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暴力犯罪看乡村秩序及其“豪强化”危险 国家法/民间法视角反思

对东北四所监狱"民事转刑事"暴力犯罪案件的调查显示,现代乡村社会存在一类特殊的纠纷:第一,它的广泛存在,标志着民间秩序整合力量在特定情境下的失败;第二,它也没有被国家法系统处理和吸收。本文通过对结构性访谈中7个案例的详细剖解,检视了这类纠纷背后乡村秩序的可能图景。与传统的民间法理论的预设相反,国家法秩序的"外来性"是地方性社会中日渐增多的"陌生人"获得保护的可能途径。然而,国家法的实践依赖于基层政治运作,其调整功能取决于民间秩序的配合,民间秩序整合的失败迫使国家法直接面对个人的实质性需求,而其调整无力反过来增加了个人对国家法的失望,并可能将失望导向对国家法独立性的质疑。在此背景下,"豪强化"的危险可能在乡村社会出现:"强力人士"依赖国家对社会的渗透力和控制力,向下瓦解传统秩序的力量;借助国家法和国家政权在权力来源上的同一性,向上瓦解国家法秩序的合法性。

暴力的弱者:对传统纠纷解决研究的补充——基于东北某市监狱的实证研究

民间社会纠纷解决机制是法社会学的重要课题及研究国家—法—社会关系的有力切入点。传统纠纷解决理论重点探讨纠纷如何被解决,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各种纠纷解决机制之间的关系模型。东北四所监狱的调查数据显示:存在被既往理论分析长期忽视的一类纠纷,它们无法被例行化的解决手段所消化,最终"溢出"纠纷解决机制之外,成为国家暴力治理的对象。这类纠纷不能被消化往往是出于纠纷解决过程中的原因;其中很大比例属于上行纠纷,发生在"相对经济地位较低"的服刑人员和"相对经济地位较高"的受害者之间;大部分纠纷的行动者对于法律之外的制度性纠纷解决机制的功能,存在普遍的不信任,也缺乏参与感。这一类纠纷的发现,在一定程度上对传统国家—法—社会分析模式提出了挑战。

乡关何处——新生代农民工研究述评

在经济转型的十字路口,新生代农民工的去向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引起整个思想界和研究界的关注。文章总结了新生代农民工研究的基本状况,综合已有研究,梳理出两个基本研究方向———城市融入和返乡调适,从研究起点、主要判断、行为特征、社会后果诸方面刻画两个方向的基本特点,发现导致分歧的是对于城乡二元结构的不同理解,而如何理解城乡二元结构,则关涉到两种根本不同的社会发展判断和价值选择。文章认为,理解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必须首先把握住其背后隐藏的模式之争,才能充分认识到问题的复杂性。

嵌入式制度移植困境:对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法社会学研究

法律援助制度被引入中国已经有20多年。那么,中国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内在本质是什么?其对法律援助行为的价值目标、主体、对象做出了怎样的可预测性规定?如果这套制度投入实践,其所参与构建的社会又是怎样的图景呢?法社会学角度的历史分析或许能为这些问题找到答案。民事法律援助制度萌芽、筹建和成型的过程表明,其已经深深嵌入在中国社会治理转型的历史进程当中,全能型国家的社会承诺、通过移植完成法治转型与世界接轨的社会理想、受制于现实不断回应问题的社会实践,共同导致了当今中国民事法律援助制度体系的内在张力和现实困境。

论警察的自由裁量权:英美警务社会学研究及其启示

现代社会的警务行动必须在法治逻辑下展开,然而行动的严格合法性是否意味着对自由裁量权的排斥?合法行为和自由裁量之间是何关系?如何理解警察的自由裁量行动?围绕自由裁量的疑问一直是警察行为研究与实务讨论的重点。国内目前的相关研究多集中于应然性讨论,缺乏实证研究作为价值判断的基础。本文从英美警务研究已有的丰富讨论出发,就"社会学如何研究自由裁量权"做出梳理:将警察的自由裁量权行使视为社会事实,探讨自由裁量权设置的具体社会情境与实践结果,冀望为中国警察自由裁量权的社会学研究提供借鉴。

通过知识产权的治理:网络文学生产领域的经验

互联网技术发展已从信息传播领域蔓延至各专业知识生产领域。知识产权这一传统的民商事法律权利,在此背景下开始对网络社会治理产生重要影响。中国网络文学领域的经验说明,新技术激发的新文学生产体制背后的产权配置模式与传统知识产权配置模式有着本质区别,知识产权作为社会治理方式的介入,深刻影响着这一领域的最终发展方向。相对于政府监管和代码控制等传统治理手段,通过知识产权的法律治理应当得到更多重视。

