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法律责任的历史演进

《电子商务法》实施五周年,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的法律责任从无到有,从线下到线上。伴随着对电子商务交易模式、盈利机制的准确认定,特别是对电子商务各主体权利义务的清晰界定,电子商务的治理模式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电子商务平台内经营者主体责任转向《电子商务法》的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第一责任,再到当下的合规经营,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的法律责任经历了一个不断进化的过程,这既是监管的需要,也是市场的要求,更是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承担社会责任的一种体现。

欧盟模式下个人数据共享的建构与借鉴——以数据中介机构为视角

随着数据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如何更好地在数据流动中发挥其最大价值已成为各国立法者关注的焦点。但面对数据垄断、隐私风险以及数据主体知情同意的异化等问题,如何在数据主体与数据使用者之间建立起信任关系,是确保数据流动的基础,数据中介机构的出现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载体。数据中介机构本质上依托数据信托关系,通过去中心化的数据流通链条,以达到建构一个可信任的中立地位。研究提出在引入数据中介机构的同时,还应突破“确权为先”的思维定式,构建协调统一的监管模式,完善平台统一、标准统一、数据分类分级及行业自律等配套制度,最终使数据中介机构发挥作用。

城乡共同富裕的经济法思考

城乡一体化一直是我国处理城乡关系进程的主线。四十多年以来,我国城乡一体化依次经历城乡经济一体化、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和城乡发展一体化三个阶段。目前,城乡一体化正处在第四个阶段即城乡共同富裕阶段,该阶段主要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为抓手,着力解决城乡收入依然差距大、城乡保障待遇差距明显、城乡营商环境不统一以及城乡公平、正义保障机制有待进一步提升等问题。在全面依法治国的背景下,面对这些问题,需要通过经济法对城乡市场进行适度干预,统筹城乡资源,进一步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不断为城乡共同富裕阶段提供法治保障和制度供给。

《反不正当竞争法》在商标保护中适用边界之探析

我国商标保护法律体系主要由《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商标法》两大基本法律构成。但由于《反不正当竞争法》与《商标法》存在一定的交叉和互补使用关系,时常出现对于补充保护适用范围理解的争议。为克服《反不正当竞争法》自身对商标的先天“弱保护”及后天“宽保护”的劣势,建议对《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六条进行规范调整,以《商标法》的立法政策为底线要求,涵摄《商标法》中的非商标使用行为,并通过体系解释明确特殊法律用语的含义。对《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六条适用边界的确定,有利于我国对商标保护法律体系科学完整的建构,也有利于《反不正当竞争法》自身对于未注册商标保护独立地位的维持,可有效区分《反不正当竞争法》与《商标法》的适用关系。

网络爬虫行为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问题研究

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成为关键的生产要素,企业展开了对数据的争夺,而网络爬虫则成为获取数据的重要途径,相应的也引发了诸多法律问题。通过对已生效的49份相关裁判文书进行归纳分析后,发现司法实践中在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认定网络爬虫行为上存在混同权利侵害范式、泛化商业道德评价、不当扩张或抛弃竞争关系、“三道授权”缺乏实践支撑等问题。司法实践中适用标准的不一致,使网络爬虫行为被判定为不正当竞争行为的风险不断扩张,最终被“污名化”。研究通过对比分析的方法,明确了网络爬虫行为的正当性边界,划定了网络爬虫行为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规制的限度。

203例老年肺结核合并2型糖尿病患者耐药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分析老年肺结核合并2型糖尿病患者耐药特征及影响因素。方法:采用回顾性研究方法,收集2021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成都市公共卫生临床医疗中心收治的痰培养阳性且菌种鉴定为结核分枝杆菌的203例老年肺结核合并2型糖尿病患者的药物敏感性试验结果及相关临床资料,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其耐药特征及发生耐药的影响因素。结果:203例老年肺结核合并糖尿病患者的总耐药率为40.4%(82/203),单耐药率为12.3%(25/203),多耐药率为4.9%(10/203),耐多药率为12.8%(26/203)。14种抗结核药物的总耐药率由高至低前3位依次为异烟肼(INH)[22.7%(46/203)]>利福平(RFP)[15.8%(32/203)]>链霉素(Sm)[14.8%(30/203)],且对莫西沙星(Mfx)[11.3%(23/203)]和左氧氟沙星(Lfx)[10.8%(22/203)]的耐药率均较高。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显示,复治、低蛋白血症和CD4^(+)T淋巴细胞绝对计数<414个/μl均是老年肺结核合并糖尿病患者发生耐药的独立危险因素(OR=4.528,95%CI:2.031~10.099,P<0.001;OR=2.106,95%CI:1.116~3.972,P=0.021;OR=1.887,95%CI:1.011~3.532,P=0.046)。结论:老年肺结核合并糖尿病患者耐药率较高,且以一线抗结核药物耐药为主,应积极开展耐药筛查,并对复治、有低蛋白血症和CD4^(+)T淋巴细胞绝对计数<414个/μl的患者尽早采取防治措施。

