需要建立长效机制才能够有效地保障实施成果，真正形成优良、上进、健康的文化氛围。本人对学风建设长效机制的构建进行了实践性的探索和思考，提出学习习惯的养成教育与学习能力的培养教育是解决问题的两大关键对策。

秦至汉初户赋的性质、征收与管理

秦至汉初的户刍确为户赋的一种形式。户赋起源于军赋,其征收形式多样反映了秦代较为灵活的财政管理制度,具备较强的操作性。随着战争结束,汉代户赋改征钱币。卿爵以下(包括卿爵)都要缴纳户赋。户赋征收中严格使用校券,并由乡部根据本乡应纳户赋数量制作户赋征收统计册,最后由少内主管全县户赋的征收、管理和支出。根据里耶秦简,秦迁陵县户赋征茧,并将丝织品进献朝廷作为帝室收入的一部分。

图像史料在高校古代史教学中的功用

图像史料可以从载体、制作工艺、展现形式等领域区分,图片、绘画、文物、遗址遗迹、建筑、影片等都可以视作图像史料。中国古代有丰富的图像史料,利用这些图像史料进行古代史教学事半功倍。图像史料在教学中具有直观生动、证史纠史、拓展思路的功用。

里耶秦简“徒簿”类文书的分类解析

里耶秦简中的"徒簿"类簿籍文书记录了秦代迁陵县"徒隶"劳作的相关信息。根据简文中的名称,可将这批文书分为"作徒簿""徒作簿""徒簿冣"等三类。其中"作徒簿"为司空、仓当日作徒工作安排统计,为"作徒日簿"的简称;"徒作簿"由徒隶的接收方制作,为"司空/仓徒作日簿"的简称;"徒簿冣"在"日作簿"的基础上制作,或称"月作簿",一般是对当月徒隶劳作情况的累积统计。从"徒簿"看,秦政府从管理方、接收方、劳作内容等方面对徒隶劳作的管理十分细致。

论新史料在高校古代史教学中的作用和价值

史料教学是古代史教学的重点,传世文献等传统史料存在诸多不足,无法完全满足新时代古代史教学的需要,而以出土文献为代表的新史料具有传世文献不具备的诸多特点。因此,利用出土文献等新史料对高校古代史教学具有促进作用,我们要合理地利用新史料保证古代史教学的客观性、真实性、科学性。

从“圣人无父”到“帝王世系”——先秦秦汉感生神话评议

感生神话在先秦时期就面对"帝王世系"说的挑战,上博楚简《子羔》篇反映了儒家学者对德与天命的认识。汉代感生神话得到进一步的发展,逐渐融入"帝王世系"说,反映了经今古文相融合的趋势。五德终始理论是这个时期感生神话制作的理论基础,在汉高祖感生神话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基于信息匹配的老年人休闲娱乐平台的分析与设计

针对老年人休闲娱乐活动数量少、娱乐方式单一、娱乐信息匮乏等问题,文章从信息匹配的角度出发,提出打造老年人线上活动平台建设方案,从表示层、功能层、数据层自顶而下构建平台整体结构,解析平台工作流程,详细描述功能模块及信息匹配的关键算法。该平台运用良好的信息匹配技术进行准确、高效的信息匹配,帮助老年人找到匹配度高的同伴和活动信息。

西方来源与本土化创造:中国翼兽飞翼源流考

商周时期中国就出现了疑似翼兽的造型,但它们并非春秋之后中国翼兽的直接源头。翼兽起源于两河流域,两河流域的翼兽具有明确的内涵,是美索不达米亚先民崇拜的具体神明。探索中国翼兽源流的关键是飞翼。翼兽的飞翼具有实际的功用,神兽飞翔必须借助飞翼,因此西亚、希腊、波斯翼兽拥有强大的翅膀,用有力的翅膀来突出翼兽的飞翔能力和神性。在东传过程中,飞翼逐渐被装饰化、符号化,斯基泰和萨尔马提亚的翼兽双翼逐渐缩小。中国翼兽的飞翼继承了斯基泰和萨尔马提亚的符号化特征,并融入了中国本土特色,形成多样的翅膀造型。从飞翼来看,中国翼兽远未形成“外在典范”,其精神内涵也具有中国特色,在古代中国思维中,飞行升天不一定需要翅膀,翅膀与神性也没有必然关系。

