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市场摩擦、企业进入退出与经济波动

本文在一个DSGE模型中引入劳动力市场摩擦及企业的进入退出机制,通过四种不同形式的劳动力市场冲击考察了疫情对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结果表明,疫情冲击将首先导致失业增加,然后传导至企业端,引起单个企业产出下降和中小企业退出,进一步抑制对劳动力的需求,形成正反馈循环。在劳动力市场摩擦和企业数目下降两个机制的互相强化下,短期冲击会带来持续性的影响,仅存在一个季度的冲击也会导致宏观经济的波动持续数年。最后,本文通过政策分析为稳定就业、纾困中小企业等举措的有效性提供了理论依据。

技术变化、劳动力流动与税制改革——多部门经济下如何设计所得税与商品税

本文在一个两部门内生工资,能力为私人信息,且劳动者在部门间自由流动的一般均衡模型中,研究了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劳动所得税与商品税组合,以及一国税制应该如何随经济的变化而调整。考虑到部门间的技术差异、内生工资、人口流动和差异化的商品税,我们扩展了标准的Mirrlees税收公式。结论指出:①差异化的商品税可以通过缩小工资差距来促进收入再分配,此时高能力劳动者密集部门的商品税率应较高;②商品税率分摊了所得税的收入再分配职能,使得所得税的边际税率曲线变得较为平坦;③所得税与商品税税率均与收入的整体分布和要素间的替代弹性有关。作为本文研究的一个应用,我们基于2007年与2013年的中国城乡家庭收入调查数据进行了数值模拟。分析发现:随着部门间收入差距的缩小和部门内部收入差距的扩大,部门间商品税税率差距应缩小,而所得税在收入再分配中的作用将变得更加重要。若将农业部门的税率视为零,本文结论说明:相比于2007年,2013年非农商品的最优税率在下降,同时最优所得税在高收入段的累进性应提高。此外,本文还说明了为何对低收入段征收的边际税率不宜过低。

产业要素价格扭曲的效率损失与校正之策——基于全球投入产出表的视角

该文利用包含经济扭曲变量和投入产出结构的一般均衡模型,以美、日、英、法、德、意、韩等发达经济体为基准国,在模型中引入行业产品价格扭曲、行业资本价格扭曲、行业劳动力(高技能劳动力、中等技能劳动力、低技能劳动力)价格扭曲等三类扭曲变量,测算中国各行业要素投入扭曲带来的产出效率损失,结果表明:中国各行业扭曲对经济产出的影响迥异,金融业和企业生产相关的现代服务业的扭曲显著地增加产出损失;通过对不同类别扭曲影响的分解,资本、产品、各类劳动力的价格扭曲在不同行业表现也很不一样,现代服务业主要通过高、中技能劳动力价格扭曲影响产出,而如果消除教育和卫生行业的扭曲,反而会降低产出。未来需要从市场化改革、产业政策有效性等角度对行业要素价格扭曲导致的效率损失加以校正。

服务业的扭曲是否挤压了制造业?

本文研究了在具有投入产出网络的一般均衡模型中各行业的要素价格扭曲如何影响其他行业,重点讨论了细分服务业对细分制造业是否存在挤压效果,为产业政策和产业协同理论提供了新的思路。本文的结论有:(1)行业间的价格弹性对产业联动协同影响显著;(2)消除金融业和批发贸易行业的要素价格扭曲,可以促进大部分制造业的产出份额提升,但降低了大部分服务业的产出份额。最后本文从产业协同和效率提升的角度对产业政策提出了建议。

国有资产增长状况研究——基于资产盈利与资产价格上涨的视角

党的十九大报告对于国有资产的管理和保值增值提出了具体的要求。本文分析了我国国有资产增长的现状,发现地方国有资产迅速增长的同时,其盈利能力却在不断下降,进而用资产价格膨胀和资产盈利性下降来解释这类地方国有资产增长的"悖论"。这说明地方国有企业面临地方政府拉动地方经济从而过度负债的压力,在混合所有制水平较低、市场监督较弱的情况下,容易采用资产价格膨胀的形式,来保证国有资产的增值;而这种情况在混合所有制改革进展较快的中央国有企业中则不常见。本文认为,面对地方国有资产膨胀、资产盈利水平下降的问题,应该采取加强垂直监管、完善考核机制、严控负债风险、推动地方混改、增强信息披露五个措施来完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全球资产“负利率”的趋势、成因及借鉴

