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公共安全机制问题摭谈(两则)——储槐植、罗大华教授访谈录

目前,社会公共安全事件频发,急需对社会公共安全机制进行反思,创新社会管理方式,形成服务型政府,站在群众立场上,关注民生问题,真正化解矛盾与冲突,实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刑法谦抑性实践理性辨析

我国《刑法修正案(九)》新增加了20个新罪名,这是我国刑法继续朝着严密刑事法网方向发展的结果。但是,随着犯罪圈的进一步扩大,有学者对我国刑法是否有违刑法谦抑性原则表示担忧。从罪与刑两个层面对刑法谦抑性原则的内涵进行解读,扩大犯罪圈无疑是我国当下进一步严密刑事法网、提升公民守法意识的必然选择。我国刑法谦抑性的着重点主要体现在总体刑罚量配置以及个罪平均刑罚量配置的减轻上;我国刑法的谦抑主要体现在刑的谦抑而不是罪的谦抑,这是现阶段我国刑法发展的重要特点。

犯罪构成理论结构比较论略

在大体相当的法律结构基础上,因文化的差异,德日、英美和中俄三个不同法系的犯罪构成理论结构显著不同。三者的外在形态、逻辑结构和文化特点差异颇大,但其基本功能大体相当,各有其道理。我国的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经过长期的理论建构与实践检验,具有相对的合理性。我国不宜全盘移植德日三阶层要件模式或英美双层次要件模式。进一步理顺和完善犯罪构成四要件模式的内在理论结构,是我国当前相关理论争议的合理出路。推进我国刑事法治,有必要注重刑法机制之刑事一体化理论知识形态。

论我国食品安全犯罪刑事政策

在研究食品安全犯罪刑事政策之价值维度、反思我国当前食品安全犯罪刑事政策的基础上,指出我国食品安全犯罪刑事政策之完善路径: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严厉打击食品安全犯罪与食品安全犯罪的综合治理对策相结合;严厉打击食品安全犯罪与保障食品产业发展相协调。以期对治理我国日益严峻的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有所帮助。

国际视野下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近期国际刑事政策的发展趋势是实行轻轻重重的两极化刑事政策。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在"严"占主角、"宽"为配角的重刑结构下,作为对"严打"方针的反思而提出的,当前是一项刑事司法政策。其内涵虽与两极化刑事政策有差异,但对犯罪采取区别对待的灵活精神与两极化刑事政策相符合。在"严"的重刑结构下,要发挥"宽"这个配角的作用,只能以司法努力,尽可能多地拓展"宽"的空间和份额。应以"量刑"(裁判)这个司法中心环节为基点,向"量刑"(裁判)的前、后两个阶段和领域进行扩展。

略论职务犯罪及其控制方略

本文首先在评析几种不同学术概念的基础上,对职务犯罪的概念作了新的界定;然后根据犯罪原因系统论的观点,剖析了我国当前职务犯罪猖獗的原因,将其分为深层原因、宏观原因、中观原因、微观原因四个层次;最后从道德控制、社会控制、司法控制三个方面着手,阐述了职务犯罪的控制方略,尤其对如何准确把握“严打”方针的含义、提高刑事司法的效能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思考。

危险驾驶行为入刑:原因、问题与对策

危险驾驶行为对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了极大威胁,所以《刑法修正案(八)》正式将危险驾驶行为纳入我国刑法。意图通过刑罚严惩危险驾驶行为,以维护社会稳定,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但是,危险驾驶行为一律入刑与刑法的谦抑性以及刑法的自由保障机能相悖。司法实践中对危险驾驶行为入罪的认定应当从主客观两方面进行相应的限制解释,综合考虑行为人危险驾驶的具体情况,避免将一切危险驾驶行为入罪。

经济全球化与犯罪控制对策

经济全球化对犯罪态势和刑罚政策影响深远 ,为使我国犯罪控制策略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 ,必须在现行刑事政策中增加人权保障因素、朝向轻刑化改革刑罚体系、贯彻刑法平等原则、加强公共安全防卫等。

社会管理创新视野下我国轻罪刑事政策完善

社会管理创新视野下的轻罪刑事政策应当贯彻宽严相济、宽缓为主,重视轻罪防控以及惩罚犯罪与教育改造相结合,突出教育改造的理念。现行轻罪刑事政策中存在的对轻罪犯罪分子监禁率过高,社区矫正存在不足,对轻罪犯罪分子重惩罚性,轻教育和复归的不合理因素与社会管理创新要求相悖,应当在立法上明确轻重罪划分,完善现行社区矫正制度,改革管制刑、拘役刑,完善刑事和解制度、建立犯罪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方面予以完善。