新石器时代甘青地区中外文化交流研究——以马家窑与梅尔伽赫文化关系为例

近年来的考古新发现揭示,新石器时代中国与南亚次大陆早已存在文化交流。早至距今四、五千年,甘青地区居民已经和喜马拉雅山周边地带、俾路支斯坦等地有着间接或直接的文化交流。麦作物、羊、彩陶的东渐,穿孔石刀的西传都见证了早期中外文化交流。这个时期形成了中印交通的南北二道,其一为北道：从河西走廊进入塔里木盆地,翻越红其拉普山口进入克什米尔,沿印度河抵达俾路支斯坦;其二为南道：从甘肃南部向南经川西至藏东河谷,西下从雅鲁藏布江逆江而上,由狮泉河南下进入克什米尔地区。相关探讨为我们思考丝绸之路史前史提供了证据。

滇文化瘤牛形象研究

滇文化与印度河文明的瘤牛形象存在一定差异。虽然很难说哈拉帕文化对滇文化产生过影响,但不排除公元前4世纪左右,云南由印度引进瘤牛后与当地普通牛杂交的可能。根据考古学、文献资料以及遗传学以mtDNA的研究成果,云南很可能就是中国最早引进瘤牛的地方。瘤牛传入中国的路线不大可能从北方传入,但有可能从印度、东南亚进入云南。由于横断山区高山深谷的阻碍,尽管蜀身毒道是古代云南赴印度的最短行程,但通行的可能性较小。结合印度、泰国考古资料,瘤牛可能是从印度海航至缅甸、泰国,通过怒江、澜沧江北上,抵达云南境内。

圣树崇拜在世界范围内的显现及意义

在世界古代文明中,圣树崇拜是极为普遍的文化现象。树木象征着世界之树(生命之树),成为了某种超越性的存在。圣树之所以成为神圣的显现,是因为它不仅再现了宇宙,而且展现了宇宙永不枯竭、源源不断的生命力以及重生的过程。人们通过攀爬、触摸和拥抱树木等行为,力图与树建立密切联系,从而获得升天、再生和不朽等神力,分享树木的永恒生命。现代社会的林木保护意识可以说是古代圣树崇拜的延伸,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古代社会世界树的原始信仰。

从图像看滇文化中的古印度文明因素

云南位于中国西南边陲,西部与缅甸接壤,与印度东北部相隔不远,南部和老挝、越南为邻,西北紧依西藏,是南下东南亚和西去南亚的陆上大门。云南北部高山、大河自北向南相间排列,地势险峻;西部为横断山脉,地势缓降,河谷宽广,尤其是在南部和西南边境一带,山势较矮、宽谷盆地较多。这种区位条件和地形特征使云南成为北方草原文化、中原文化与南亚、东南亚古代文明交流的十字路口。

秦即墨郡的设置和变迁——以里耶8-657号秦简为据

里耶秦简8-657号简记载了"琅邪郡尉徙治"的相关内容,根据秦历谱、干支纪日、秦代信息传递速度和里耶秦简8-657简的内容,可以推断出8-657号简"琅邪郡尉徙治"的发文年月是秦始皇二十八年五月,此时尚无即墨郡。秦在灭齐之初,根据齐国疆域沿革和山川形势设齐、琅邪二郡。在秦始皇二十八年后分琅邪郡置即墨郡,琅邪郡尉徙治即墨和即墨郡的设置与秦始皇东巡关系密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