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教科书与新史学——以夏曾佑、刘师培为中心探讨

20世纪初到辛亥革命前的十年间,中国历史教科书大量出版面世,这些历史教科书的编纂与出版,除了学制的因素之外,与新史学思潮有很密切的联系。一方面,新史学为历史教科书提供了思想资源、史学观念,促进了历史教科书的编纂和出版;另一方面,历史教科书的编纂和出版体现了时代与社会的需要,促进了新史学思潮的广泛传播;双方体现了一种互动的促进关系。

试析新中国初期的少数民族文化建设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少数民族文化建设工作,提出了少数民族文化建设的三原则。少数民族文化是要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通过民族区域自治和建立文化建设机构,实现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发展。改革和创制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在少数民族文化建设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由于党和国家的积极组织与倡导,同时依靠少数民族自身力量,新中国成立少数民族文化建设取得了初步成就。

“厚今薄古”:1958年历史学大跃进

1958年,随着哲学社会科学大跃进的开展,历史学大跃进兴起。不同身份的群体参与历史学大跃进,发挥着各自不同的作用。历史学大跃进的表现,主要有:"厚今薄古"成为历史学研究与教学的方针,历史学研究与教学重点转向近代现代史,制定跃进规划大搞历史科学研究,开展社会历史调查并倡导工农群众的历史书写,史学研究机构和学会掀起建设高潮。历史学大跃进过于强调史学为政治服务,过于夸大资产阶级史学的影响,看似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实则没有带来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热潮退却之后,史学界开始冷静反思并试图纠偏。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既不要指望通过大跃进的方式来实现发展,又不能忽视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过程中的教训,而是要回到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本身,坚持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自信,走不断创新之路。

由统至分: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导体制的初步形成

哲学社会科学领导体制是影响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中国建立起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统一的科学领导体制。随着十二年科学规划工作的启动与展开,新中国统一科学领导体制走向分开。新中国前十七年,在统一科学领导体制基础上初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领导体制,奠定了新时期哲学社会科学领导体制建设的基础。所谓“中国特色”,是指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领导,必须充分考虑哲学社会科学的特点与规律来推进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健康发展。

《历史科学研究工作十二年远景规划草案(初稿)》研究

1956年,中国史学界制订的《历史科学研究工作十二年远景规划草案(初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首次制定的全国历史科学研究工作规划。长期以来,这份规划湮没无闻,确有予以介绍与研究之必要。作为一份重要的学术文献,这份规划尽管没有得到很好地执行,但必须承认它所具有的开创性意义。

文化自信视阈下的文化改革创新

从文化自信的角度审视文化改革创新工作,二者之间呈现出辩证发展的关系。一方面,文化自信是文化改革创新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文化改革创新有利于增强人们的文化自信。当前,我国文化改革创新依然存在不少问题,要以文化自信为指引进一步推动文化改革创新,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关于民族语文翻译人才队伍建设理论与实践的几个问题

加强民族语文翻译人才队伍建设是我国民族语文翻译工作不断发展的动力和源泉。文章指出了近几年党和国家关于少数民族干部和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理论观点,归纳总结了民族语文翻译人才队伍建设的理论观点,分析了实践中关于如何加强民族语文翻译人才队伍建设的相关问题。少数民族干部和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理论观点,对我们加强新时期民族语文翻译人才队伍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国史研究学术建制的发展历程

“文革”结束后至当代中国研究所成立前,是国史研究学术建制的探索完成时期。这个时期,国史研究学术建制的发展历程大致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文革”结束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前,胡乔木提出“赶快着手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社科院成立现代史研究室;第二阶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后至1982年底,编写《当代中国》丛书启动,中国社科院拟成立现代史研究所的建议未被采纳;第三阶段,自1983年至1990年底,以当代中国研究所成立为标志,国史研究学术建制取得实质性进展。学界在探索完成国史研究学术建制的十余年时间里,始终贯穿着明确的学术自觉意识。这是完成国史研究学术建制的重要思想保证。

论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近代史研究

20年代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呈现出一种畸形的发展状况。近代史研究不被时人看重,但却有不少近代史著述出版。到1928年,通过对近代史史料的整理工作,由斯而发,罗家伦明确提出了要科学地研究中国近代史,开启了近代史研究的新局面;从史学史的角度对这些近代史著述的特点作出总结,知人论世,可以窥见20年代近代史研究的状况。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奋斗目标的历史演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以后,中国进入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特点的新时期。近四十年来,中国共产党围绕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任务与要求,探索提出并不断丰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奋斗目标。大体而言,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奋斗目标经历过"三特征""四特征""五特征"的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确立不同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奋斗目标,有利于增强人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觉与自信。

