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复议规范性文件审查的困境及功能优化

行政复议法规定了规范性文件审查制度,但该制度在实践中呈现出当事人申请意愿低、复议机关抵触情绪大、对规范性文件的监督效果差等诸多问题。上述问题产生的直接原因包括审查主体定位不当、审查标准与行政诉讼趋同、审查机制与审查后果不匹配等,而根本原因则在于该制度的功能定位偏离了行政复议制度的功能定位。根据行政复议法,复议规范性文件审查的首要功能是预防和纠正不合法、不适当的规范性文件,而不是辅助行政争议的解决;同时,该制度还需兼顾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和保障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的目标。这与行政诉讼中的规范性文件审查制度以及备案审查制度的功能定位存在明显差异。复议规范性文件审查制度的功能应当与复议制度的整体功能保持协同。以此为指引,复议规范性文件审查主体应被限缩解释为对规范性文件有监督权的上级机关,审查标准应被扩张解释为广义合法性审查标准,审查程序应在考虑有效监督规范性文件的基础上作平衡性设计。

论行政许可法上的增设

行政许可法上的增设具体包括增设非必要的许可事项、增设上位法已设定的许可事项和增设违反上位法的许可条件三类。前两类构成行政许可的增设,而第三类构成许可条件的增设。从实践情况观察,法院和备案审查机关极少对“禁止增设条款”进行解释,在判断是否构成增设时,通常仅以“不一致”作为判断其是否构成增设的标准,或者诉诸抽象的“不抵触原则”。基于对具体的规范和案例样本的归纳,有关许可的增设,应从许可事项的具体语词结构、事项之间的种属关系以及上位法条文的制定目的出发进行判断。拆分既有许可事项并改变部分分项的实施主体、条件或程序,在既有许可事项的已列举分项外加入别的分项,或者在上位法不设定许可的情况下补充设定许可,均构成行政许可的增设。关于行政许可条件的增设,应从许可条件的具体规定是否超出事理上的当然范围以及条件与事项之间是否构成不当联结出发进行判断。下位法设定超出事理上的当然范围以及构成不当联结的许可条件,构成行政许可条件的增设。

重复、细化还是创制:中国地方立法与上位法关系考察

修改后的我国《立法法》将地方立法权下放给全部设区的市,理论与实务界存在着"立法扩张"与"立法重复"两种不同的担忧。通过对样本城市具有地方特性的市容环卫领域和具有中央特性的安全生产领域地方立法的实证考察可以发现,更具地方性的立法,在条文规模上的扩张程度更高,而我国地方立法在重复中央立法方面的问题并不突出。地方立法中有相当比例的规定对上位法进行了操作性的细化,且在中央特性较强的立法领域中,地方立法进行细化的比率相对较高。在立法创制方面,地方立法超越上位法框架的"独立型创制"现象较为少见,地方立法机关更多进行的是基于上位法已有条文的"依附型创制",在总体上呈现出较为保守的倾向,但也展现出地方立法一定的自主空间。未来应进一步明确地方立法在规范上的存在空间,适当减弱立法保守倾向,使地方立法在社会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

上位法规定不明确之规范性文件的效力判断——基于66个典型判例的研究

现代行政治理体系中存在着大量上位法规定不明确的规范性文件,法院在缺乏明确立法指引的情况下如何判断这些文件的效力是理论和实践中的重要问题。根据对最高人民法院2004年以来发布的66个典型判例的分析,法院对于规范性文件的判决存在3种效力肯定情形和2种效力否定情形,并可被归入较浅审查模式和较深审查模式两个大类之中。法院采用不同程度的效力判断方式体现了保护相对人权益、尊重行政专业性、维护行政效能等不同目的,并具有中国语境下的独特意义。但是目前实践中的做法仍然存在进一步完善的空间,未来应建立司法区分程度审查规范性文件的标准。

论高等学校决策机制的改革与完善——基于协商民主视角的分析

观察中国高校内部权力结构的变化可以发现,历史的主线围绕着党委的政治权力与校长的行政权力的此消彼长而展开;然而,不论是支持由党委掌握权力,还是赞成权力集中于校长均属于传统的"一长式"思维。在现代高校管理中,为达到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决策的权力应当在更大的范围内被行使。学术委员会与教代会是促进以上目的实现的重要组织,然而在实践中这两个组织的运行存在着种种问题。本文以协商民主理论和行政法学中听证程序的基本原理为基础,以学术委员会和教代会为依托设计和完善高校决策模式。

规范内容合法性的不同面向及其适用限度——兼论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的不同层次

在法律理论中,内容合法性是识别规范合法性的关键概念,对于引导司法裁判具有重要作用。基于学理分析和对相关判例的总结,内容合法性可以根据其判准相对于法律体系的开放程度区分为开放的内容合法性、封闭的内容合法性和半开放的内容合法性。此三种不同的内容合法性分别适用于极端不正义领域、法律保留领域和上位法依据不明确领域中法律决定之合法性判断。通过对内容合法性种类与适用范围的梳理,可以有效引导法院区分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的不同层次。

