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强制措施研究

行政强制措施是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可诉具体行政行为之一,也是我国行政强制立法过程中遇到的重要问题。在我国行政法理论和实务中,围绕行政强制措施存在较大的意见分歧和模糊认识。我国现行法律对行政强制措施的规定,一方面使行政执法者拥有了排除妨碍的必要手段,另一方面也使行政强制措施被置于复议机关和法院的监督之下。对行政强制措施产生认识分歧的原因有:法律对行政强制措施的规定留有弹性空间;行政法理论对实践中使用的各种强制手段缺乏理性的总结和归纳;法律引入行政强制措施时未考虑与既有概念的协调。行政强制措施是否可诉,取决于它是否为一个独立完整和已经成立的具体行政行为,也取决于它与相对人权益的关系。

关于我国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豁免问题

抽象行政行为是当前我国法律监督制度中的薄弱环节，必须认真研究，妥善解决。在这个问题 上既要澄清那种轻率否定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监督的错误认识，又要看到目前我国对抽象行 政行为全面进行司法审查监督，还存在一些难以解决的实际问题。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出 发，并根据我国现阶段的实际情况，既不应对抽象行政行为全部实行司法豁免，也不应全部解除司法豁 免，对这方面的司法豁免应仅限于行政法规形式的抽象行政行为。为此，建议修改《行政诉讼法》，并在全 国人大常委会下设立专门机构，强化对行政法规的监督。在近期，可采取以下两项救济措施：一是建立法 院向人大常委会的专项书面报告制度；二是建立法院向行政机关的专项司法建议制度。

专家参与行政执法的实践与思考——以专家参与安全生产执法检查为例

本世纪以来,为应对安全生产重特大事故频发的局面,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系统采取多种措施,提升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水平。其中一个重要措施是,在全系统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聘请机关以外的专家参与安全生产相关管理工作。

《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解读

行政纪律惩戒工作是政府行政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行政惩戒工作,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有关行政惩戒工作的法律、行政法规和政策。但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特别是随着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不断推进,实践中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由于缺乏相应的行政纪律惩戒规定,使得一些违反公务员行为规范的行为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行政纪律惩戒作用的发挥。与此同时,《公务员法》虽然在"惩戒"一章中列出了"玩忽职守,贻误工作"、"压制批评,打击报复"等16种违纪行为,并且规定了"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6种处分种类,但就如何认定违纪行为、如何区分情节给予处分、遵循什么样的程序等问题,却并没有详细规定。专家强调指出,而我国第一部全面、系统地规范行政惩戒工作的专门行政法规《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的颁布实施,填补了公务员法配套法规体系的一项空白,是建立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的中国特色公务员制度的重要步骤,为依法开展公务员纪律惩戒工作提供了法律依据。在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今天,在社会不断走向文明的时代,公务员做到依法行政、科学行政、民主行政、文明行政,是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题中之义,也是保持和促进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必要条件。与此同时,公务员行为的文明、规范,还将给社会大众起到表率作用,有利于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头顶悬着《处分条例》这把利剑,有利于促进公务员更好地树立起自身的良好形象,进而打造起政府廉洁、文明、高效的形象,并带动经济的发展。

我国行政强制执行的理论审视

行政执法预期效果的实现,既体现在具体行政行为的作出上,更体现在具体行政行为内容的实现上。相对人自动履行义务实现具体行政行为内容的方式存在局限性,使行政强制执行制度不可缺少。我国目前行政强制执行体制既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也存在一定的缺陷。同时,我国现行通用的行政强制执行方式存在适用上的局限性和理论认识上的误区。建议在行政强制执行体制上,将目前由法院承担的审查和执行职能分开,审查职能继续由法院承担,执行职能回归行政机关;在执行方式上,吸收和借鉴撤回受益行政行为、拒绝给付、公布违法事实等。

提高地方立法质量 推进法治天津建设

我作为市人大常委会聘任的立法咨询专家,感到非常荣幸。多年来的立法咨询及相关工作,我有两点深切的体会： 一是,市人大常委会紧紧把握改革开放大局,从年度立法计划的制定,到地方性法规草案形成的过程,都广泛听取立法咨询专家和利益相关人的意见,积极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条例》《天津港保税区条例》、《天津滨海新区条例》等一批地方性法规或决定的制定,都领地方立法之先,有力地引领和推动了天津的改革、开放、稳定和发展，有不少地方性法规也为全国统一的立法贡献了天津的探索、智慧和经验。

