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大湾区中心城市空间结构与集聚扩散特征

中心城市具有较强的集聚功能和辐射作用,既是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也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引擎。粤港澳大湾区要建成国际一流湾区和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发挥香港、澳门、广州、深圳四大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基于现有理论和方法,分别构建区域密度函数、引力模型、断裂点模型来分析粤港澳大湾区中心城市人口与经济的空间结构与集聚扩散特征,发现目前香港、澳门、广州、深圳四大中心城市的对外经济联系和辐射效应显著增强,但存在过度集中、空间分布不均衡的问题,对其他城市的带动作用有待进一步提升。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背景下,应在完善粤港澳大湾区跨境协作机制;深化市场一体化,激发集聚扩散效应;打造西岸增长极,优化大湾区空间结构三个方面推动制度创新与政策落地,更好地发挥粤港澳大湾区中心城市的带动作用,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

新时代中心城市的引领作用与城市群高质量发展

改革开放尤其是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来,我国城市群高质量发展取得了重大成就,这一实践和成就背后的发展逻辑需要有新发展理念进行解释和总结。西方学者曾经提供了推动城市化发展的理念,例如中心地理理论、增长极理论、集聚扩散理论和"中心—外围"理论等,但这些理论都不能完全解释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成就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本文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五个维度阐述了我国中心城市引领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分析和刻画了新时代中心城市引领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基本态势。在构建新发展格局过程中,尊重城市群发展客观规律,立足我国城市化的特色优势,按照新发展理念的要求推动有利于强化中心城市引领作用的体制机制创新,不断提升中心城市在城市群高质量发展中的引领作用。

异质性吸收能力约束下FDI对出口复杂度的影响研究

本文利用2003-2016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分别构建了静动态面板门槛模型,研究了异质性吸收能力约束下FDI对出口复杂度的差异化影响,发现FDI对出口复杂度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吸收能力门槛效应,吸收能力越高,其促进作用越大。人力资本和基础设施在FDI技术溢出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只有跨越一定的人力资本和基础设施门槛时,FDI对本地出口复杂度才有显著的推动作用;金融发展是本地企业对外资技术模仿和二次创新的重要保障,FDI对出口复杂度的促进作用随着金融发展的提高而提升。FDI大量流入却未能很好地促进我国出口复杂度提升的原因在于大部分地区吸收能力长期处于较低水平。本文还发现,FDI对出口复杂度的影响因融资方式、产业类型以及FDI来源的差异而不同。本文研究结论对“十四五”时期推动外贸外资高质量发展和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粤港澳大湾区及周边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网络结构及经济效应研究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强调构建错位发展、优势互补、协作配套的现代服务业体系。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对2005—2018年粤港澳大湾区及周边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网络结构及经济增长效应的研究发现:大湾区及周边城市生产性服务业呈现以香港、广州、深圳为中心的圈层结构空间网络分布特征,港深穗的“特别行政区+经济特区+省会”组合是城市群生产性服务业空间联系的核心力量;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结构网络联系对各城市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检验发现,信息化水平的提高对生产性服务业空间联系的经济增长效应具有强化作用,而人力资本由于劳动力要素流动限制和分布不均衡导致相应的调节作用尚不明显。相比金融业,交通运输业的空间网络联系对于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更大。建议构建合理的生产性服务业布局,优化粤港澳大湾区及周边城市的空间网络结构,促进粤港澳大湾区及周边城市生产性服务业分工合作与联动发展,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以新质生产力 赋能能源行业高质量发展

自从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调研期间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以来,布局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培育形成新质生产力得到广泛讨论和关注。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能源行业不仅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主要产业载体.

