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反垄断民事公益诉讼制度论纲

根据2022年修改后的《反垄断法》第60条第2款,我国在制定法层面正式创设了反垄断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然而,该款仅就检察院作为起诉主体作出规定,未涉及诉讼请求的内容、管辖法院的确定、证明责任的分配等与反垄断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密切相关的基础问题。检察院提起反垄断民事公益诉讼时,其在诉讼中兼有法律监督者与原告的“双重身份”,但以原告为主,法律监督重在进行事后纠错。根据垄断违法行为损害的利益状态之差异,检察院主张的诉讼请求当以预防性措施为主,以损害赔偿甚至惩罚性赔偿为辅。反垄断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应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各高级人民法院报经最高人民法院同意后可确定由辖区内部分中级人民法院集中管辖。检察院在起诉时只需提供社会公共利益受损或有受损危险的初步证据,侵权行为与侵权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固定地由被告承担;除此之外,检察院与被告均应举证证明其事实主张,且针对某一事实主张的举证责任会在当事人之间发生转移;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若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需承担不利的后果。

《民法典》背景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定位研究--兼论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关系

在维护生态环境公共利益方面,我国经由立法、司法解释以及政策性文件确立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两种诉讼制度。《民法典》颁布施行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之法律属性不会因此而改变,其仍应为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并行的一种特殊的诉讼。《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三十四条、第一千二百三十五条同时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提供了实体法依据,但两者之间究竟是何关系并不明确。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之法律属性界定困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试行)》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试图界定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关系,但未能如愿。为消解两大诉讼之间可能存在的冲突,以更好地维护生态环境公共利益,《关于审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试行)》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之规定应予优化,并以生态环境公共利益是否遭受实际损害为准来决定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抑或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在实践与制度之间:环境公益民事诉讼的中国面向——以贵州省贵阳市“环保两庭”司法实践为例的考察

2012年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第55条增加了环境公益民事诉讼条款,但因过于粗糙、笼统而缺乏可操作性。从2007年起持续至今的贵阳市"环保两庭"的司法实践,是我国环境纠纷解决的一个创举。正因为有明显的问题意识导向,"环保两庭"才能在没有相关制度资源可供援引,也没有司法经验可供参考,更有"实践创新超越制度边界"的嫌疑中,努力实现其能动司法的一面。其所取得的丰富的审判经验,对于环境公益民事诉讼条款的修正有着不容忽视的启智作用,并将有益于我国最终构建完整意义上的环境公益民事诉讼制度。

我国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之性质再界定

我国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性质不明,源于法律规范的缺失,导致其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等关联诉讼之间界限模糊,制度功能难以有效发挥。目前,关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性质,众说纷纭,共有六种学说,但各有不足。国务院机构改革之后,生态环境部门、自然资源部门的职责更为明晰,但尚存在不少交叉管理的情形。基于权属性质差异,从诉讼目的角度出发,运用语义分析方法,宜将生态环境(或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界定为特殊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将自然资源(或海洋自然资源)损害赔偿诉讼界定为国益诉讼,并与国有资产流失、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等诉讼一起规范。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证明责任分配研究

证明责任分配主要解决要件事实真伪不明时如何裁判的问题。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设计中最为关键的问题就在于如何合理分配证明责任。我国已有关于环境侵权诉讼证明责任分配的法律规定并不具直接扩大适用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可能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原、被告双方都有各自证明责任的范围,因果关系推定体现了立法者保护弱者的价值追求,与之相关的证明责任倒置理论需要澄清。《最高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填补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证明责任分配法律文本缺失之不足,其中的多个法律条款有利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审理,但相较《征求意见稿》而言,其对个别条款的处理存在明显不当,是一种倒退,必须予以正视。

对司法推定若干基础问题的研究

在对案件进行裁判的过程中,遇到实体法缺乏具体规范时,基于何种理由认定有关案件事实,成为法官首先要解决的问题。适用司法推定,能够帮助法官摆脱案件事实不清、难以裁判的尴尬。长期以来,学界对于司法推定的相关基础问题缺乏应有的关注。对司法推定的概念、内在属性、构成要件、适用规则、诉讼价值、法律效果、司法推定权的行使和非理性因素的影响等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揭示司法推定的本来面目,并助力于该制度诉讼机能的正常发挥。

