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数字经济对老年人数字信任的影响机制——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的实证研究

中国社会的巨变改变了老年人信任形成的时空环境,因此,重塑信任不能忽视全新时空秩序下新型经济形态带来的影响。基于2021—2022年开展的实地调查数据,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运用倾向值匹配方法评估了数字经济参与对老年人数字信任的因果效应,进而揭示了老年人数字信任建构的作用路径与内在机制。研究发现:(1)相较于非因果模型的乐观估计,参与数字经济对老年人数字信任产生的实质积极效用呈现出一定程度的“缩水”;(2)中介模型显示出老年人数字信任建构双通道的“此消彼长”,即“人与物”通道在数字经济参与和数字信任关系间发挥消极中介效应,而“人与人”通道在数字经济参与和数字信任关系间发挥积极效应;(3)进一步比较两个中介效应强弱,可以发现,“人与人”通道的积极效应程度显著大于“人与物”通道;(4)异质性分析显示,数字经济参与对老年人数字信任的影响效应在不同性别、户籍与年龄的老年人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因此,重构信任需要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对破解信任困境的理论关照,并重视“人+物”双通道指向的信任构建可为路径,构建有助于老年人的数字经济融入政策体系。

教育元宇宙场域的具身学习效能实证研究

教育元宇宙所创设的超越物理经验世界的数字空间,可为学习者实现具身学习转变有效赋能,但其具身学习效能及实现机制仍缺乏实证检验。本研究将教育元宇宙技术引入高中生态教育环节,构建了基于虚拟现实数字孪生技术的沉浸式拟真环境,并采集与分析被试的互动学习流程数据,进而利用多元回归和结构方程模型,探索具身学习投入度、教师数字素养以及学校数字环境对积极生态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教育元宇宙的具身学习属性能够极大地提高学生积极生态行为水平;情感学习与知识学习在知—情双通道路径中具有显著的链式中介效应,且情感学习的影响远大于知识学习;知识学习对情感学习存在部分竞争与抑制作用。研究建议,从宏观战略角度加快元宇宙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有机融合,并在微观教学中重视情感学习设计,积极探索元宇宙技术的现实教育潜力。

新中国70年教育不平等的演变轨迹实证研究——基于CGSS同期群数据的历史考察

新中国70年的教育发展既表现为伴随时代发展不断提高的受教育年限与持续扩大的升学机会,也表现为城乡二元分隔衍生的结构性教育不平等,更交叠着省区经济文化发展不均衡的附加影响,综合刻画着我国教育不平等的复杂演变轨迹。采用CGSS数据建立多层次模型进行实证验证发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总体教育不平等程度随时代发展而递减,但城乡人口结构性不平等程度却在起伏后扩大;省域教育不平等则既有区域内的趋同效应,又有省区间的显著差异;不同层级受教育者的升学机会主要受到教育扩张和优势群体机会享有比例的影响,目前高中教育是决定教育不平等未来发展的关键性因素。

循证驱动的教育行动研究渐进整合路径探析

教育行动研究作为备受推崇的中小学教育实践研究模式,在强化实践者认同与提高实践自觉水平的同时,潜藏着对研究驱动模式的盲目与困局。经典性行动研究遵循的见证逻辑无法解决实践性知识、真理性及视域选择问题,需要引入循证逻辑驱动的、遵循教育共同体集体证据渐进整合原则的行动研究路径,促进行动者从孤立走向合作,从自我驱动走向共同体驱动,促使个体实践超越个体意义本身,形成具有实践生产力的教育共同体实践方式。

我国西部外语类大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现状及其教改措施

近年来有关我国外语专业大学生"思辨缺席"的呼声越来越高。对我国西部地区外语类大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现状进行调查的数据显示,西部地区外语专业大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与上海地区的基本持平,但与美国本科生的相差甚远,均低于美国CCTST所提供的常模。最后在分析影响西部地区外语类大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教学因素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教改措施。

“入园难”问题背后的资本博弈

"入园难"问题始终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话题。在布迪厄资本理论视域下,回溯与探析不同阶段下"入园难"问题的实质与内核,对新旧"入园难"问题的资本格局进行多维比较讨论,梳理其背后的资本博弈脉络,可以发现:在新"入园难"场域中,博弈格局中符号资本的作用愈加凸显,教育不平等的再生产机制渐趋成型,博弈场域下的惯习依赖与反向形塑不断加剧。因此,未来需要持续营造公平博弈场域,注重普惠园质量优化与资本平衡分配,并重视学前教育"家庭化"和新教育惯习的形成,以破解和彻底走出新"入园难"困境。

“福”不过三:中国家庭场域内教育与主观幸福感的代际再生产效应研究

在祖-父-子三代家庭场域内探索教育程度对主观幸福感的代际再生产效应,是对教育代际“外溢”作用的进一步澄清,也是对幸福传递机制的整体把握。文章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构建了三代家庭样本集,通过倾向值匹配法(PSM)消除祖代变量造成的样本选择偏差,重新估计了教育程度对主观幸福感的效应值,并利用父代主观幸福感作为中介变量,构建了教育程度与主观幸福感的代际再生产机制模型。研究发现,教育程度对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因果效应,但未经倾向值匹配的数据结果大大高估了教育对主观幸福感的贡献量;反事实结果表明低教育群组的潜在教育收益大于高教育群组;中介模型的结论确证了父代主观幸福感在父代教育程度对子代主观幸福感路径中发挥完全中介效应,同时母亲对子女的主观幸福感影响程度更高。因此,优质而公平的教育资源供给和家庭场域内整体幸福感的提升对于下一代主观幸福感的再生产至关重要。

高风险家庭的青少年学业成就——以班级氛围为补偿机制的多层次模型分析

使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数据,探索高风险家庭学生的学业成就,以及不同班级氛围作用机制的异质性问题。研究发现:(1)高风险家庭内各风险因素相关程度较高,极易形成多重风险链条;(2)家庭累积风险因子对学生学业成就起负面影响,即家庭风险越高,学生学业成就越低;(3)家庭累积风险因子对学生学业成就的影响存在班级差异,即在家庭风险因子数量相同的情况下,处于良好班级氛围中的学生学业成就高于氛围差的班级中的学生。以上结果均表明,需要重视高风险家庭中的风险因子累积效应及其对青少年发展的不良影响,也应深究班级等其他生态系统对青少年学业成就的补偿作用。

网络欺凌对大学生自杀意念影响的交叉滞后分析

目的了解网络欺凌与大学生自杀意念的因果关系及内在发生机制,为有效干预大学生自杀行为提供纵向证据。方法基于一般压力理论,采用纵向设计,使用受网络欺凌行为问卷、自杀意念量表以及流调用抑郁自评量表(CES-D)对北京市和西安市4所高校的558名大学生进行2次追踪测试,建构以抑郁为中介的交叉滞后模型。结果交叉滞后分析结果表明,前期网络欺凌正向预测了后期大学生的抑郁症状和自杀意念(β值分别为0.06,0.15,P值均<0.01),且前期抑郁正向预测后期自杀意念(β=0.29,P<0.01);前期抑郁在前期网络欺凌与后期大学生自杀意念之间发挥中介效应。跨群组分析显示,网络欺凌、抑郁与自杀意念之间的纵向中介关系存在性别差异,即女生比男生更易受到网络欺凌的影响,且更易产生抑郁情绪与自杀意念。结论网络欺凌与大学生自杀意念之间存在纵向因果关系,依据性别干预大学生的抑郁情绪对自杀行为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