基层暴力与纠纷解决过程的法社会学分析

在追求社会稳定的大背景下,基层社会纠纷解决机制的有效性成为重中之重。研究发现,传统上被视为文化因素的消极行动——"忍",常常伴随着积极寻求纠纷解决的行动,反映出被忽略的"实体性需求"。随着基层纠纷解决过程向后推移,当特定的纠纷解决机制出现失效情形时,往往会激发产生针对纠纷解决第三方的"伦理性需求",个体性怨恨跃迁为对解决机制及背后权威的怨恨,而纠纷解决机制失效的渐进过程,也正是新的怨恨加强的过程。这构成了当前不稳定因素的重要来源。刑罚可以压制实体性需求,但伦理性需求并未随着国家强制力的到来而疏解。丧失对所有经历过的纠纷解决机制和第三方的信任,人们可能退缩回个体独立面对强力社会的世界里,而寄希望于忍耐、权威的保护或者依赖强力,从而导致信访事件和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因此,现实利益冲突引发的实体性需求必须得到妥善解决,才能阻止个体化的怨恨跃迁为对各种体制的怨恨,从而阻绝人们理性地选择看似非理性的解决方式。

从乡村到都市:融入与隔离——关于民工与城市居民社会距离的实证研究

本文试图引入社会距离 (socialdistance)的概念 ,运用问卷调查的结果 ,对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问题进行比较深入的分析。调查结果表明 ,新生代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正在逐渐增大 ,他们缺乏主动介入城市生活的积极性 ,并且感觉与城市生活和城市居民之间的关系日趋隔离 ,社会距离的增大使得民工群体自愿选择结成自己的社群网络 ,并以此与城市生活产生隔离。本文对社会距离增大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认为新一代民工的身份认同变化、城市居民的刻板印象以及传统网络的存在是社会距离增大的重要原因。

生产“社会”,还是社会的自我生产? 以一个NGO的扶贫困境为例

兼具社会改造理想与实践的社会组织,会在其具体的社会行动中与既有的社会-政治结构产生何种碰撞,其结果如何,是理解公益组织社会行动的关键问题。本文从"生产社会"的议题出发,通过对一个社会公益组织的结构特征及其扶贫实践的研究发现,一个具有明确理念与行动目标,以及与之相应的严格制度建设与纪律要求的公益组织,会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遭遇到与其目标相反的种种困境。生产社会的目标可能会在组织实践中落空,而该组织甚至会逐渐成为地方社会得以再生产的空间。由此,本文试图回应公益社会实践研究中的重要观点,即实践走向"生产社会",并希望引发对行动实践效果的反思与关注。

社会学如何研究警察——美国警察与社会研究述评

20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系统进入警察研究,带动了警察社会学与警务改革的双重发展。本文尝试回到这一知识领域兴起的具体情境,将警察与社会的研究成果与脉络重新放入警务提升运动的社会背景之中,探究社会学如何开始对警察的研究,造就了哪些重要的知识系统,以及这些知识如何进入警察制度的内部改革。本文旨在具体展现社会学研究与警务改革的互相促进,深刻理解全世界范围内铺开的新警务模式及其带来的治理变革,并展望中国社会学研究警察领域的核心问题与理论空间。

微信弃用者自我治理技术探析

从弃用动机来看,微信弃用者可划分为信息过载、关注过载、任务过载三种类型。不同类型微信弃用者弃用微信的机制、结果、重新启用微信后的管理策略都有所不同。微信使用者对微信的弃用和重新启用,本质上是在技术引发的社会结构变迁过程中,个体微信使用者通过对"自我治理技术"的反思、调整与管理,以此来适应社会结构变化的过程。

理论反思与经验研究:法社会学研究多元路径初探

在社会学知识的"意义"日渐模糊的现代学术体制内,如何看待理论与经验研究的连接,本身已经构成需要认真思索的问题。通过回溯社会学自身对理论与经验关系的反思,将之与法社会学领域内的现有研究一一对照,由此尝试建立一个社会学知识的连续谱,希望可以说明,理论与经验研究的连接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而且必须建立在对社会学知识之社会意义的反思之上。在此基础上,将转向对法社会学研究多元路径的探讨。认为,理论反思与经验研究能否妥善连接,如何连接,是开展社会学研究的核心,也是评判一项社会学研究的关键。法社会学旨在透过社会层面的现象把握法律的社会性,从而对法律系统与价值体系提出理论性反思,这一核心宗旨决定了理论与经验连接对于法社会学的特殊重要性。

家国互构:社会史视角下的明代“大礼议”——以霍韬为切入点

中国基层社会秩序的讨论一直受到国家—社会框架的深刻影响,并逐渐从探究国家与地方之间关系的结构性机制溯源其上,重新开始关注传统家—国关系构造的历史渊源。本文尝试从社会史的角度切入这个问题,以影响近世思想至深的明代"大礼议"为背景,以明代霍韬的双重身份——"礼臣"与"乡宦"为线索,以其双重身份下的社会行为为主轴,重做行动者的观念分析,试探庙堂礼制建构与宗族重建之间的思想关联,以"互构"的视角尝试观照国家与社会的历史形成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