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地方政府创新的可持续性:影响因素与对策

地方政府创新的可持续性具有两个维度:时间存续性和空间辐射性。影响地方政府创新在时间维度上的因素主要有:创新的推动者、制度化水平、组织(官员)利益、上级态度和社会关注度等;在空间维度上的影响因素包括:创新者(包括上级)的推广意识、政府间竞争-合作程度、绩效评价方式和环境差异性等。促进我国地方政府创新的可持续性,应当从绩效评估、制度空间与制度化、与非正式约束的吻合度以及社会主体共治等几个方面寻求治理之道。

“大部制”的形态与前景：一项比较研究

当前,我国地方党政机构实行的"大部制"主要有三种典型形态:职能统合型、规划协调型和党政合署型。尽管遵循整体主义这一共同的逻辑,三种"大部制"形态在形成背景、优势、局限和适用范围等方面却各不相同。"大部制"改革应走一条结合的道路:以职能统合型"大部制"为主要形态,规划协调型"大部制"为补充形态,党政合署型"大部制"在一定时期和范围内有存在的合理性。

政企关系模式的演进

计划经济体制下 ,政企关系模式是直接管制型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确立了政府调控市场 ,市场引导企业的间接引导模式。在经济全球化时代 ,政企关系模式的发展趋势是协作互助型。

大部门式党政合署：党政机构统筹设置的新形态

2009年顺德党政机构改革使党政合署从一般形态迈向了一个新形态,即大部门式党政合署。这一新形态为统筹党政机构设置提供了一种途径,其背后的逻辑是整体主义,表现为从协调到整合的整体思维、功能的整合和组织的整合。大部门式党政合署既提高了行政效率也降低了运行成本,既加强了对行政过程的控制也密切了党同社会的联系。然而,职能边界、组织规模和党政关系规范化等因素制约了其功能效用。我们必须辩证思维并且在改革过程中拓宽整体主义视野。

我国地方政府创新动力研究——生态、利益和组织的视角

推动地方政府创新的动力具有复杂性和动态性。学界主要从三个角度分析了我国地方政府创新的动力。一是生态视角,动力主要源于国际环境的冲击和国内环境的变迁。二是利益视角,动力主要来自于对区域性公共利益和组织(官员)利益的追求。三是组织困境视角,权威危机、体制运行不畅和组织衰变的"铁律"等成为地方政府创新的强大动力。对地方政府创新动力的研究应关注创新动力的阶段性变化和区域性差异,并加强研究创新的阻力,同时拓宽研究方法的学科视野。

党政合署:形态变迁与改革策略

建国以来,党政合署经历了从一般形态到新形态即大部门式党政合署的变迁。这两种组织形态在部门规模、组织边界突破、部门职能、前期基础、核心关注点和指导哲学等诸多方面存在差异。作为统筹党政机构设置的新途径,大部门式党政合署具有强大的整合优势,但也存在局限性。未来的改革应继续遵循整体主义的改革哲学,既要适当调整党的执政形式,又要考量大部门式党政合署的适用范围。

社会组织问责的工具结构:一项实证研究

问责工具是问责主体用来使社会组织说明、解释或证明其行为正当性的可重复使用的手段和方式。基于主体位势——技术含量的问责工具分析框架对于社会组织提供公共服务的本土化问责实践有一定的解释力。实证研究发现,当前的问责格局是以过程为取向、以资金为焦点。这种问责格局不仅偏离了公共服务目的,还有可能导致社会组织的使命转移。政府要想成为一个精明的买家,必须转变问责观念并优化问责工具。同时,社会组织要坚守组织使命,培养以受益人为中心的自我问责意识。

重新思考NGOs问责

NGOs问责的涵义可以从控制-交待、外部-内部、过程-机制三个不同的视角来理解。这就形塑了不同的NGOs问责型态,如等级问责和整体问责、功能问责和战略问责、外部控制和内部回应为基础的问责矩阵等等。这些问责型态不仅在理论上存在瑕疵,而且导致不合理的NGOs问责实践。可以根据问责的来源和问责关注的期限这两个维度建立一个整合的NGOs问责框架。该框架包含四种问责型态:效益问责、使命问责、结果问责和发展问责。这个新的理论框架进一步发展了NGOs问责的涵义,同时能够帮助利益相关者调整观察NGOs活动的关注点以提升NGOs的问责性,也有助于NGOs看清不同的问责力量,并判断怎样才能对自身的行为负责。研究的主要局限在于,提出的理论框架是一般意义上的,在实际应用中需要根据不同的NGOs类型及其运行的外部环境对框架的内容和侧重点进行调整。

慈善组织演进轨迹与培育路径

对于慈善组织的出现,市场失灵理论和政府失灵理论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中国悠久的慈善文化为本土慈善组织的兴起和发展也提供了深厚的思想基础。中国慈善组织经历了从传统的狭隘性到近代转型,从新中国成立后的长期沉寂到当代的繁荣的曲折发展历程。当今中国的慈善组织在自然灾害、基础教育、医疗卫生、扶老助残和慈善支持等领域发挥着重大作用。然而,要实现中国慈善组织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从宏观制度安排、社会环境改善和慈善组织自身的革新等方面作出努力。

