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察技术调查权运作困境及其破局

监察技术调查权是技术性、秘密性地调查职务犯罪的国家专门权力,同时又是不同于刑事司法权的监察调查权。当下技术调查执行中的警察权仍面临着规制供给不足问题:技术调查法律界定和措施类型缺乏明确规定,审批决定权对执行权制约不足,启动、变更程序、监督程序设置尚未形成完善的法治边界。有必要通过法律界定明确、类型规范、程序细化、监督有力的一系列规制建构,使得技术调查审批决定权与执行权这两种权能在分立与制约中不断弥补对方不足,在监察权与警察权的良性互动中实现对技术调查的运作效率与程序公正的双重法治追求。

污点证人豁免及其博弈分析

污点证人豁免 ,是指污点证人因作证而享受原本应受刑罚全部或部分豁免的一种刑事司法措施。美国的污点证人豁免规则发展得最为完善 ,它的发展经历了“使用豁免”(或称利用豁免 )、“衍生豁免”(或称派生豁免 )和“罪行豁免”(或称交易豁免 )的豁免形态。豁免诉讼博弈的标准形式博弈结构由该诉讼博弈主体、战略、收益组合而成。它的博弈解是由占优解、纳什均衡解以及精炼贝叶斯均衡解等构成 ,诉讼博弈规则的失范构成豁免诉讼博弈的证据黑市 ,也需要引入衡平原则来求解其诉讼博弈解。

“套路贷”案件侦查困境的破解机制——基于100份判决书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套路贷”案件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此类犯罪引发了被害人中断学业、倾家荡产、抑郁自杀等各种社会问题,在侦查工作中上也存在案件定性、数额认定、查清案件事实和组织架构、追赃等困难。对此,需要根据裁判文书、新闻报道和实地调研的结果,以及对“套路贷”案件犯罪流程和作案手法的具体分析,针对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实际借款的处理等问题进行详细分析,并从侦查学的角度提出对“套路贷”案件保持高压态势、掌握犯罪模式、适时收网、充分利用“认罪认罚从宽”等具体的侦查对策。

非传统国家安全法律体系框架建构论纲

在习近平总书记整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导下,应在将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等传统国家安全工作提供更多法律规制供给的同时,也同时关注经济安全、金融安全、资源能源安全、文化安全、网络信息安全、生态安全等非传统国家安全领域法律保障体系。当前,我国在非传统国家安全立法方面存在短板现象:构成国家安全体系的组成部分不完整、国家安全法同其他法律法规间的有效衔接尚未形成,非传统国家安全司法实践保护体系化较弱,非传统国家安全法律体系亟待专门化。有必要吸收其他部门法的传统立法经验和其他国家地区相关做法,通过制定并完善相关刑事法律体制、行政性法律体系及国际法律体系来进一步打造非传统国家安全法律保障体系。

融职权主义和当事人主义于一体的古巴刑事司法体制

在古巴刑事司法发展过程中,其刑事司法体制先是受到西班牙司法体制的大陆法系国家的影响,接着又继受了英美法系刑事司法体制风格。卡斯特罗领导下的军事斗争获得胜利后,建立了一系列新的刑事司法体制。在刑事诉讼程序方面,在法院、检察院、内务部门之间分权制衡,保障犯罪嫌疑人宪法所规定的程序权利,严格界分司法权和司法行政权。在刑事审判方面,发展出了选举非职业法官参与审判制度、独立审判制度、公开审判制度和合议审判制度。古巴刑事执行制度也体现了限制死刑、刑罚轻缓和人道主义关怀等诸多现代法治发展趋势。古巴保障人权的刑事诉讼制度、审判独立制度、刑事执行轻缓制度和检察一体化制度等对中国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社区警务制度论析

社区警务以和谐警民关系为内核,要求社区警察主动依靠民众、服务社区、提前预防犯罪。社区警务制度的高效运行离不开一整套相关机制的保障,更离不开警察伦理和警察权威的内质支撑。我国当前社区警务实践中存在诸多弊端,社区警务理念与实践脱节、社区警务官僚化、体制存在欠缺。须以民为本,型塑警察职业伦理,提升警察责任心和使命感;鼓励警察和社区公众的积极参与,培育社区民众的认同感和信任感,重建警察权威。同时,以警务专业化和信息化辅助社区警务制度的落实,从而有效地服务于社区秩序维护。