行政权力干预公民权利限度的探讨

行政权力对于私领域的干预应当具有限度。影响行政权力干预深度的因素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干预对象"公民权利"受保护的强度,其二是干预理由"公共利益"的强度。两者相抗后最终的强弱对比是行政权力介入深度的决定性因素。对于底线性质的权利,行政权力任何时候不得干预;对于其他权利,在特殊情况下(紧急状态),行政权力可以根据专门的规则(紧急状态法)实施干预;而在一般情况下,行政权力干预的深度需要在个案中进行衡量,其中必须贯彻私权利优位的观念。

问题意识和著书

我此次带来了两本书，一本由中国学者撰写，另一本由美国学者撰写。仅从两本书的目录看，我们似乎便可以发现一些不同。最大的区别在于中国学者的问题意识并不足够清楚，基本还是采用了一种教科书式的写作方法；相比较而言，美国学者的著作更注重对于问题的梳理，而不是对概念的界定。前一种写作方式不利于论文逻辑结构的充分展开，严格来说不能算一种学术论文的写作方法，但长期以来，在本学科内，这种形式的论文或著作却长期存在，不知其中原因何为？

美国大学的信息公开要求及问题

在美国,大学信息公开的法律和政策需要面对一系列复杂的问题。美国大学,特别是公立大学的信息公开需要有效平衡三种相互竞争的利益,公众的知情权、大学保护自己学术自由和运行效率的学术自治权和教职工以及学生的隐私权。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皆基于州法设立,州一级的记录开示法是推进和保证美国公立大学信息公开的主要法律机制;同时,各个大学因为不同程度地依靠联邦政府的资助,因此也受有关信息披露的联邦法律规制。可能增加或限制州法上信息公开义务的联邦法律包括:《高等教育法》、《珍妮·克里利公开校园安全和校园犯罪统计法》、《家庭教育权和隐私权法》、《医疗保险流通与责任法》。美国大学的信息公开的方式包括主动在网络等平台上公开或依申请公开。随着社会各界力量的推动美国大学公开程度还在不断加深。

言说的德性——南湖藏书楼上谈著书

第，关于南湖藏书楼。修建南湖藏书楼纯粹是个人的爱好，主要是为我们自己的阅读和研究服务。在今天的社会环境下，这种观点很能给我们以警醒和启迪，那就是自己把书读好就行了，不要去勉强别人。近三四年来，南湖藏书楼成为了学界同仁和文友们快乐聚谈的一个场所。

授权立法范围的合理界定

授权立法是指拥有立法职权的主体将其职权范围内的某一特定事项的创制性规定权转移给本身不具有此项权力的主体来实施的行为,其不同于立法职权的分配、执行性立法权的确认、立法修改权的赋予以及上位法的暂时调整或暂时停止适用。各下位法制定机关应获授权方能立法的范围是法律保留范围,在横向维度,包括侵益性事项和其他重要性事项;在纵向维度,包括政治统一事项和市场统一事项。在法律保留范围之外,拥有立法职权的主体可以自行立法,而无须依赖授权。法律保留内部又可区分为绝对保留和相对保留,它们的范围在横向与纵向维度上各不相同。基于我国和域外的立法规定与相关理论,在相对保留下,上位法制定机关可以进行概括授权,而在绝对保留下,只能进行具体授权。

利用植物碳源提高人工湿地脱氮效果的研究进展

碳源不足已成为人工湿地脱氮受限的重要因素,植物材料因其经济易得、安全有效的特点,被用作外加碳源应用于人工湿地脱氮过程中。通过综述植物碳源的特性、利用方式及其在湿地脱氮中的应用效果,揭示植物碳源的功能及使用机制,为提高人工湿地脱氮效率提供依据及建议。最后,归纳了该研究领域内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对今后的发展方向进行了展望。

应急无人机物流配送体系优化研究

针对应急无人机物流系统的配送问题,本文在机场建设、配送路径等方面进行研究和优化分析:原用于运输卡车的侧壁改装成可放下起飞架,作为移动无人机机场;自动驾驶领域的智能导航技术应用到航空器地面检测站,通过广度优先算法得到最优配送路径,并且利用垂直起降提高无人机的配送效率。通过无人机应急物流系统的优化改进,可实现应急物流系统的降本增效。

