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制结构优化如何影响产业转型升级?

基于2011—2019年我国272个地级市数据,本文从服务产业、数字产业、绿色产业等层面综合构建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评价指标,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考察税制结构优化对城市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税制结构优化显著促进了当地城市的产业转型升级。从空间溢出角度来看,税制结构优化会产生负向溢出效应,抑制邻近城市产业转型升级,但是在城市群内部其溢出效应为正。机制分析表明,税制结构优化会通过促进收入分配公平和维持商品价格稳定来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此外,本文还发现,税制结构优化从数字化发展、科技创新发展以及城乡融合发展方面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提高个人所得税比重对产业转型升级的促进作用比提高企业所得税的促进作用更强。本文从空间溢出角度为深化税制结构改革提供新视角,为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给予政策参考。

环境保护费改税与重污染行业企业杠杆——基于庇古税微观模型的研究

财税体制绿色化是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改革方向,而环境保护税作为体现“绿色税制”的税法,其“庇古税”的运行机制改进是调节重污染行业企业生产选择与杠杆水平的微观原理。基于1356个非金融行业上市公司样本与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环境保护费改税对重污染行业企业杠杆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实证结果显示,环境保护费改税整体上降低了我国重污染行业的企业杠杆率,并且通过提高政策执行度与促进企业创新发挥作用。环境保护费改税杠杆结构调节的作用在企业产权性质与区位因素中存在异质性。建议继续完善环保税法实施细则与监督机制,厘清执法部门的职责分工,支持重污染行业创新升级,引导地方政府与市场合理配置金融资源,从而实现经济增长与杠杆结构性优化的双重效益。

增值税留抵退税能够缓解企业经营风险吗?

作为助企纾困的重要手段,增值税留抵退税能够以减负的方式缓解企业所受的风险冲击,在保持微观企业平稳运行的基础上有效防范经济风险的发生。本文以2015—2021年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利用双重差分模型深入考察2018年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与企业经营风险的内在联系。研究发现,留抵退税显著缓解了企业的经营风险。机制检验表明,企业融资约束和过度负债状况的改善是留抵退税产生风险缓解作用的重要途径。进一步分析还发现,不同的外部市场环境会导致留抵退税政策出现异质性的影响效应。

财政分权、收入差距与国民幸福感——基于CGSS2010数据的经验研究

笔者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0)的数据,使用广义线性潜变量混合模型(GLLAMMs)对财政分权、收入差距与国民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经验分析。研究发现:财政分权在城乡和地区两个层面对国民幸福感的影响效果迥异;城乡收入差距与国民幸福感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

“省直管县”改革、土地融资激励与地区经济增长

该文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分析了"省直管县"改革对地级市土地融资策略和经济增长绩效的影响,并基于全国281个地级市1999-2014年的面板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法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1)"省直管县"改革显著促进了地级市的经济增长,且改革强度越大,效果越明显。(2)"省直管县"改革对市域经济的推动作用,与地级市加大土地供应有关。改革削减了市级财权,迫于财政压力,地级市通过扩张土地供应和谋求土地融资的方式维持其财力支配权,并通过吸引外部资本流入提高了本地经济绩效。(3)以加大土地供应促进经济发展的模式,易使地级市对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形成畸重畸轻的扶持倾向,不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助于从新的视角评估"省直管县"改革的综合成效。

公共教育支出分配效应的实证研究

充分市场竞争在分配结果上往往是残酷的 :强者富可抵国 ,弱者食不果腹。这种并不理想的分配结果凸显了选择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强化财政分配职能的重要性。本文首先分析了研究财政的分配职能时强调教育支出的必要性 ,因为教育可以改变个体生命轨迹和收入状态 ;文章进而对财政性教育支出与高校在校人数进行了实证分析 ,增加财政性教育支出 ,对于提高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增加高校在校生人数、减少低素质劳动力供给的效应是明显的 ;根据供需决定价格这一基本规律 ,如果想从根本上改变弱势群体的收入状况 ,唯一的办法是减少这一层次的劳动力的供给 ,遵循这一基本思路 ,笔者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我国社会保障改革的困境与政府责任缺失的相关分析