论案外第三人撤销诉讼案件范围的扩大

《民诉法解释》将调解协议司法确认裁定导致案外第三人民事权益损害之情形排除在案外第三人撤销诉讼案件范围之外,是不当地固守程序法理二元分离适用论之结果。基于程序法理交错适用理论,案外第三人之民事权益遭受调解协议司法确认裁定损害的,不仅有提起撤销诉讼之必要性,而且也有可行性。

论我国法律修改之应有规则——基于刑、民诉讼法修改中的“差别待遇”问题的分析

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了立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中的引领和推动作用,作为立法之重要一环的法律修改的重要性日趋突出。由于我国法律缺乏应有的规定,使得刑、民诉讼法的修改呈现出典型的"差别待遇":修法形式被莫名适用,审议主体存在重大差异。根据依法立法、依法修法的原则,理应区别宪法、基本法律和其他法律,确立不同修法形式的适用条件及其审议主体,以使修法活动走上理性操作之路。

对中级人民法院下移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管辖权的反思

由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第一审,有利于实现案件的公正审理并确保法治宣传和强制执行的效果。中级人民法院能否将已受理的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之管辖权下移至基层人民法院,并不明确。必须承认的是,管辖权下移极易侵害当事人的审级利益。司法实践中,部分中级人民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十二条第二款将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管辖权转移至基层人民法院,这一做法值得关注。在四级法院审级职能定位改革的大背景下,必须明确:不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进行目的性扩张解释以实现管辖权下移之意图;应从整体上把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十二条,而不能仅选择适用该条第二款;在再次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时应将中级人民法院管辖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第一审这一规则落实下来,且强调不得将管辖权下移至基层人民法院;当然,基层人民法院也不得直接受理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案件。

对刑民交叉案件有关司法解释的理解——兼论刑民交叉案件的处理模式

由于立法规定不明晰,实务界和理论界对刑民交叉案件究竟该适用什么样的处理模式,存在着认识上的分歧。有关司法解释规定了刑民交叉案件的处理模式,但是这些司法解释之间存在着矛盾。因此,对刑民交叉案件有关司法解释的正确理解,不仅有利于化解理论认识上的分歧,也有利于建构刑民交叉案件的处理模式,便于实务的统一适用。

民事检察建议实证研究——基于GY市各区县检察实践(2011—2014年)的分析

对2011年至2014年GY市各区县检察院践行民事检察建议的实证研究,反映出该制度的施行状况不容乐观:制发数量少且不均衡、检察建议权的行使不规范、人为提高回复率的情况较为普遍、法院的态度不一。具体原因在于法律规定过于原则、救济机制不明确、文书制作不规范、实践部门重视程度不够。对此,可从两方面予以完善:首先,健全相关法律,明确规定民事检察建议的适用原则、适用范围、适用条件、程序强制力、适用程序以及救济渠道;其次,强化工作机制,规范民事检察建议的制发和审批程序,构建跟踪回访制度,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重视民行检察业务,优化人员配置。

检察消费民事公益诉讼的实践考察与理论反思——基于贵州省(2017-2021)司法实践的分析

当前,救济路径偏向化、案件类型限定化、判决理由粗浅化、审判组织多样化,是检察消费民事公益诉讼存在的主要问题。救济路径偏向化源于对相关规范依据的选择适用;案件类型限定化源于检察公益诉讼力量薄弱及案件拓展机制单一;判决理由粗浅化源于法官法律思维能力的不足;审判组织多样化源于“七人合议庭”适用规则不明、法院忽视公众参与。为有效推进检察消费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创新发展,应将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法律属性界定为民事公益诉讼,并将《民诉法》作为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首位法律规范依据,在肯定消费民事公益诉讼与刑事附带消费民事公益诉讼二元化救济体系并立的同时,强调消费民事公益诉讼的优先适用性;重视检察公益诉讼队伍建设、健全案件信息沟通与协调机制、完善办案激励机制,以拓展案源、实现案件类型多样化;加强审判团队建设,提高法官的法律思维能力,提升判决理由说明的精细化水平;明确“七人合议庭”的强制适用性及违反的法律后果,借助参审人民陪审员的专技优势以夯实判决的民意基础,实现“保障公众参与”之立法意图并扩大判决书的社会影响力。

