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罪认罚从宽对“以审判为中心”的逾越及其防范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使得大部分案件通过简易或速裁程序审结,追求刑事司法的效率价值,这与要求实现庭审实质化以确保司法公正的诉讼体制改革,即“以审判为中心”存在一定的冲突。“以审判为中心”是诉讼程序和制度设计的基本原则,理应在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立法等过程中发挥指导性作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建立不应违背“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理念。在认罪认罚司法实践中,存在着诉讼程序重心的前移、辩护空间的限缩和上诉不加刑原则被架空等逾越“以审判为中心”的表现,有必要通过保证法院对案件享有最终裁决权、保障被追诉人的辩护权利和协调“无理抗诉”与“滥用上诉权”冲突等路径,防范认罪认罚从宽对“以审判为中心”的逾越。

数字时代被告人质证权的实现困境及出路——以大数据证据为视角

数字时代,司法程序越来越“智慧化”,大数据证据的运用也越来越广泛,但这种嬗变给审判场域被告人质证权的行使带来了许多障碍。一方面,对于大数据证据所属证据种类尚存争议,加之被追诉方获取数据渠道的闭塞性和分析数据能力的有限性造成了数字时代新的“控辩鸿沟”,甚至出现了“数据倾倒”,无法实现控辩平等武装。另一方面,法官过度信任大数据证据,对该类证据并不进行充分实质的质证,有违“以审判为中心”的要求。这就需要突破法定证据种类的藩篱,明确大数据证据作为独立的新证据种类的地位并适用补强证据规则,赋予被追诉方数据访问权,强制大数据证据收集方出庭接受质证并允许被追诉方聘请专家对大数据证据发表意见,从而实现对大数据证据的质证。

监检衔接下退回补充调查的应然定位与冲突化解

监察体制的改革,使得职务犯罪的侦查权转变为监察调查权。由于监察程序的独立属性,导致在实践中无法直接适用《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退回补充调查存在案件所处程序阶段确认、强制措施的适用、辩护律师参与以及证据衔接等问题。退回补充调查是有效实现监检衔接的重要内容,宜从犯罪嫌疑人权利保障的角度出发,构建更为完善的职务犯罪案件退回补充调查制度,从而有效解决司法实践中的困境,防范“监察中心主义”的发生。

有效合规背景下审前涉案财物处置之完善

侦查机关不区分财产性质的“一扣到底,全部剥夺”,行刑衔接案件中行政机关和侦查机关的提前罚没以及选择性地移送阻碍了企业合规的有效开展和合规整改后企业的继续经营。其深层原因是我国“重人轻财”的认知理念、法律规范的体系化缺失和审前各机关的部门利益化追求。为此,应建立独立统一的涉案财物管理中心,增加刑事对物保全措施,设置检察机关负责的涉案财物调查程序来对审前涉案财物处置进行完善。

在线诉讼电子化证据制度与证据规则的抵牾及因应之策--以《在线诉讼规则》第11-13条为中心

“传统证据电子化”趋势下,愈来愈多的传统证据或将以数字化的形式呈现。电子化证据制度是在线诉讼得以全程在线进行之前提,但经电子化处理,即通过扫描、翻拍、转录等方式将线下的、传统的证据形式转化为电子形式,形成的“传闻证据”“次佳证据”可能有违传统证据规则。为化解该制度与传闻证据规则的抵牾,宜采取“正面列举+反面排除+分类讨论”的方式明确电子化证据的外延,绝对排除当事人的陈述和证人证言等作为电子化证据之客体;为化解其与最佳证据规则的抵牾,应赋予电子化证据形式合法性,免除当事人的原件提交义务;在电子化证据满足形式真实性的前提下赋予其“拟制原件”的法律效力。在数字司法建设过程中,尤应当注重保障包括程序选择权和质证权在内的诉讼权利以实现数字正义。

新“枫桥经验”视阈下我国轻罪治理模式的现实检视与完善进路

目前,我国轻罪治理模式存在轻罪案件增多、刑罚附随后果严重、《刑法》万能主义等弊端。究其原因是过分迷信《刑法》对社会治理的作用,看似“一劳永逸”,实际上“事与愿违”。新“枫桥经验”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至上,依靠群众解决纠纷,创新“自治、法治、德治”三位一体的社会治理模式,给我国轻罪治理模式提供参考。检察机关应当充分吸取新“枫桥经验”,能动履职实现从治罪到治理模式转型,通过派出检察室的方式,完善不起诉检察听证、刑事和解、社区矫正等制度,依靠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真正实现轻罪治理的初衷,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刑事在线诉讼对我国庭审实质化的威胁及控制

随着《人民法院在线诉讼规则》(下文简称《在线诉讼规则》)的颁布,我国司法领域开始进一步融合科学技术的发展,对新形态的在线诉讼展开积极探索。刑事案件通过在线诉讼审理,存在违背直接言词原则、冲击庭审实质化、忽视对被追诉人辩护权保障等违反正当程序要求的问题。有必要通过加快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在线诉讼的步伐,运用VR等技术还原庭审的真实性;保障被追诉人依法享有的包括辩护权、技术回溯权等在内的诉讼权利以及明确在线诉讼远程庭审的规范细则等路径对在线诉讼的潜在风险进行有效控制,从而纾解在线诉讼与刑事诉讼权利保障的张力,保证现代科技能够更好服务于司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