中国社会保障面临的突出问题是:社会保障覆盖面过窄,扩面受到现有体制和管理机制的约束;统筹层次偏低,提升统筹层次受到区域发展不均衡和地方既得利益的阻碍;几种主要社会保险制度均面临财务上不可持续问题,尤其是养老保险潜在的资金缺口巨大。突破我国社会保障困境的关键是强化政府责任。强化政府资金投入职责,承担起对"隐性社会保障债务"的清偿责任;强化政府的社会保障立法职责和管理职责,建立以中央政府为主导,采取中央政府集中管理与地方政府分级管理的、统一立法、统一政策和统一制度的社会保障治理结构;合理划分中央政府责任和地方政府责任,并在人大立法中对此予以明确。

负面声誉抑制了企业融资吗?——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理论的检验

文章利用我国2007—2020年上市企业的面板数据,从生命周期理论的视角考察了企业负面声誉对融资规模的影响。研究发现,负面声誉总体上会抑制企业的融资规模,分生命周期来看,负面声誉对企业融资的抑制作用主要体现在成熟期和衰退期企业,对成长期企业的影响并不显著。企业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经营目标、行动策略和融资需求的差异是产生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此外,负面声誉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影响也表现出较强的异质性。进一步对违规主体的考察还发现,不同违规主体产生的负面声誉对融资规模的影响也存在较大差异。因此,还需进一步加强惩罚机制对企业违规行为的约束效应,文章的研究对该机制的设计和完善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政策性负担与国有企业杠杆率:预算软约束的中介效应

国有企业去杠杆是有效控制宏观杠杆率、保障经济平稳健康运行的重要抓手。分析国有企业杠杆率“居高难下”现象的成因与机理,是国有企业去杠杆的关键。以1998-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为样本,基于预算软约束的中介效应视角研究了政策性负担对国有企业杠杆率的影响。结果表明:(1)政策性负担对国有企业杠杆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政策性负担每增加1个标准差,国有企业杠杆率上升0.03个标准差;(2)政策性负担向国有企业杠杆率传导过程中,预算软约束起着部分中介的作用;(3)预算软约束的中介效应在不同规模、不同经济区域国有企业间存在差异。有关政策建议是适度减轻国有企业政策性负担,提高国有企业自生能力;硬化国有企业预算约束,消除资金使用成本扭曲;加快推进金融体系市场化改革,优化金融资源配置。

实体企业金融化与企业创新能力

近年来,实体企业金融化趋势日益凸显,深刻冲击企业资产配置决策,从而使企业创新能力提升面临新的挑战。本文基于微观企业视角,构建演化博弈理论模型研究企业金融化过程及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机制,并基于我国非金融类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IV-GMM估计方法对其进行检验,结果表明:金融化显著抑制企业创新能力,金融化程度越高,其创新能力越低。且该影响因企业的融资约束状况不同而存在差异,融资约束严重的企业,金融化对其创新的抑制效应更显著;融资约束宽松的企业,金融化对其创新的抑制效应相对弱化。进一步研究发现,金融化对企业主营业绩具有负向冲击,不利于其长期成长。因此,应优化创新激励政策以引导企业创新行为,完善金融监管体系以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以避免企业过度金融化。

养老保障提升了居民主观幸福感吗

养老保障公共转移支付和家庭内部代际支持具有系统互补性,提高民生福祉和个体幸福是宏观调控和微观主体的共同目标。从养老保障政策的外溢性切入,将研究视角推进到养老保障对家庭内部代际支持的作用,使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面板数据,从参与式养老保障和领取式养老保障类型探究养老保障对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养老保障的参与和领取显著提升了个体主观幸福感,且因个体异质性该政策效果在城乡、隔代照料方面呈现差异。影响机制检验显示,家庭代际经济支持和时间代际支持在养老保障幸福效应中存在中介调节机制,代际经济支持的正向调节作用更加显著。完善养老保障制度建设应加强对居民生活水平的感知并兼顾个体异质性,提高制度“人文性”,关注社会保障对家庭代际支持的促进作用,推进“民生倾斜”与“幸福倾斜”的一致性,从“共治老龄化”理念出发,构建养老多元共治体系。

政府财税治理如何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基于公共财政收入视角的分析

利用CGSS2013调查数据从公共财政收入的视角考察了政府财税治理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居民的情绪、认知和行为是决定主观幸福感的三个最主要个体特征变量;政府财税治理对居民主观幸福感产生了显著影响,公共财政收入与居民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临界点约为人均公共财政收入13000元,当人均公共财政收入小于13000元时,居民的幸福感随着公共财政收入的扩大而提高,当人均财政收入超过13000元时,扩大的公共财政收入将导致居民幸福感下降;公共财政收入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存在个体和空间差异,随着公共财政收入的增加,个体层面上,女性居民、年长的居民以及受教育程度低的居民幸福感更高;空间层面上,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更高。