“行政调解”含义辨析

“行政调解”常常在两种意义上被使用。一种意义上的“行政调解”是在行政机关主持下,对各种纠纷进行的调解。这种意义的行政调解,其实质是纠纷调解于行政机关,而不问是何种纠纷。另一种意义的“行政调解”是有权机关对行政纠纷进行的调解,即调解行政纠纷,而不问该有权机关是行政机关,还是司法机关。这两种意义上的“行政调解”名称一样,含义明显不同。 第一种意义上的行政调解,是行政机关作为调解者调解纠纷。从理论上讲,行政机关调解的纠纷可以是任何纠纷。在这些纠纷当中,当然也包括民事纠纷和经济纠纷。由于民事纠纷和经济纠纷本身的特点,双方当事人可以让度或放弃自己的权利,因而,这种意义上的行政调解是有存在余地的。当然这里所说的任何纠纷,绝不仅仅是民事纠纷和经济纠纷,还应包括行政纠纷等所有其他种类的纠纷。行政纠纷是公民、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组织,因行政机关及行政工作人员的职权行为与之发生的争议（有时也包括行政机关与其他国家机关之间因行政职权行为发生的争议）。其实质是作为非国家机关的公民、企业事业单位、其他社会组织对行政机关及行政工作人员的职权行为持有异议。这种异议的焦点在于行政机关及行政工作人员的职权行为是否合法,是否适当。

职位、职务、职责及其相互关系

明确政府工作中的职位、职务、职责及其相互关系,对于改善政府工作,加强国家工作人员的岗位责任制有重要意义。职位是组成政府机构的最小因素,是某个工作人员所处的位置或岗位。无论哪一个政府机构都是由不同等级的职位组成的。职位有客观性,即根据政府工作总体目标的需要而设立。职位有常在性,即适应需要而设的职位不因一时无人担任而消失。职位有可分类性,即根据职位的工作难易。

我国非诉讼行政执行制度的几个问题

非诉讼行政执行作为我国行政强制执行制度的主导形式 ,主要以阻止违法具体行政行为进入强制执行过程为其制度内涵和精神。我国非诉讼行政执行制度是在改革开放以后逐步形成的 ,其形成和存在有认识上的原因 ,也有现实需要的原因。我国非诉讼行政执行制度存在缺乏统一指导原则、司法权与行政权混同等弊端。建议将法院承担的审查和执行职能分开 ,审查职能继续由法院承担 ,执行职能回归行政机关 ;建立和完善法院的审查程序和行政机关执行法院裁定的程序。

关于《行政强制法》三个问题的看法和主张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草案）已于2005年12月提交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为了制定好这部法律，笔者就《草案》的一些问题谈点个人看法和主张，谨供修改时参考。

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执行程序的几个问题

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执行程序涉及诸多理论问题。其中 ,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执行的主体资格 ,告诫程序及其意义 ,行政强制执行决定及其实施 ,声明异议等 ,都关系到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执行程序设计的价值取向问题。行政效率和相对人权益保护的协调 ,是设计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执行程序的永恒追求。

破解行政诉讼“立案难”困局的制度变迁

立案审查制对行政案件进行实质审查，导致当事人也案难，法院受案率低，容易受到行政机关的干预。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雨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改革法院案件受理制度，变立案审查制为立案登记制，对人民法院依法应该受删的案件，做到有案必立、有诉必理，保障当事人诉权。据此，新《行政诉讼法》舰定了立案登记制，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人民法院推行立案登记制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和《关于人民法院登记立案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又对此进行了细化规定。从立案审查制到立案登记制的转变，有利于解决司法实践中背遍存在的立案难问题，从而使当事人可以充分地行使诉权。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合同的性质探析

现行公共服务购买规则体系将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合同定性为民事合同,但是在民事合同框架下,公共服务受众的权益无法得到有效保障。从法律关系角度看,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是购买主体履行公共服务职能的过程,购买主体与私人提供主体之间存在公法关系,其实质是公共事务的委托,公共服务购买合同定性为行政合同具备理论可行性。将公共服务购买合同定性为行政合同,符合行政合同的多元发展趋势,并且可以兼用公法规则和私法规则调整合同行为,具有一定的理论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