目前来看,全球经济增速放缓,面临长期停滞,与之对应的利率也在走低,因此随着趋势推进,欧美货币政策正面临流动性陷阱。截至当前,许多欧洲国家都采取了负利率政策。本文基于历史数据和国际经验,基于前人研究总结了利率市场经济环境不利的原因。可知发达经济体的宽松货币政策对于当前的全球低利率乃至负利率环境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同时,人口结构、市场配置效率和无形资产的扩张对实际利率的下降趋势也有着深远的影响。鉴于全球失衡、过度储蓄、货币政策扩展、安全资产稀缺、财富不平等加剧以及老龄化加剧是影响负利率的核心机制,本文分析介绍了与中国相对应的一些基本情况,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名义长期债务理论研究综述

债务的期限、违约话题是现代金融的核心,但在宏观经济模型中长期受到忽视,以致模型不能反映现实中金融与实体经济交融的本质。本文旨在介绍在短期内不进行出清的名义长期债务的最新研究动态。文章首先对有违约风险的基本长期债务模型进行了介绍,接着讨论了该模型在债务倒悬、金融加速器和货币政策制度等交叉领域的研究动态。名义长期债务的研究思想,对于当下中国现实经济中的许多话题也有独特的解释力。

如何理解美国经济长期停滞——基于垄断势力集聚视角的述评

2009年以来,美国经济增速一直处于历史低位,国债利率持续走低。与此同时,美国企业的市场平均垄断势力升高,且集聚程度不断提升。与之对应,企业的托宾Q值均值持续上升,且主要是头部企业的估值上升。本文在介绍美国经济发展典型化事实的基础上,从垄断势力加剧的视角,分析美国经济"长期停滞"的原因,旨在加深对美国经济现状的理解。

名义长期债务模型研究综述

债务的期限、违约话题作为现代金融的核心,在宏观经济模型中长期受到忽视,以致模型不能反映现实中金融与实体经济交融的本质。介绍在短期内不进行出清的名义长期债务的最新研究动态。首先对有违约风险的基本长期债务模型进行了介绍,接着讨论了该模型在债务倒悬、金融加速器和货币政策制度等交叉领域的研究动态。名义长期债务的研究思想,对于当下中国现实经济中的许多话题也有其独特的解释力。

“前瞻性指引难题”文献综述

前瞻性指引是指政府通过引导市场对未来利率的预期,从而使得市场行为与政府目标相靠拢的行为。但是,经典的凯恩斯模型对于前瞻性指引政策的效果估测,存在和直觉相违背的地方,即模型估测的操作预期的政策效果,高于实际和直觉上的影响,这被称为前瞻性指引之谜。在经典新凯恩斯模型中,政府的承诺兑现时间越靠后,其对预期的影响越大,这导致了政策制定者往往会高估政策调控预期的效力,从而导致政策出现偏差。在基本的凯恩斯模型上面,介绍了这一难题。并综述了西方学者对此的一系列修正方式,如从预期、信念和异质性的角度如何解释。最后,了解这一支文献有三个借鉴价值,第一是理解现有模型的漏洞,从而对政策预测有所借鉴;第二,要学会管理预期,首先要理解预期。前瞻性指引难题提供了理解预期的窗口,有着较高的理论和学术价值。第三,在理解前瞻性指引难题的基础上,有利于发展我国自己的预期管理式的货币政策理论。

结构变迁下的要素价格扭曲消除——基于投入产出视角

文章通过构建带有结构变迁的扭曲核算模型,研究了行业投入产出背景下的中国要素配置效率改进对本国产业结构和增速变动的影响,并判断了其瓶颈部门。文章的主要发现有:构造了一个合理的指标,来判断行业间要素配置效率差异对增速的影响;发现中国服务业的要素配置效率低于制造业,且消除服务业的配置差异,可以较大的提高增速和改变产出;自2007年开始,中国服务业的配置效率损失中,金融业的占比增大,逐渐成为了制约经济增长的瓶颈部门。

