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的本原及其文体意义的生成与演变

“传”作为一个文体概念包含解经与叙事两种不同形态。究其本义,“传”字原与邮驿相关,至春秋战国之交时,方引申出古书统称之义。此后直至西汉初,“传”进一步用来指解经之作。与此同时,司马迁将《史记》中专写各色人物的那一部分命名为“列传”,后班固《汉书》承之而为“传”,使得“传”这种文体概念的所指有了新的扩展。此后,这种叙事形态的“传”日渐兴盛并呈多样化趋势,而解经形态的“传”逐渐式微,并分解成了多种注书体例。

“创作”的焦虑——普鸣《作与不作:早期中国对创作与技艺问题的论辩》述评

孔子曾公然宣称自己"述而不作",这引来了墨子的强烈反对,他质疑这种主张的合理性,并讥诮这种保守主义立场的食古不化。一场旷日持久的论辩由此拉开了序幕。这场论辩似乎极为低调,以至于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始终未能引起足够的关注。虽然人们早已注意到与此有关的只言片语,但极少有人在乎它的全貌。普鸣以极大的兴趣对这场论辩的完整面貌进行了还原,这构成了《作与不作:早期中国对创作与技艺问题的论辩》(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版)一书的主要内容。

《小雅·鹤鸣》所见中国古代文艺美学思想探微

《小雅·鹤鸣》历来被视为一首政论诗。从整体看,此诗全篇皆用比兴,为《诗经》中之异类,故较为明晰地反映了中国古代文艺美学追求含蓄、空灵与自然的美学观及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等思想。另外,从诗的内容进行解构分析,也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文艺美学在传播理念、内涵设置、价值追求、创作原则等方面的某些特质。

殷商卜辞的仪式渊源与文本界限

殷商卜辞是对占卜仪式的记录,它们通常只是作为一种伴随文本,与特定的占卜材料结合,才能对仪式过程给予相对完整的呈现。商王在仪式中的角色优势,也借此得以延伸到仪式之外。文本的写作主体,本就是带着同样的意图而造就了这些文本,并最终将之提供给那些曾亲历仪式的特殊受众,期待他们能在仪式结束之后,依然加深对商王权力身份的认同。只有少数结构完整的长篇卜辞,可以摆脱占卜材料的制约,且无需具备任何仪式记忆,就能被有效阅读。其中的验辞,内容焦点更是落在仪式边界之外,甚至会记录一些决策失误的结果实例,以此对商王的权力身份构成否定,这正是写作主体自主表达的结果。这些现象无疑意味着这种文本从仪式的制约中开始突围,尝试迈向更加宽广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