登记程序瑕疵婚姻关系的法律效力认定

由于法律对登记程序瑕疵婚姻关系的法律效力缺乏规定,加上法理理解不一难以为司法实践提供应有的理论指导,导致矛盾判决及法律适用混乱频发。这不仅侵害当事人合法权益,还有损国家司法权威。通过解读相关法律规定可以看出:不同情形、不同程度的登记程序瑕疵婚姻关系,其法律效力也有所区别,不能简单地认定为有效、无效或可撤销。应当在立法中尽快明确不同情形、不同程度的登记程序瑕疵婚姻关系的法律效力和相关的诉讼规则,以便于司法操作。

在实践与制度之间:环境公益民事诉讼的中国面向——以贵阳市“环保两庭”司法实践为例的考察

2012年修改后的民诉法虽增加了第55条环境公益民事诉讼条款,但因过于粗糙、笼统而缺乏可操作性。从2007年起持续至今的贵阳市"环保两庭"的司法实践,是我国环境纠纷解决的一个创举。正因为有明显的问题意识导向,"环保两庭"才能在没有相关制度资源可供援引,也没有司法经验可供参考,更有"实践创新超越制度边界"的嫌疑中,努力实现其能动司法的一面。其所取得的丰富的审判经验,对于环境公益民事诉讼条款的修正乃至对于我国最终构建完整意义上的环境公益民事诉讼制度有着不容忽视的启示作用。

我国检察机关支持起诉制度探析

检察机关支持起诉制度之目的在于维护特殊弱势群体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但由于《民事诉讼法》等法律针对检察机关支持起诉制度所作规定不够细致,致使该制度在司法实践中遭遇了一系列的适用困境,即案件范围相当有限、适用程序有所缺失、介入限度不够明确以及联动机制有所失灵等。在未来的立法以及司法实践中,需要对检察机关支持起诉制度的案件范围、适用程序、介入限度以及联动机制等具体程序予以完善,以更好地维护特殊弱势群体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司法裁判吸纳民意机制之建构

司法裁判领域中的民意存在的问题有:民意表达欠缺合理性基础、正当的民意表达与不当干预并存、法院对如何处理民意没有法律上的依据。有必要建构一个司法裁判吸纳民意的机制,从民意书的主体及表达方式、民意书的提交与公开、法院对民意的回应等方面规范民意对司法裁判的影响,尽可能多地在司法裁判中吸纳合理的民意成分,确保司法裁判能够实现最大限度的社会公正。

域外民事诉讼答辩失权制度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域外答辩失权制度在促使被告积极应诉、答辩,它在落实当事人诉讼平等原则、避免诉讼迟延、提高诉讼效益方面有较为成熟的立法例。以域外有益经验为借鉴,反思我国答辩失权制度的现状,有利于我国最终建构答辩失权制度。

民意与司法裁判关系论纲

民意体现了大众普通理性,而司法裁判则是法官精英理性的反映,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无视民意的司法裁判,在很大程度上将降低司法的权威性与公信力。唯民意马首是瞻,则会损及司法裁判的本质属性。在对待两者的关系上,应坚守法律至上的司法理念,让民意在司法裁判中得以合理表达和充分吸收。

农村纠纷解决——对一起水库案的实证考察

文章秉持实证的态度,将一起西部农村水库案作为切入点,力求以法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知识为导引,在分析国家正式解纷机制的基层化生存态势的基础上,认为应当从农村的实际情况出发,建构多元化、本土化的解纷机制,才能有效地解决农村纠纷,以实现农村解纷所要达到的价值目标和出路。

从权利保障视角审视《治安管理处罚法》

《治安管理处罚法》在加强监管力度的同时减少了处罚的随意性,进一步完善了处罚的程序,在公民权利与警察权力之间进行了一定的平衡。但从总体上来看,治安管理处罚法并没有将公民权利保障摆在首位,对公民权利的保护仍显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