就业政策如何影响收入分配?——基于量化空间一般均衡模型的理论分析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推动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也成为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本文构建包含高、低受教育程度劳动者的量化空间一般均衡模型,分析提升教育程度和提高职业技能两类政策对于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结果表明,政策对于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可以拆分为3个渠道:不同类型群体的数量比例、工资差距大小的变化及劳动者的地区间配置。在这3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提高低受教育群体教育水平的政策能够不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收入不平等最终得到改善。提升低受教育群体职业技能的政策则主要通过提高低收入群体技能溢价缩小两类人群的工资差距,促使收入不平等状态持续改善。更换高、低教育程度划分标准、改变生产效率溢出效应系数相对大小、引入两类人群的劳动可替代性差异、引入资本等均不会影响结论。本文为收入分配和技能溢价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更丰富的视角,也为现实经济中政策成效的评估及共同富裕战略的深入实施提供了理论参考。

地方政府竞争行为、土地财政与经济波动

本文构建包含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两地区多部门波动模型,分析了地方政府竞争机制在房产需求冲击传导和溢出中扮演的角色。研究表明:单个地区的房产需求冲击首先通过房地产部门传导至该地区财政收入,导致当地公共支出波动。在两级政府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有动机开展对公共支出和人力资本的竞争,因此,另一地区的公共支出也会同向波动,产出、消费等宏观经济变量同步受到影响,冲击带来的影响随之溢出。脉冲响应结果显示:地区间竞争的机制将可以传导和放大整体经济波动。更换居民效用函数形式、在非房地产部门引入工业用地作为生产要素等稳健性检验均不会改变结论。此外,基于现实情况,本文还在模型中引入了劳动力供给时长的内生决策、劳动力的行业间配置、央地税收分成等拓展机制,阐释了拓展机制对模型结果的影响。这一研究将为地区间竞争机制如何影响中国经济波动提供新的视角,也为推动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提供有益的理论参考。

人口流动视角下的最优土地配置与财政政策

本文构建包含异质性个体的空间一般均衡模型,在居民自主选择居住地与劳动供给时间的情况下给出了政府最优的土地配置和财政政策规则。研究发现,政府会根据目标函数中福利和产出的权重、各个地区的人均产出等变量及人口流动摩擦程度等参数制定各地区土地配置的总体规划。当人口流动摩擦较小或对于产出的关注程度较高时,对于高收入地区,政府应当将更多土地配置到住宅用地上。最优的财政政策组合可以通过对房地产企业征税和对非房地产企业的补贴来实现,且对非房地产企业的政策总是优于房地产企业。由于住宅用地相对工业用地的价差内生于土地配置,当政府使用其最优政策时,可以得到住宅用地的价格将内生高于工业用地价格。

人工智能、就业与货币政策目标

本文在标准新凯恩斯货币模型中引入人工智能,研究人工智能对最优货币政策及货币政策设计的影响。基于推导出的二阶福利损失函数,本文首先分析了央行面临权衡的变化,然后以福利为标准分析了人工智能对央行货币政策规则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在标准新凯恩斯货币模型中,央行在通胀和产出缺口之间权衡,而引入人工智能后,就业与人工智能投资波动也成为央行重要的权衡项。第二,引入人工智能后,相对于盯住通胀和产出缺口的泰勒规则,盯住通胀和就业缺口的货币政策规则带来更小的福利损失。这主要是因为,在人工智能可以高度替代劳动的情况下,过度重视产出缺口会导致人工智能投资和就业的巨大波动,并显著增加名义价格和工资粘性带来的福利损失。这一发现改变了央行应盯住通胀和产出缺口的结论,具有明确的政策含义。