证人作证的成本论析

证人作证,既包括一般意义上的证人作证,即做出证言即可为完成证人作证义务;也当然包括了证人在法庭庭审中出庭就所知的案件事实作言辞陈述的诉讼行为。当前证人作证中广泛存在着证人不作证、不出庭现象,这些构成刑事诉讼审判改革以及相关制度的瓶颈,证人作证既是作为证人社会人的社会行为,也是证人作为诉讼参与人的诉讼行为,它要耗费一定的经济上的、伦理上的、社会安全成本、法律安全成本等,在证人作证的特殊形态中:误证、伪证、拒征、污点证人作证行为中,还得耗费特定的成本。我国目前的证人作证成本分配中体现出一种不理性:公共成本负担个体化、个体责任成本虚无化、公共成本和个体成本的同趋化。这种不理性是由立法的、司法的、法制理念上的因素综合形成的。建议通过一系列的方式改良作证成本分配体系:弥补征人因作证造成的经济成本、安全成本付出,减轻证人的伦理成本支出,加重证人责任成本份量。

古巴青少年保护法律体制论纲

在古巴,《宪法》确立了青少年权利保护的基本框架,以《青少年法典》为中心建立起一系列青少年保护法律体制。以宪法的相关规定为中心,形成了青少年政治权利保护法律体制;以《家庭法典》的相关规定为中心,形成了青少年家庭权利保护的法律体制。青少年的劳动权、休息权、健康权等则通过劳动法律、社会保障法等得以保证。古巴还建构起一整套的教育法律体制,以保障青少年受教育权利的落实。古巴青少年保护法律体制存在着政治色彩浓、重义务轻权利、缺乏执行性的不足。

职务犯罪技术侦查法治程序构建

当前中国腐败现象较为严重,职务犯罪处于高发态势,犯罪手段不断升级,证据获取困难重重,这与检察机关缺乏有效的技术侦查措施有内在联系。可借鉴其他国家的合理做法,完善检察机关职务犯罪技术侦查权,并严格规定其适用范围、审批程序、执行程序和救济程序。相关程序的合理建构,有利于有效收集诉讼证据,落实刑事程序法治,顺应科技强检趋势,对接国际公约。

侦查行为激励机制刍议——以破解侦查人员“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为中心

在某种意义上,侦查制度也可以被视为是一种激励机制,合理的侦查制度能够有效地激励侦查人员采取合法侦查行为,高效达成侦查目标。当前侦查制度的设定并不合理,侦查组织目标导向模糊、竞争激励不足、绩效评价体系不合理、薪酬分配制度不健全等因素造成了侦查行为激励机制的功能缺陷,并导致了以下激励困境:"内部成本外部化"、"外部成本内部化"、"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可以通过廓清侦查组织目标、构建信息平衡机制、完善隐性激励机制,来解决侦查成本的"外部性"问题,完善侦查行为的激励机制。

商业秘密犯罪抗制对策论略

在日益发达的经济全球化的信息时代,侵犯商业秘密犯罪正如附生于经济体的"毒瘤",吞噬着商事企业的健康活力。2009年的"力拓案"让国人对侵犯商业秘密犯罪危害的认识更深了一层,中国此类犯罪的猖獗令人再度警觉。在全球范围内,侵害商业秘密犯罪形势也不容乐观,美德日等国的"商业间谍"屡屡兴风作浪,给全球经济的健康发展造成巨大危害。各国都力图通过一些法律来遏制此类犯罪,中国也应从着手从立法、司法、行政管理、企业管理制度、商业伦理、传统文化等多重层面入手,来构建系统的侵犯商业秘密犯罪的抗制对策体系。

中国侦查学的近代化探源——以侦查概念的演绎历程为中心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史中,由于封闭保守的小农经济和高度集权的专制统治,无法催生出法律思想上和程序制度上的法治,无从产生近代意义上的法学,当然也就无法产生近代意义上的侦查学。本文在挖掘侦查概念的中国本土资源的基础上,对中国侦查学诞生前后的侦查概念进行历史的考察,以侦查学科初创和发展时期的侦查概念为中心进行解析,试图为当今的侦查程序法治进程提供一些历史借鉴。