新农村建设绩效评估指标体系研究——适合西南民族地区的设计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项全新的庞大的系统工程。各地实际情况的差异决定了新农村建设具有不同的路径,也决定了进行绩效评估采用的指标和指标权重会有所不同。

NPO自愿问责俱乐部理论及其借鉴

NPO自愿问责俱乐部理论是对遍布全球的非营利组织集体性自愿问责实践的回应。俱乐部标准和俱乐部监督与执行构成自愿问责俱乐部的制度框架,并形塑了三个基本功能:规范功能、标示功能和增益功能。该理论不仅拓展了非营利组织自我问责的理论涵义,还为非营利组织问责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同时拓宽了"布坎南俱乐部"的应用范围。该理论同时也存在局限性。自愿问责俱乐部理论尽管生成于西方土壤,但在我国仍具有适用性。当前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的改革、社会组织新形态的出现和社会问责意识的增强为该理论的本土化奠定了制度基础、组织基础和社会基础。

社会组织承接政府服务的问责机制:一个分析框架

服务购买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建立约束机制,使承接者高质量、高绩效地提供公共服务,目前现有研究尚未妥善解决这一问题。文章试图从社会组织问责的视角进行探讨,旨在提出社会组织承接政府服务的问责机制本土化分析框架,基于行政生态结构和社会组织承接政府服务的特殊性剖析问责机制的基本要素和运行环节,考察问责机制的微观层面和宏观层面。

社会管理体制中的社会组织协同模式比较

经过长期的探索与实践，“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成为新时期我国社会管理体制建设的目标。其中，“社会协同”意味着动员、吸纳社会力量参与社会管理，弥补政府社会管理的不足，提高社会管理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非营利组织问责的深层困境与对策探讨

非营利组织问责是指多重利益相关者通过开放式对话要求非营利组织说明、解释或证明行为的正当性,并使之承担相应后果的过程,其目的是为了提升非营利组织实现使命、价值和目标的能力。问责动机的复杂性和问责"底线"的模糊性使非营利组织必须在多重问责主体——利益相关者之间进行艰难权衡。由此,非营利组织问责将遭遇多重问责失序、功能问责压倒战略问责以及问责资格与能力的非对称性等深层困境。摆脱这些困境的可行策略是:以非营利组织的使命为导向明确问责优先性,建立有效的非正式问责机制以弥补正式机制之不足,同时营造有利于顾客或受益人问责的环境。

提高本科毕业设计(论文)质量的思考

高校本科毕业设计(论文)是本科教学的一个重要环节。近年来本科毕业设计(论文)的质量却逐年下降。目前,高校本科毕业设计(论文)中存在四大矛盾。在正确认识和分析基本矛盾的基础上建立"四位一体"的质量保障体系有助于提高本科毕业设计(论文)的质量。

公共危机治理力的构成要素探析

公共危机治理力是指在公共危机的生命周期里,应对公共危机的多种能力构成的合力,包括沟通力、整合力、预测力、回应力和恢复力。预测力、回应力和恢复力沿着公共危机生命周期发挥作用;沟通力和整合力是基础性的能力,为预测力、回应力和恢复力的发挥提供支撑。公共危机治理力的提升需要同时提高这"五力"。

事业单位的非营利组织改革

公共服务性事业单位是我国事业单位的重要构成部分 ,这类事业单位改革的成败直接关系到我国事业单位改革的整体成效。通过公共服务性事业单位与非营利组织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 ,二者在社会功能与角色等方面存在很多相似或相同点 ,公共服务性事业单位的改革可以走非营利组织的道路 ,消除传统体制下遗留的弊端。

新农村建设绩效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如何推进至关重要,对其进行绩效评估必不可少。新农村建设绩效评估指标体系是绩效评估的核心,包括3个层次:5个评估维度、15个基本指标和57个具体指标。

实施基层法律援助和信访代理机制的探索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为了实现这一总目标,各级政府积极探索创新社会治理的方式方法,其中广西田林县创建的法律援助和信访代理机制就是一个典型做法,在化解社会矛盾纠纷方面成效显著,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其主要做法和经验如下。

社会组织提供公共服务的问责工具分析──以地方公益创投为例

问责工具是问责主体用来使社会组织说明、解释或证明其行为正当性的可重复使用的手段和方式。基于主体位势-技术含量的问责工具分析框架对于社会组织提供公共服务的本土化问责实践有一定的解释力。实证研究发现,当前的问责格局是以过程为取向,以资金为焦点。这种问责格局不仅偏离了公共服务目的,还有可能导致社会组织的使命转移。政府要想成为一个精明的买家,必须转变问责观念并优化问责工具。同时,社会组织要坚守组织使命,培养以受益人为中心的自我问责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