液体制剂中难溶性药物的增溶

综述了液体制剂开发中难溶性药物的增溶方法,包括调节溶液pH值,应用表面活性剂,潜溶剂及包合等方法。

一起腹泻疫情病原体鉴定及腺病毒F41型基因组遗传特征分析

目的鉴定引起山东省泰安市某学校腹泻疫情的病原体,并对其基因组进行遗传特征分析。方法利用荧光定量PCR方法对本起疫情中收集到的19份腹泻患者及餐厅工作人员的肛拭子、环境样本进行常见腹泻病毒性病原体检测,随后利用高通量测序方法获得阳性样本的病毒基因组序列,并对病毒全基因组序列进行核苷酸和氨基酸序列相似性比较、系统发育分析。结果19份样本中有7份样本被鉴定为腺病毒阳性,阳性检出率为36.8%;在患者10和患者4餐具样本中测序获得了腺病毒F41型毒株的全基因组序列,两株病毒核苷酸、氨基酸相似性均为100%。基于全基因组、六邻体基因、纤突蛋白基因的系统发育分析表明,本研究的HAdV-F41毒株与中国、美国、日本、伊拉克等国家分离到的毒株亲缘性较高。结论本次泰安地区儿童腹泻疫情是由腺病毒F41型感染引起,且与中国、美国等毒株亲缘性较高,丰富了山东省腺病毒F41型毒株的遗传特征资料,为腺病毒引起的儿童腹泻的防治提供了理论依据。

基于SOA的废旧家电产品逆向物流信息平台构建

废旧家电产品逆向物流信息平台是废旧家电逆向物流运作和管理的基础,是实行废旧家电回收处理的必要措施。文章在分析了信息平台需求的基础上,设计了基于SOA(service-oriented architecture)架构的废旧家电逆向物流信息平台的集成方案和总体框架;确定了由业务流程层、业务服务层、业务应用层、信息支撑层和平台基础层构建的架构层次,并详细阐述了各层次组成及其功能;说明了物联网、XML、系统集成和大数据等关键技术在系统中的具体运用;针对平台的运作、效益和功能,建立了系统、可量化、客观的三级评价指标体系;并结合承担的项目给出了具体的实现实例,对于建立废旧家电逆向物流信息平台具有参考意义。

基于超效率DEA模型的土地整治项目绩效评价——以安徽省为例

为了定量化评价土地整治项目绩效,引入超效率DEA方法,建立了土地整治项目评价指标体系,以安徽省2009—2013年间8547个土地整治项目为研究对象,对项目绩效做出评价。结果显示:安徽省土地整治项目的绩效水平呈逐年上升趋势,但总体效率仍然偏低;区域间存在着明显的绩效差异;土地整治项目的规模效应比较明显。在土地整治实践中,应当合理规划项目规模,并因地制宜的制定技术与方法。

新中国食品安全法制建设的历史演进及其启示

回顾新中国建立60多年来食品安全法制建设的历史进程,我国食品安全立法共经过了三个基本发展阶段。总体看来,各阶段的发展都有其时代特征和现实要求。为了更好地解决食品安全领域的突出问题,保障公民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我国现有食品安全立法应与时俱进,加强科学立法,增强食品安全的监督效能、责任意识。

“互联网+”背景下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优化路径

"互联网+"不是将互联网技术与传统行业简单叠加,而是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和治理手段,助推国家治理现代化。行政审批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体现,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已成为构建服务型政府的重要途径。"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使互联网技术能够广泛应用于行政审批领域,充分利用互联网的高效与便捷不断提升行政审批效能,将分散的行政审批进行物理上的聚合,使得"一站式"服务成为可能。然而,现有的行政审批制度在实践运行中仍然表现出行政审批与监督未能充分分离、行政审批智能化程度低和行政审批重政绩轻回应公众需求等阻滞因素。为此,需要进一步精细化分类审批流程,整合政务信息系统,重构行政审批流程和技术标准,并通过对行政审批实现全流程监管来保障行政审批的公正和透明。

人工智能发展过程中的法律规制问题研究

近年来,随着基础科学领域的重大突破,人工智能呈现出深度学习、跨界融合、人机协同、群智开放和自主操作的能力,并逐步迈向类脑智能、自主智能、混合智能以及群体智能的新发展阶段。人工智能正在不断影响和改变着人类的生活方式。但与之相伴,在人工智能研发、制造和应用的过程中也出现了大量的法律问题,而目前我国还没有形成对人工智能明确的监管体系,监管职责也不够清晰,在监管中还缺乏针对人工智能各研发阶段进行检测和评估的具体标准。面对人工智能的高速发展和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应尽快建立以全流程监管为主体的、多层次的人工智能监管体系,围绕人工智能对民事主体、侵权责任、著作权、刑法等带来的挑战展开研究,以确保人工智能在法律的框架下运行,形成有效的监管制度、明确的法律责任,以实现对人工智能的科学监管,更好推动人工智能的发展。

