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职院校文秘专业毕业生核心竞争力研究——基于小微企业与事业单位的分析

一、引言当前,一部分企事业单位文秘人员的入职门槛较低,会计、人力资源、市场营销、法律、计算机等非文秘专业的高职毕业生,入职后经过短期培训也能基本胜任文秘工作。这说明高职文秘专业毕业生的可替代性高。杨剑宇教授认为,一个专业的核心竞争力.

基层协商的实施是令人满意的吗?——基于2029位基层干部问卷调查的实证分析

在“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最直接的交互性界面中,作为基层协商的组织者、促进者和实践者,基层干部的协商民主认知对于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具有指引性作用。从执行层面考察基层干部对基层协商的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表明:基层干部对基层协商的满意度评价在总体上处于中等水平;随着基层协商层级的降低,基层干部的满意度呈下降趋势;对协商民主的熟悉度、干群直接平等对话、基层实施条件、上级支持、顶层制度设计都显著正向影响基层协商的实施;顶层制度设计和上级支持对基层协商实施满意度的影响力度均比较大;基层实施条件对社区(村)一级协商民主实施满意度的影响力度最大。要实现基层协商的有效运转和运行绩效的最大化,亟须为基层协商创造有利条件,防止基层协商在贯彻落实中被异化、泛化和形式化。

证据驱动型政策制定:西方的论争与回应

证据驱动型政策制定以证据为中心,凸显了证据在决策优化和治理改进中的价值。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证据驱动型政策制定在西方日益受到重视。西方学界的研究表明:证据是由信息支撑的观点的宽泛合集,主要有工具性和概念性两种使用方式;证据驱动型政策制定的实质是信息生成以及将信息转换为政策制定者所需的证据,进而提供有效政策选项的过程。与此同时,证据驱动型政策制定面临诸多质疑,包括证据质量不高、决策者使用证据的意愿不强、证据难以转换为政策等。面向证据驱动型政策制定的实现,西方学者的主要回应是:缓解证据供需矛盾、强化证据使用机会及增强证据使用的民主化与本地化。在中国语境下,证据驱动型的政策制定对于推进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具有重要价值,应在强化政策制定者的证据驱动意识、加强政策的有效性评估、健全服务于政策制定的证据库、增进研究与政策制定之间的融合等方面作业更大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