刑法谦抑——由一则建议稿引发的思考

本文选取目前备受争议的非法鉴定胎儿性别行为作为切入点,通过分析刑法谦抑的理论内涵和宪法基础,概括了实现刑法谦抑的基本途径。文章的最后,就非法鉴定胎儿性别的行为是否应该犯罪化的问题做出了回应,并倡导一种建立在宪法基础上的具有谦抑品格的刑法基本理念。

刑法第13条但书的价值蕴涵

刑法第 1 3条犯罪概念中的但书具有重大的立法和司法价值。在立法上 ,它通过收缩犯罪圈 ,满足了刑法谦抑的要求 ;在司法上 ,它通过协调情与法 。

当代中国腐败犯罪的刑事法治理——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作为第一部指导国际反腐败斗争的法律文件,确立了全面的反腐败法律机制,对于我国反腐败刑事立法的完善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我国作为《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缔约国,积极履行了缔约国的义务,对我国的相关刑事立法进行了修改和完善,总体上顺应了反腐败斗争的国际化趋势。但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相比,我国关于惩治腐败犯罪的刑事立法存在刑事法网粗疏、刑罚过于严苛的问题,尚存在进一步完善的空间。

渎职罪因果关系的判断

对于结果犯占据了近半数的渎职犯罪而言,刑法因果关系的判断成为认定此类犯罪的关键。一方面渎职罪因果关系的判断应遵循刑法因果判断的一般规则,另一方面由渎职罪所保护的法益所决定。其因果关系的认定具有法律拟制的特点。在具体判断时,既要基于渎职犯罪行为的特点进行一般考察,又要以法律上实质的原因力为标准进行因果关系的个别判断。

提倡折衷——法学研究范式检讨

我国社会科学(包括法学)领域有广泛影响的“二元对立”研究范式,有其深厚的历史背景,它根植于阶级对抗社会结构。随着社会经济政治发展以及公民与政府亲和度增长,研究范式需要补血,应当关注“折衷”,重视“二元统一”方面。本文以刑法学为例进行考察予以说明。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适用中的几个疑难问题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共同犯罪的成立,必须同时符合共同犯罪的主客观条件。当其与受贿罪发生竞合时,可以构成受贿罪的共犯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帮助犯,也可以构成受贿罪共同犯罪。多环节利用影响力请托情形,关系人可成立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类犯罪的共犯或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本罪与介绍贿赂罪在很多时候存在数罪并罚的情况。对请托人的行为应采取引证罪状方式规定,并规定单位犯罪条款,罪名概括为"影响力行贿罪",并应当根据受贿行为的时间准确认定犯罪时间。

刑法应用观念

刑法应用观念贯穿刑法理论研究和刑事司法活动始终,是对法的价值理念、法律基本原则与刑法适用方法交汇融通的整合。它的理论实践目标在于,在时代变迁、社会发展与原本看似完善的结论之外所开辟的新的研究领域中不断吐故纳新,保持理论系统的开放性和现实适应性。它的司法实践目标在于,在法律框架内,对刑法应用方法科学性的探索,以提升高效处理案件信息及合理调配法律资源的能力,提高刑法适用效率。

生产、销售假药罪若干问题研究——以《刑法修正案(八)》第23条为视角

近些年来,假药伤亡事件层出不穷,触动着广大人民群众脆弱的神经,与和谐社会构建要求坚持以人为本、关注民生的内涵相违背。生产、销售假药违法犯罪的严峻态势迫使刑事立法作出回应,在此背景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第23条对生产、销售假药罪及时进行了修改和完善。通过《修正案(八)》第23的立法意图、生产、销售假药罪客观方面的疑难问题、主观罪过及其立法完善进行阐述,以期能明晰相关问题,并对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走向刑法的现代化

刑法现代化是一个宏观问题,涉及到刑法结构及其调整。刑法现代化应从"厉而不严"转向"严而不厉"。"不严"的问题有一元化而不是二元化的立法体制、犯罪概念的定量因素等。"厉"的问题在于有死刑、罪名都规定了监禁刑、罚金适用不多,决定刑罚体系是一个重刑体系。应当注意对法定刑的研究。

中美假释制度比较论纲

我国97刑法典仅有6个条文规定假释制度,美国模范刑法典有关假释的规定有28个条文。我国的假释类型单一化,只有相对裁量假释;美国的假释类型多样化,涵盖了几乎所有的假释类型。美国假释适用的条件不论从实体还是程序来看都比我国丰富和细致。中美两国假释制度差异的形成原因在于假释制度在美国有着根基深厚的司法实践传统,而中国司法实践长期重视减刑制度的运用,假释在刑罚执行过程中备受冷落。

合理反击有组织犯罪

基于社会发展特点的分析、司法实践的可操作性等方面的考虑,认为目前应当将有组织犯罪限定在黑社会犯罪和恐怖犯罪两个方面,并针对这两种犯罪的认定及"合理反击"提出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