侦查程序的人本精神探微——兼论侦查程序正当化建设

人本精神在文明社会制度的建构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法治发展的新时期,集中体现人本精神的人权保障问题再度成为学术理论研究和司法制度革新关注的重点。在侦查程序中,法律的人本精神表现为一系列的程序权利保障制度。在我国目前的侦查程序中,在人权保障与权力扩张之间形成了剧烈的冲突,这种冲突源于侦查程序对自由和秩序的双重程序价值的追求。要解决这种冲突,必须以法律的人本精神为核心,应弘扬程序法治的人本精神,以人为本,依托正当侦查程序,在程序中形成权利与侦查权力的合理配置格局。

监察调查中监警构造优化路径论略——兼论监察警察设置的制度空间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以来,新设的监察权与警察权联系密切,这其中以监察机关与公安机关间的互动最为频繁。监察机关与公安机关之间的配合与制约是监警构造中最主要的内容,但当前尚存在制度文本粗疏、配合有余而制约不足的缺憾。对于监警构造的优化,可尝试在监察机关内部设置监察警察,在为监察机关提供基本执行力量的同时,赋予公安机关在协助监察调查过程中必要的独立性。监察警察的创设可从法律规范体系的建构、职权范围的厘定、配套制度的完善三个方面展开。

数据导向的基层警务机制信息化改革研究

科学技术的发展是警务工作改革的重要动力。大数据技术拓展了人类的新视角,接踵而来的人工智能时代更是为警务工作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对警务思维发展和警务运行机制转型具有重要意义。不断深入发展的大数据技术赋予了信息化警务更多的可能性,也为基层警务改革带来了新的挑战。面对这一问题,可以从加强信息技术警务人才培养、创新实施信息化警务工作机制、推动多元社会主体共同参与社会治理等方面入手,以科技赋予警务持久动能,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信息化基层警务道路。

简论反腐技术侦查程序制衡机制构建

当前,中国腐败现象较为严重,职务犯罪处于高发态势,犯罪手段不断升级,证据获取困难重重,这与检察机关缺乏有效地技术侦查措施有内在联系。可借鉴其他国家的做法,赋予检察机关职务犯罪技术侦查权,并严格规定其适用范围、审批程序、执行程序和救济程序。相关程序的合理建构,有利于有效收集诉讼证据,落实刑事程序法治,顺应科技强检趋势,对接国际公约。

现代侦查制度在中国的早期实践

从19世纪中叶开始,欧西列强进入中国,并广设租界,推广其本国已初步现代化的司法制度。这一方面冲击了中国传统侦查制度,另一方面又为中国传统侦查制度的现代转型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制度范本。

简论近代中国侦查权的制衡机制

清末民初的刑事诉讼体制改革过程中,中国组建各级警察机构、检察机构和审判机构,并开始建构现代侦查程序,在侦查程序中逐渐建构起审判权与侦查权的制衡机制。虽然侦查程序中的审检、检警关系一度失衡,甚至法官被排除出侦查程序,但整体来看,清末民初的侦查权制衡机制仍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审判机构介入侦查程序,对检察官主导的侦查程序进行严格控制;而检察官则对司法警察的侦查活动行使指挥权和监督权,司法警察则享有灵活的自行侦查权。这对于时下侦查权制衡机制改革具有积极借鉴意义,可通过构建侦查的司法审查制度、整合检警侦查权制度,从而建构侦查权的内外制衡机制。

中国传统悬赏逮捕体制初探——以捕系购赏为分析对象

对在逃人犯的捕系是一项十分重要,也是十分危险的刑事司法活动。为了充分动员各方力量投入该侦查措施运作中,一方面,传统律法“挟之以刑”,通过设置苛严的捕系责任逼使各职能官吏、邻佑等奋勇追捕人犯;另一方,传统国家“诱之以利”,通过向参与捕系人犯的各色人等提供形式多样的奖赏,激励官民积极参与捕系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