推动能源领域闲废物资循环利用

3月5日,李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推动废弃物循环利用产业发展,促进节能降碳先进技术研发应用,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供应链。此前在今年2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快构建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的意见》(国办发[2024]7号,以下简称《意见》)中提出“促进废旧装备再制造”“探索新型废弃物循环利用路径”,是提升我国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竞争力的必经之路。加快能源领域闲废物资循环利用体系建设,不仅是发展能源循环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抓手,但行业目前面临着产业链“断链缺环”、市场体制机制不完善、相关政策缺乏实操性和灵活性等问题,函待完善有关体制机制,构建高质量能源废旧物资循环利用体系,助力能源新质生产力的形成。

FDI推动中国城镇化了吗——基于金融发展视角的门槛效应检验

在自身资本和技术水平一定的情况下,FDI的大量流入及外溢效应影响着我国城镇化进程,而金融发展水平是FDI流入和外溢效应产生的重要条件。在不同的金融发展水平下FDI对城镇化的作用是否存在差异?文章以金融发展水平为门槛,利用1985-2014年省际面板数据构建门槛模型检验发现,FDI对城镇化存在明显的三门槛效应,在低金融门槛值(1.584)以下和高金融门槛值(2.4878)以上,FDI对城镇化有一定的阻碍作用;当金融发展水平处在低门槛值以上、中门槛值(2.457)以下时,FDI对城镇化有显著推动作用;当金融发展水平处于中门槛值和高门槛值之间时,FDI对城镇化仍然有推动作用,但作用强度下降。随着金融发展水平跨越不同的门槛值,FDI对城镇化的影响整体上呈现卧倒的"S"型路径,东中西各地区位于卧倒"S"的不同区间,因而不同区域应在改善金融环境的基础上采取有针对性的引资政策以推动城镇化。

产业集聚模式选择与城市人口规模变化——来自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经验证据

文章构建了引入人口规模约束的产业集聚函数,探讨不同的人口规模区间专业化集聚与多样化集聚促进城市经济增长的机理,利用2004~2017年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样本进行动态面板门槛模型估计。研究结果表明:(1)当城市人口规模在147.59万~211.71万时,专业化和多样化两种产业集聚模式均有利于经济增长,当人口规模在此区间以下时,城市产业宜选择专业化集聚模式,当人口规模在此区间以上时,城市产业宜选择多样化集聚模式;(2)专业化集聚因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和产品多样化的供给能力有限而限制了城市人口规模的扩张,多样化集聚则能更好地发挥Jacobs外部性促进家庭和企业关联效应的良性循环,有利于人口集聚和城市规模扩张。中国中小城市专业化水平的不断提升将加快本地剩余劳动力向多样化程度高的大城市迁移。因而,各地方政府应充分意识到“小而全”“大而全”、产业结构同质化的危害,顺应市场需求和城市人口两极分化的趋势,鼓励中小城市选择专业化为主的产业发展模式,鼓励大城市根据资源条件和功能定位选择适度多样化的产业发展模式。

贸易开放与产业升级对我国区域就业的协同影响——基于分区域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以城镇单位就业人数度量就业,出口促进就业、进口替代就业,各地区出口贸易与产业调整协同作用整体上均促进了就业。以大学毕业生就业人数度量就业,出口贸易、产业结构优化独自或协同作用有利于全国整体及东部地区高技术劳动力就业,但对中西部地区作用为负。因此,各地区需进一步发挥贸易开放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协同作用,注重劳动力异质性匹配需求,东部地区应侧重发展高端产业以提高高技术劳动力吸纳力,中西部地区应注重依托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高总就业率,区域间力争形成产业布局与劳动力就业的梯度互补式发展。

外资进入加剧了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低端锁定”吗?——来自中国282个地级市金融发展的经验证据

文章从金融发展视角探讨外资进入是否导致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低端锁定”。在分析金融发展约束下外资进入对东道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机制基础上,利用2003~2016年中国282个地级市城市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金融发展通过融资效率、风险投资和价值发现渠道制约外资技术溢出,外资进入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金融发展门槛效应,特别是在金融发展水平较低时,外资进入显著地加剧了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低端锁定”;随着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外资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开始显现,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有显著的推动作用,考虑内生性和动态性问题后,结论依然成立。文章还发现,当前我国大部分城市金融发展仍未达到外资进入促进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的最优水平。研究结论可对于“十四五”规划期间推动中国贸易高质量发展和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带来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