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己及人 帮助高足办学

本刊2005年1B《一场“较劲”的教材官司》中,被称为“著名教育家、语言学家的民主斗士”的林汉达先生(1900-1972),其可敬之处,并不在于他有过之江大学、燕京大学教务长头衔、解放后担任过教育部副部长之职,在于他终身立志并努力于扫除文盲、普及教育。他不希望别人把他看作高级知识分子,而坚持要当一名“名符其实的人民勤务兵”。综观其一生,尤其解放前那段奋斗史,值得我们深思。

“挂名校长,厦大不需要!”

经过一年又八个月的筹备,厦门大学于1921年4月6日才正式举行落成典礼。这之前,校长人选问题,一直令陈嘉庚煞费苦心。陈嘉庚(1874-1961)通过集美办学深深体会:“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小学校长尚且难觅,何况高等学府。而落实厦大校长人选的经过,也确实让人寻味。1920年初秋,汪精卫路过厦门。汪陈早在1908年就已相识(当时同盟会在新加坡办报宣传“革命”)。陈嘉庚当然尽地主之谊,陪同游览南普陀与五老峰,边走边侃。汪问及厦大校长人选时,陈摇头认为“高等学府的校长,不仅需有才干,还需有声望,这人选比集美的更难找!”

举家动员 动员大家

陈嘉庚兴学之所以可贵,在于他身在海外,事业在海外,百忙中又“全心全意”办教育,除了不忘家乡、不忘祖国的爱国精神外,具体操作过程也有很多值得借鉴之处,而动员家人,动员群众更为万端之肇。试以他弟弟与弟媳的两个小故事为例,可见一斑。1916年10月,其弟陈敬贤偕同夫人王碧莲秉承“家兄之托”,回家乡筹办比集美小学高一级的师范与中学,还要创办福建省第一所女子小学。办师范与中学,不能像过去那样暂借祠堂开学,头等大事先造校舍。四年前,初创小学,陈嘉庚就为收购地皮大伤脑筋,如今陈敬贤也一样,购地这一大关必须攻克。

艰苦支撑 功成身退

抗战伊始,为了不愿沦于敌寇铁蹄之下,多少热血师生随同母校迁往大后方,其千里跋涉之艰辛,异地重建之劳苦,这段历史我们不能淡然遗忘。这里介绍的张孝骞,乃其中突出的一例。张孝骞(1897-1987),湖南长沙人,年轻时毕业于当地的湘雅医学院, 留校任助教及总住院医师。三年后(1924)赴北京协和医学院进修班进修, 毕业后被协和留任助教及住院医师。由于他在内科学上的钻研与长进,1926 年被派往美国进修一年,归国后升为讲师,1932年授副教授衔;翌年再次赴美进修,1934年回协和,任“消化专业组”领导,在临床医学与教学工作中不断有所成就。

既当伯乐,更为“后盾”

电视剧《张伯苓》中被张伯苓口口声声尊称“范孙公”者,严修也。他实在是“慧眼识伯苓”的伯乐,更是“南开事业”初创期的有力“后盾”,毋怪张伯苓终身敬之为师,而严修则也视伯苓为知己,这在电视剧(尤其前几集)中得到充分表现。严修(1860—1929),字范孙,原籍浙江慈溪,生于直隶(今河北天津)。自幼好学,通经史外,旁及数学外文,这在当时实属“新派”。考取进士后,当宫升至贵州学政,主管文教。为推行他那“

宁“私”不屈与民族气节

纪念二战胜利暨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有必要回顾一下我们教育界前辈当年一些令人难忘的事迹。蒋维乔所表现的民族气节,即其一例。蒋维乔(1873-1958),江苏武进(今常州)人,晚清秀才出身,后来成为中国新式教育小学教科书的创编者,曾任南京政府教育部秘书长、江苏省教育厅厅长、东南大学校长等职的著名教育家。1927年北伐后,他潜心研究佛经,打算“息影沪上,不问外事”,大有当“遁世派”之意图。

追求理想 钟爱私校

王造时,著名“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的教育家,一开始投身社会就是在私立学校任教,说来颇有时代特色。王造时(1902-1971),又名王雄生,江西安福人。“造时”这名字,是他启蒙老师、晚清秀才朱廉夫所取。1917年夏,他考取清华,来到新文化运动中心的北京,思想大为跃进,积极参与各项学生运动,曾因演讲与请愿两次被捕,但他不屈不懈;五卅运动中,还代表北京各学校后援会来到武汉,推动武汉地区反帝运动的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