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市场监管模式:动因、框架与构建路径

信用监管是信用经济下市场监管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加快信用监管模式创新是化解我国企业信用监管突出难题的根本路径。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市场监管模式关键是重构市场监管领域的征信体系、评信体系和用信体系,明确不同主体的职责,形成科学透明的信用监管模式。要使这种新的市场监管模式真正落地生效,不仅要加强顶层设计,而且要系统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包括建立企业信用更正、更新和修复机制,实现企业信用管理动态化;加强信用立法,实现信用监管法治化;运用区块链技术,实现信用监管的现代化等。

人脸识别技术中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规制

人脸识别技术是集人脸探测、特征抓取、数据匹配为一体的技术系统,它不仅能够基于人脸面部特征进行身份匹配,还能进行深入追踪。人脸识别技术发展的成熟和应用场景的持续拓展,满足了人们对便捷和高效的需求,但其作为一项依赖于信息存储和数据分析的新型智能技术,无边界的应用将使个人信息面临被无限暴露、过度检索和滥用的风险。当下,我国对于人脸识别技术的规制尚缺乏针对性的法律文件和规则措施,通过梳理国内外研究经验,提出在“主体—行为—责任”的逻辑框架下,依据技术发展与法律规制并行的原则,坚持法治与自治相结合的规制模式,从顶层设计、政府监管、行业自律三个角度寻求在人脸识别技术下更合理的个人信息使用模式。

农村地区食品安全监管配套制度的完善与落实

自2009年《食品安全法》颁布至今,我国农村地区的食品安全事件依旧频发,《食品安全法》在农村地区的实施效果远不如城市。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除长期以来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和农村居民自身生活习惯等问题外,更主要的是《食品安全法》作为一部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实施的法律,其明显缺乏专门针对农村食品经营主体的监管配套制度,从而使该法在广大农村地区实施的过程中监管能力明显不足。据此,提出构建食品安全监管在农村地区的配套制度,加强技术监管和信息化管理以及充分发挥社会共治等建议。

论二元对立叙事结构——以海明威小说《永别了,武器》情节发展为例

二元对立价值体系已广泛用于文学文本的解析,成为结构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指导。它注重对作品文本内在结构的分析,即找出作品的构成要素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把目光集中在作品构成和规律的整体把握上,以便更好地抓住作品的本质及深层意义。在《永别了,武器》这部小说中,海明威将叙事结构二元化,通过特定的对立和矛盾冲突,在二元对立的叙事框架中逐步展开了主人公"勇气——迷茫——勇气"的心路历程的变化,即迷茫的思想与压力下的勇气并存,交替出现于作品中。这种交替出现的双重主题,巧妙地表达了"迷茫中的勇气"这一鲜明的主题思想,展示了海明威精湛的叙事艺术。

后改革时代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下农村社区化问题研究

随着改革的深入,现阶段我们已经处于后改革时代,由于前改革时代所遗留的问题,使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成为后改革时代的关键,而农村社区化则是推动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的新载体。自我国2006年农村社区化工作试点以来,在其发展的过程中暴露出了一些问题,我们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并对现阶段农村社区化工作推进的实际情况进行认真总结,得出在后改革时代只有不断深化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制度建设,才更加有利于为农村社区化建设提供保障,才更加有利于为农村社区化提供平台,才更加有利于转变农村固有的生活方式。

中心城区城中村拆迁改造研究——基于西安市西何家村改造实效分析

从2006年开始,我国掀起了全国范围内的城中村改造,其中以中心城区的城中村改造显得尤为突出,这些城市中心的村落因其具备独特的区域位置和经济价值,因而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截止2012年,全国一些大型城市都相继完成了对城中村的改造,但改造后却表现出了不同的效果。西安市西何家村是全国首批完成改造而树立的典型,我们通过对西何家村2006至2012年这五年多来改造实效的认真总结和分析,得出了一些中心城区城中村改造的经验和教训。这些经验和教训,可以使我们在今后的拆迁改造过程中更好的为广大村民提供更多的经济支持和完善的生活保障。

网络交易纠纷的非诉讼解决机制研究

诉讼和非诉讼是法律规制与社会规制的有机结合。诉讼机制是非诉机制的基础和有效保障,合理的非诉机制能够更好地提高解决纠纷的效率,更好地促进和谐社会的建立。近年来,随着我国电商贸易的不断壮大,网络交易纠纷也不断增加,特别是在新《消法》实施后,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选择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解决网络纠纷,但在实践中传统的诉讼模式在解决网络纠纷时却表现出了周期长、举证困难以及管辖冲突等多种问题。为了更好地克服网络交易诉讼中所表现出的问题,非诉讼解决机制的高效和快捷备受人们关注,该机制主要是指通过诉讼以外的其他方式解决网络交易中出现的纠纷,其主要包括在线仲裁、在线调解、在线申诉以及在线售后服务四种形式。这种机制与欧美现行的ODR在线争议解决方式在形式上十分相似,但由于监管体制和法律环境的不同而存在本质上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