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神僧传》考证辨析

余嘉锡所著《四库提要辨证》是对《四库全书总目》研究的重要成果。此书对《四库总目》中的490余篇提要进行了辨证,提出不少宝贵意见,但也存在一些可以进一步讨论的问题。仅就《四库提要辨证·神僧传》条的考证思路、论据等进行讨论,认为余嘉锡先生从目录学角度讨论《神僧传》的撰者问题,其论述过程不够严谨,所提供论据存在问题,不能直接指向结论,因此,所得结论很难令人信服。从《神僧传》版本源流角度入手,用直接论据使《神僧传》撰者问题更加明确、所得结论《神僧传》为明成祖所撰集更具说服力。

钟嵘《诗品》之陶渊明品第再研究

1925年陈延杰撰成《诗品注》一书,为钟嵘《诗品》的研究拉开了序幕,迄今为止对于《诗品》的研究已有九十余年的历史。在这九十余年的研究历程中,《诗品》对于陶渊明的品第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界讨论的热点话题。钟嵘在《诗品》中以"古今隐逸诗人之宗"将陶渊明置于中品,唐以后,特别是宋、明、清以来的一大批学者为陶渊明叫屈并纷纷著文以批判钟嵘品第之失。在文学研究当中对于陶渊明所持有不同的批评态度,是批评家个人的主见,还是受其背后某种共同的思想观念、审美趣味的左右?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再谈王维“窃”李嘉佑诗

王维"窃"李嘉佑诗,是唐人留给后人一个值得不断研究的问题。自唐以来,对它的讨论从未停止,在长期的讨论中形成了四种主要观点:王维"窃"李嘉佑诗;王维非"窃"李嘉佑诗;李嘉佑"窃"王维诗;王李各有此句诗。要判断以上观点,就需要研究清楚三个问题:其一、王维、李嘉佑生年问题;其二、王维创作《积雨辋川庄》的时间问题;其三、李嘉佑有没有可能创作出这样的诗句。并可借以认定,王维非"窃"李嘉佑诗。

清代王维诗歌接受中的两个变化

文学史对王维诗歌的接受是一个漫长而又复杂的历史过程,不同时代对于王维诗歌有不同态度。与前人相比,清人对王维诗歌的接受出现了两个新的变化:第一,清人摆脱了长期以来诗坛"王孟"齐名的观点,将"孟不及王"的诗歌主张推向了一个新阶段;第二,清人走出了盛唐诗歌首推李杜其次王维的观点,提出王维与李白、杜甫鼎力三足的诗歌主张。

刘熙载《赋概》与《毛诗序》之关系研究

刘熙载《赋论》是赋论著作中比较重要的一部,对赋这一文体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并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意见。但从整体来看,其受《毛诗序》的影响比较明显,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第一,继承了《毛诗序》诗言志的理论,提出赋言情志;第二,吸收了《毛诗序》赋比兴的艺术手法,主张赋以比兴为主;第三、批判了《毛诗序》以来的风雅正变之说,提出以真伪论赋的新原则。

刘勰的司马相如批评研究

司马相如作为汉代辞赋大家,是刘勰《文心雕龙》讨论较多的作家之一。刘勰《文心雕龙》对于司马相如的批评与前人对司马相如的批评截然不同,前人以"依经立论"为原则,而刘勰《文心雕龙》却是以"衔华佩实"为准则,对司马相如的作品从"有韵之文"和"无韵之笔"两个方面进行批评。其一,对"有韵之文"辞赋作品因其过于华丽,而提出批评和指责;其二,对"无韵之笔"诏策文、檄移文和封禅文等作品给予了肯定。刘勰《文心雕龙》对司马相如的批评,显示了刘勰对汉魏以来文学过于追求形式华丽的一种批评。

鸠摩罗什音译名称汉化之误考

鸠摩罗什对于印度大乘佛教在中国内地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对于这样一个极为重要的佛教人物的材料传承过程中,暴露出一个中土文献普遍存在的问题:在汉化过程中人们将鸠摩罗什这一梵文音译名称错误地简称为"罗什"。通过研究,鸠摩罗什被简称为"罗什"是不符合梵文原意的。在梵文中,鸠摩罗什是由"鸠摩罗"和"什"两部分构成,"鸠摩罗"是一个不可分隔的词组,梵文为Kumāra,而"什"的梵文为jīva。由此可见,"罗什"的简称纯属中土人士从本民族的语言思维习惯出发得出的一个新的代名词,属于梵文人名音译在汉化过程中的一个失误,这一失误造成了人们对鸠摩罗什名称的误解。

明代意象论研究

意象是中国古典文论所特有的一个文艺理论范畴,通常被用来评诗、论画。意象论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经先秦、唐宋之后,到明代才迎来了意象论的真正成熟。明代人在讨论意象时提出了明确的理论观点,认为意象要衡当、意象要含蓄、意象要虚构等。这些理论观点在清代得到了进一步的继承和发展。

庄子形神论对古代文论的影响

形神论在中国古代文论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论题,中国古人对形神的问题的讨论,在很多文献中都可以得到证实。较早论及形神问题的是庄子,从庄子开始对形神问题的讨论的影响逐渐扩大,最终成为影响中国古代画论、古代文论的发展的一股力量。那么从庄子开始,形神论是如何对中国古代文论产生影响的,这是一个需要真认思考的问题。