央地关系中的法律保留

传统法律保留理论无法合理解释为何罪刑法定、税收法定、组织法定、物权法定等原则应在立法权配置的纵向维度适用,法律保留的理论基础应结合央地关系框架加以拓展。纵向法律保留是央地立法权配置的一种特殊模式,存在于单一制国家,在内容和形式上均不同于联邦制下的分权制度。我国纵向法律保留的规范依据包括个别规范和一般规范两个层面,一般规范依据形成了对个别规范依据的总结和补充。根据对这些规范含义的解释,我国纵向法律保留的范围涉及社会主义政治统一和市场统一两个维度。另外,从世界范围内观察,纵向法律保留存在严格与不严格两种模式,社会主义制度必然要求在部分领域采用严格的法律保留模式。综合纵向法律保留的范围和程度两个方面的考虑,具体保留规范的适用可进一步精确化。

对汽轮发电机组经济运行可行性探讨

通过理论计算和结合实际运行工况详细分析汽轮发电机组的经济运行受蒸汽管网波动的影响 ,重点介绍如何调节蒸汽用量以及维持汽轮发电机组的经济运行 。

论与上位法相抵触

法的抵触发生于初级规则之间,与法的违反情形不同。下位规则与上位法的抵触可以分为逻辑抵触和非逻辑抵触,两者不可混淆。逻辑抵触的原因是规则特定成分间的不一致,具体而言,包括规范词不一致,法律后果不一致,以及构成要件收缩、交叉等情形。而构成要件的扩张、相异等则不必然构成逻辑抵触。非逻辑抵触涉及价值的衡量,历来存在判断上的困境。但在中央和地方立法关系的规范框架下,可根据自主性立法、执行性立法和先行性立法的分类,确定不同的抵触认定标准。调整地方性事务的规则在非逻辑抵触的判断标准上应更加宽松,即便对上位法的目的构成阻碍,也不应直接判定其抵触上位法。

地方立法适用中的上位法依赖与实用性考量

实践表明,我国的地方立法并没有架空上位法,反而处于被边缘化的尴尬境地。地方立法被弃用的原因主要包括适用地域性和审级制度下的风险规避、地方立法制度功能缺失以及传播成本和规则认知便宜化等三个方面,表现出了法律适用中的"上位法依赖"倾向。但与此同时,仍然有部分地方立法规范在实践中较为活跃。通过对这些立法文件所涉司法案件的抽样分析,可以发现适用较活跃的立法条文可被归入解释或充实上位法概念、设定地方性标准、确认行政主体地位、确定行政处罚或强制行为、规定当事人权利义务、填补上位法漏洞等情形之中,进而分为细化操作型、赋权确认型和漏洞填补型三类,体现了法律适用中的"实用性考量"。结合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要使地方立法具有更强的实效性,则应做到根据需求实施立法供给、强化规范的确定性、有效平衡"安全立法"和"有用立法"的关系并降低立法的传播与学习成本。

复议机关作共同被告制度实效考

新《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复议机关作共同被告”制度是否促进了行政复议制度实效性的提升,是一个重要但有争议的问题。体现制度改革成功与否的标准从成效角度说包括复议直接纠错率、复议再诉率、复议案件数量等,从成本角度说包括改革本身的成本和改革所带来的成本。基于对现有数据以及访谈材料的综合比对并排除其他假设后,可以判断,在理性选择机制的作用下,复议机关作共同被告制度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与功能目标相似但复议机关不用作共同被告的其他方案相比,该制度总体成本更低,相对更符合我国当前的国情。

正确性抑或权威性：论规范效力的不同维度

在现代行政合法性危机的背景下,传统的法律效力概念已不足以解释变化的现实。通过学理分析可以发现,传统的效力概念背后蕴藏着"正确性效力"和"权威性效力"两个维度。正确性效力只有有或无的区别,有正确性效力的规范应当得到服从;权威性效力可以在程度上区分大小,有权威性效力的规范应当得到尊重。另外,正确性可以区分为正义和拟制正确,权威性则包含理论权威与制度权威,制度权威又可分为绝对制度权威和相对制度权威。正确性效力背后的正确性是一种拟制的正确性,权威性效力背后的权威性则是理论权威与相对制度权威的结合。在正确性效力和权威性效力区分的理论框架之下,对于规则的司法审查应建立起先正确性效力后权威性效力的审查方式。

规范性文件的权威性与司法审查的不同层次

新《行政诉讼法》的出台,正式确认了法院对于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审查权。在司法实践中,存在有狭义合法性审查与广义合法性审查两种不同强度的审查模式。我国法院目前对于不同深度的审查标准的运用较为随意,缺乏客观化的标准,导致在审查上位法依据不明确的规范性文件时司法与行政权界限的模糊。在理论上,能够影响法院对于规范性文件审查强度的因素包括规范性文件的上位法授权、功能、政治责任、形成方式和规范领域等等。这些因素可以通过包括制度权威和理论权威在内的权威性概念获得解释并被赋予合法性的内涵。基于这一"权威性"的理论框架,有关司法审查规范性文件不同层次的模式可以得到初步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