日本财政分权实践对化解我国县乡财政困难的启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根据"夏普三原则",日本对三级政府间的职责范围进行了重新划分。在财权划分上,日本实行分税制的财政体制,各级政府间的财权划分以税源划分为基础,由法律规定,按税种划分国税和地税。日本地方住民税的设置充分体现了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的激励相容机制,具有完善法律依据且规模巨大的日本地方交付税对平衡地区间财力、确保地区间公共服务水平均等化。论文基于日本的财政分权实践经验,就化解我国县乡财政困难提出了政策建议。

财政扶贫支出与减贫的实证分析

文章在对财政扶贫支出与减贫进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财政扶贫的政策建议:进一步强化财政对农村和民族地区的支持,发挥各种资金的合力效应;因地制宜,创新扶贫模式与机制;加大教育与培训投入,提高贫困人口的自我生存能力。

公共转移支付提升了居民幸福感吗——基于微观参与行为与受益程度的解释

面向家庭和个人的公共转移支付是凸显性较高的公共支出类型,具有改善居民福祉的内在属性。以往文献对公共转移支付的“幸福效应”关注较少,可能低估政策效果。文章基于参与行为与受益程度双重视角,运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面板数据,系统考察代表性公共转移支付对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共转移支付整体提升了幸福感,“是否参加公共转移支付项目”的参与行为比“获得公共转移支付数量”的受益程度对幸福感影响更为显著。不同类型公共转移支付的影响异质性明显,该异质性还表现为城乡、地区等层面的局部政策效果差异。影响机制检验显示,综合社会信任感存在中介调节作用。进一步拓展性分析发现,家庭部门的私人转移支付对公共政策存在正向协同联动效应。公共转移支付制度须兼顾参与行为和受益程度两个维度的幸福感提升,综合考量微观层面的差异化需求、非经济因素的影响,以及家庭部门行为反应所引致的政策溢出效应和系统效应。

发达国家财政分权实践对我国的启示

发达国家财政分权实践给我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在美国,政府之间事权和财权的划分已经上升到宪法层面,机制设计上注意"避免联邦政府随意转移支出责任和上收财权",兼顾"联邦政府的宏观调控力和地方政府创造力"。在法国,1982年以后的财政分权改革在适当下放税权的同时积极完善对地方政府的监督体系,以防止公共资金的滥用。在日本,全部归地方的住民税的设置充分体现了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的激励相容机制,具有完善法律依据且规模巨大的日本地方交付税有力平衡了地区间财力差距、确保了地区间公共服务水平均等化。

我国公共定价管制研究——以输配电价管制为例

尽管公共定价不涉及政府对经济的直接调控,但科学管制公共定价同样关系到资源配置效率、收入分配公平以及财政收支规模等重要问题,因此对公共定价管制进行研究,对于推进我国现阶段市场经济体制中的公共企业改革、政府职能转变及经济结构调整有着重要意义。在此背景下,以输配电价管制为例对我国公共定价管制进行研究,尝试为政府管制放松浪潮背景下我国公共定价管制机制改革提出可行的改革思路、路径及政策建议。

一本颇具新意的宏观经济学——读《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

1989年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宋则行教授主编的《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该书于1991年荣获了“光明杯”一等奖。通览全书,我认为它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富有创造性的一些理论见解 不明确“研究对象”的任何理论分析必然是混乱的和无效的,该书的创见之一。

我国现行税制难以调节劳动供给的原因剖析

美国联邦税收体系是以所得税和社会保障税(也称为工薪税)为主体,相对中性的不具备调控收入分配功能的流转税是我国税收的主体,我国现行税制难以履行财税的分配职能。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居民往往对于收入Y的效用评价过高,对于闲暇Lo-L的效用评价偏低,因此征收所得税影响劳动供给的收入效应强于替代效应,征收所得税减缓劳动供给的效应不明显。目前,在就业矛盾日益突出,很多居民工作压力过大的情况下,国家的税收政策应该有意识地倡导和鼓励居民多消费一些闲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