结构演进、诱致失灵与效率补偿

中国大规模工业化接近尾声,依赖政府干预的传统增长方式效率下降,工业化时期的诱致机制逐步失灵。通过改善结构条件、提升产业链接强度和投入产出技术效率乘数,有效率的服务业发展将推动TFP提升,为经济结构转型的成功提供动力。本文首先计算了基于消耗系数的投入产出关联强度和基于产业链接强度的技术效率乘数,以此为基础对转型效率问题给出了分析。本文进而运用反事实估计和因素分析方法研究了中国经济结构效率补偿的路径,发现消除行业要素配置扭曲可提升44%的产出。本文的基本结论是,在开放和竞争环境下,中国制造业具有自我矫正能力,而服务业尤其是金融业扭曲严重,资本和劳动要素错配制约了中国经济效率的提升;现阶段服务业的扭曲和要素错配不但很难提供效率补偿,而且还对实体部门效率提升造成了挤出;中国需要创新体制机制以消除要素配置的扭曲,推动结构优化和高质量发展。

人口流动、贸易与财政支出政策的地区性配置

本文通过构建包含人口迁移成本和贸易成本的多地区空间一般均衡模型,分析了地区性财政政策对经济产出和福利的影响。研究表明,单个地区支出政策对产出和福利的影响可以分解为全要素生产率、要素禀赋、再配置调节、转移支付等多个渠道。地区生产性政府支出对产出和福利的影响主要通过全要素生产率渠道产生,而社会保障性支出的影响则主要通过转移支付渠道产生,且主要影响福利水平。支出政策乘数的方向和强弱具有较强的地区异质性。在单个地区生产性支出增加对总产出的边际影响中,约23%是对其他地区的负向溢出效应,而社会保障性支出增加对整体福利的边际影响中,约15%表现为对其他地区的正向溢出,跨地区贸易和人口流动机制的引入是弹性大小的重要影响因素。反事实估计表明,城市群政策将给城市群外的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一定的虹吸效应,但同时也会对这些地区的居民效用产生正向溢出效果。本文的研究为理解多地区财政政策配置对整体经济的影响提供了理论证据,也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供了有益参考。

动态量化空间均衡模型的理论进展与中国应用

量化空间均衡是研究新发展格局和区域协调发展等中国重大议题的有力工具。相比于传统的实证方法或理论模型方法,其优势在于具备一般均衡效应,可进行丰富的反事实模拟和政策分析,匹配多维度数据并实现量化研究。近年来,随着量化空间均衡在多领域的深入应用和交叉融合,这一研究范式呈现出“动态化”拓展的重大特征。动态量化空间均衡模型可应用于宏观经济学、金融经济学、环境经济学、房地产经济学等多个研究领域,拓展了这些领域的研究范式和研究视角。本文首先对动态量化空间均衡文献进行综述,详细梳理和讨论了现有理论框架、技术难点和研究议题;进一步地,将这一框架应用于中国宏观经济的空间动态模拟,展示了建模、算法、数据匹配和模拟等过程,分析了空间均衡视角为传统宏观范式提供的理论启示,以及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的政策含义;最后,展望了动态量化空间均衡在诸多中国本土问题上的广阔应用前景。

政策协调落实“六稳”“六保”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我国上下一心、各方协力.迅速采取有效应对措施,当前已取得疫情防控的阶段性胜利,各行业相继复工复产,社会经济活动逐步复苏。疫情进入缓解阶段后,党中央提出“六稳”“六保”要求,明确了宏观政策必须落实的主要任务,为经济企稳回升提供重要支撑。

要素配置优化引发的经济结构变迁效应研究

随着中国经济迈入新常态,大规模工业化接近尾声,难以继续通过剌激制造业投资来提振增速。从而,改善结构条件,提高市场配置的配置效率,有望成为未来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既往的研究主要侧重分析要素配置效率改善对产出水平的影响,使用的是静态的研究,而缺少要素配置对产出增速影响的研究。本文通过构建带有结构变迁的扭曲核算模型,研究了行业投入产出背景下的中国要素配置效率改进对本国产业结构和增速变动的影响,并分长短期判断了其瓶颈部门。本文的主要发现有:构造了一个合理的指标,来判断行业间要素配置效率差异对增速的影响;发现中国服务业的要素配置效率低于制造业,且消除服务业的配置差异,可以较大的提高增速和改变产出;自2007年开始,中国服务业内的配置效率损失中,金融业的占比增大,其逐渐成为了经济中的瓶颈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