《四库全书总目》子部释家类辨证四则

《四库全书总目》子部释家类,虽收佛书不多,但提要中存在一些需要探讨的问题。通过文献资料研究,认为《总目》子部释家类中存在4个需要辨正的问题:其一、释道宣为"吴兴长城人"非"丹徒人";其二、《四库全书》所收《广弘明集》为三十卷,非三十四卷;其三、《宋高僧传》赐绢应为"三千匹",而非"三十匹";其四、释迦牟尼应生于周昭王十五年,而非二十五年。

论明清正变诗学观对王维、杜甫五七言律诗接受的影响

在唐代二百八十余年中,唐人将律诗创作推向了一个高峰。在众多创作五七言律诗的唐人中,明清以前,人们普遍认为杜甫高于众家,位列第一。然而从明清开始,有一批学者提出五七言律诗应以王维为第一,由此引发明清时期王维与杜甫五七言律诗高下的激烈争论。这一争论的出现,与明清正变诗学观的影响有关。正变诗学观最早出自《毛诗序》,之后内涵不断地发生变化,到明清时期演变为“伸正拙变”与“正变皆正”的激烈交锋。正是在这种诗学观的影响下,持“伸正拙变”者主张王维五七言律诗胜于杜甫,而持“正变皆正”者则主张杜甫五七言律诗高于王维。

鸠摩罗什《杂譬喻经》与《众经撰杂譬喻》之关系考论

在汉译佛典中,有多部名为譬喻经的典籍,其中道略集、鸠摩罗什于长安译的《杂譬喻经》与《众经撰杂譬喻》关系最为密切,历来被认为是同部譬喻经。本文通过比较研究得出:一、《杂譬喻经》与《众经撰杂譬喻》是两部内容不同的譬喻经,《杂譬喻经》有故事39则,《众经撰杂譬喻》有故事44则,两经只有9则故事相同;二、《杂譬喻经》成书于公元405年,而《众经撰杂譬喻》约成书于公元800-1102年之间;三、《杂譬喻经》为道略集、鸠摩罗什译,而《众经撰杂譬喻》的撰者与道略、鸠摩罗什无关,具体撰者不详。

基于中印认识论的譬喻研究

譬喻是一种比较常见的文化现象,在文化典籍中随处可见。目前学术界已从多个角度对譬喻进行了探讨研究。在汲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中印认识论的角度,利用儒家、墨家及佛教典籍中的丰富材料,对譬喻进行再研究。通过研究,文章认为:(一)譬喻是建立在“直告之不明”“义理难晓”的基础上,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明意手段;(二)为了实现明意目的,人们往往是引类以譬喻,即在“类同”事物中,由先前已认识的事物类推到尚未认识的事物;(三)譬喻表达的过程是将理性认识转化为感性认识的过程,而譬喻认识的过程则正好与之相反。

佛经动物叙事对中国人兽对话型叙事的影响

动物叙事作为中国文学叙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存在。先秦动物叙事分客观写实型叙事和人格化叙事两种,其中人格化叙事较有特色。但在先秦动物人格化叙事中,动物作人言、与人对话型叙事极为少见。而从魏晋开始,动物作人言、与人对话型叙事大量出现于各种文学典籍。通过研究,本文认为,魏晋以后中国典籍中大量出现的动物与人对话型叙事,不是中国动物叙事自身发展的结果,而是受印度佛教人兽对话型叙事的影响所致。

从语言学角度考证《四十二章经》的成书年代

两汉之际,佛教沿丝绸之路从西域传入中原,在佛教传译过程中产生了早期的汉译佛典。在早期的汉译佛典中,《四十二章经》无疑是最受争议的一部。关于其是否为最早的汉译佛典说法不一。文章从语言学角度入手,通过考察经文中的一些佛教术语词、普通词、连词、副词等使用情况,得出《四十二章经》并非佛教初传时所译经典,产生时间应在西晋竺法护之后东晋之前。

美丑与善恶：佛教说法故事中的业报轮回思想发微

佛教文献中有许多用来辅助说法的故事,这类故事对人物美丑给予了特别地关注与强调。本文认为佛教说法故事对人物美丑的强调,是为了宣说佛教的业报轮回思想,最终达到引导众生弃恶扬善的目的。佛教认为人的相貌美丑决定于前世之业,若前世所行是善业,今世则以美丽形象示人;若前世所行是恶业,则今世以丑陋形象出现,并且前世善恶之业的变化,也会影响到现世果报美丑的变化。

《三慧经》的抄撰与成书年代考

《三慧经》是一部重要的佛教典籍,被18种大藏经及多种经录所收录。《三慧经》最早收录于道安所编经录《凉土异经》中,到唐代时,智升在《开元释教录》中将其附在北凉录,此后元明大藏经皆沿袭之。笔者通过文献资料的比对发现,《三慧经》并非翻译佛经,而是抄录、改撰众经而成,并且成书年代大致在西晋永嘉二年(公元308年)至前秦建元二十一年(公元385年)之间。

《四库全书总目·广弘明集》补证二则

《四库全书总目·广弘明集》提要在作者籍贯与版本卷数方面存在问题,不能如实反映作者与典籍的基本情况。本文认为释道宣应为吴兴郡长城县人,非丹徒人;《四库全书》所收《广弘明集》为吴惟明刻本,是个残本。

东晋康法邃《譬喻经》佚文辑考四十一则

佛教传入中国早期,中士僧侣从汉译佛经中集录出了许多部《譬喻经》。从现存佛教经录可知,其中抄撰年代较早、抄撰者可知的《譬喻经》,即东晋康法邃《譬喻经》十卷。梁僧祐《出三藏记集》曰:“《譬喻经》十卷,旧录云:《正譬喻经》十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