新中国初期文化史述略

近几年,新中国初期文化史在史料整理和研究方面取得不少成绩。但不可否认,新中国初期文化史研究尚有较大的深入空间。当前,新中国初期文化史研究呈现出宏观、中观和微观相结合以及专题性突出的特点,可文化史书写要有"史"的韵味,则必须回归文化本身,以具体时期为切入点做更为严谨的实证性研究。

党的基本路线话语的形成与发展

党的基本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本文分析了党的基本路线的形成,以及为实现党的基本路线而提出的发展战略和奋斗目标。随着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党需要在"两个一百年"的基础上提出"改革开放一百年"的学术命题。

尽其天而不益以人——谈罗炳良师的“章学诚情结”

罗炳良师专攻中国史学史,在多个领域做出了自己的学术贡献。但要论及他的独到之学,不得不提他对章学诚的研究。他有着浓厚的"章学诚情结",并深深影响到他为人、为学、为师的方方面面。他为人淡泊名利,视学术为个人志业;为学不"循风气"而"持风气",在中国史学史研究上作出了独特贡献;为师做到了长者风范,德行高尚,践行了"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师大精神。

延安时期党史研究与学习的历史考察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展了自身的党史研究与学习,重视对历史问题的反思和总结。这个时期党史研究与学习大体上分为问题的提出、初步开展和系统总结三个阶段。尽管党史研究与学习同整风运动联系紧密,但二者本身并不是一回事,这可以从历史发展的角度作出区分。通过延安时期的党史研究与学习,中国共产党彻底纠正了王明"左"倾路线错误,确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最终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达到了思想上的高度团结和统一,为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奠定了基础。

民国官僚群体研究的力作——评鲁卫东《民国中央官僚的群体结构与社会关系(1912-1949)》

随着新史料的不断开放,民国史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但近十几年来,由于史学研究的范式转移,研究取向呈现出眼光向下的发展趋势,民国政治史的研究成果相对于经济史、思想文化史和社会史而言偏少。这种现象似乎成为学界的一种常态。早在2004年,有学者就呼吁要“重提政治史”,试图挽救已沦为边缘的政治史研究。[1]近年来,又有学者再次强调了政治史研究的重要性。[2]学界的呼吁与倡导由来已久,但这方面的学术研究成果却依然有限。2017年,鲁卫东所著的《民国中央官僚的群体结构与社会关系(1912-1949)》[3]一书,正好是寻求民国政治史研究有所突破的一次新尝试。

延安时期“党书”的编辑与整风运动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编辑出版了名为"党书"的《六大以来》、《六大以前》、《两条路线》三大党史文献,对推动整风运动和党史研究与学习起到了重要作用。通过考察延安时期"党书"的编辑与整风运动的历史,可以看出这二者之间呈现出相互促进、互相影响的关系。"党书"的编辑出版,为学习党的历史、总结历史经验,提供了最重要、最基本的材料,也对形成《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具有重大影响,同时在党史文献编辑史上影响深远。

文化强国视域下文化制度建设的着力点

文化制度建设与实现文化强国目标是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关系。一方面,文化制度能够为文化强国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确保文化建设在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轨道运行,不至于发生危害意识形态安全与国家文化安全的事情;另一方面,文化强国能够为文化制度建设提供有力的经济与社会保障,保证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文化成果,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新中国“十七年”历史学研究的规划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随着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启,历史学研究计划性逐渐凸显。自1949年至1966年的“十七年”间,中国先后产生过十二年规划、五年规划、十年规划三个不同的历史研究规划。这些规划虽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但它们产生于特定历史时期,反映出当时史学界的问题意识,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与学术价值。

文化范例:新中国学习苏联文化及文化建设经验的发展历程(1949-1956)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新中国开启了学习苏联文化及文化建设经验的新历程。这个历程可分为三个阶段:一,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初步学习阶段;二,有计划经济建设时期全面学习阶段;三,苏共二十大后反思学习阶段。这个时期经历了从号召学习苏联到掀起全面学习苏联的高潮,再到"以苏为戒"提出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习的变化。这种变化轨迹反映出新中国学习苏联文化及文化建设经验的复杂历程。

60年代初工业支援农业的历史考察

在三年困难时期(1959—1961),由于政策上"左"的失误以及严重自然灾害的破坏,我国农业生产遭遇严重挫折,粮食产量连年大幅减少,给人民生活带来严重影响。为了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国家提出各行各业支援农业。其中,工业对农业的支援是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工业支援农业的内容主要有:压缩工业规模,增加生产农机、农具、化肥等。通过工业支援农业,农业生产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