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协定》国家自主贡献下的新市场机制探析

环境产权化理论与生态现代化理论演绎出的碳市场被奉为解决碳排放"负外部性"的有效手段。《京都议定书》开创了"自上而下"模式的国际碳市场,但因未充分尊重缔约方自主和平等参与而成为一个封闭的"碳交易俱乐部"。京都机制的实践不足与碳市场的理论争议引发《巴黎协定》碳市场存废之争。《巴黎协定》的"国家自主贡献"标志着全球气候治理由"强制约束"向"自觉责任"的转向。基于新履约模式,缔约方形成四种新市场机制方案:基线与信用及碳交易机制、基线与信用"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机制以及国际碳交易机制。为保障有效减缓并兼顾自主与平等参与,《巴黎协定》建立了"自上而下"基线与信用机制,但采取了与京都机制"项目"基线不同的"部门"基线。新市场机制对信用交易不再特殊限定,尊重缔约方参与和适用的自愿性;且以"部门"的总量约束为准入门槛对所有缔约方统一要求,体现出平等参与的特点;减排单位中植入可持续发展标准从而对新机制实施的总体效益予以"硬约束"。新机制将促进部门内的减排单位统一,为国际碳市场奠定规则基础。但其市场淡化与可持续发展植入亦将影响国家及区域碳市场异质化发展,不利于国际碳市场构建,其背弃配额交易,独采信用交易亦会抑制碳货币形成。中国建立国家碳市场旨在促进能源市场化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将有利于中国履行"碳强度"和"非化石能源比重"的自主承诺,还将扭转经济增长对高碳排放的依赖,为未来中国履行强制减排责任奠定基础。

“一带一路”战略下的国际经济规则创新

"一带一路"战略是推动亚洲区域经贸合作的顶层设计,也是中国主导、诸多发展中国家合力拓展南南合作的重要环节。"一带一路"战略下的经贸法治化对现有国际经济规则带来创新,包括国际经济规则理念的更新与内容的拓展。"一带一路"战略的国际经济规则创新需要涉及贸易、金融、能源、投资、争端解决等领域国际法路径的完善。同时,"一带一路"战略的国际经济规则创新还需要国内法的先行先试来推进。就中国而言,上海自贸区作为国内经贸法治改革的试验田,为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的国际经济规则创新,形成投资、贸易与金融管理法律规则具有重要作用。

《巴黎协定》碳交易机制新趋向对中国的挑战与因应

国际碳交易是为凝聚气候治理集体行动的经济机制。《巴黎协定》创建了新碳交易机制,但减缓成果内涵不清,转让条件不明,国际转让机制与新核证机制关系暧昧,且核证机制的基线模式因缔约方争议而悬置,新碳交易机制形态与结构不确定性诸多。但从《巴黎协定》规范与缔约方争议中亦可推知新碳交易机制的新趋向。国际排放权的法律基础不存、减缓成果多元化与生成的去中心化,决定了国际排放交易机制的消亡。"部门核证机制"备受缔约方推崇,核证机制初显模式异变。新趋向下,中国肩负争取碳交易经济利益的压力,面临着碳市场连接的风险与机遇,以及部门核证机制的制度挑战。中国应在稳健有序的碳交易秩序建设中,逐步摸索碳市场连接。

论多边开发银行环境与社会政策的公众参与规则——兼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环境与社会框架》

"生态现代化"理论以"预防性原则"和"企业社会责任"为多边开发银行解决投资困境提供了新的思路。非政府组织的活跃对多边开发银行决策的"国家中心主义"造成冲击,推动了多边开发银行环境与社会政策的公众参与诞生。现有多边开发银行在环境与社会政策公众参与上形成了开放且有效的磋商、信息披露以及申诉三项规范与标准。亚投行《环境与社会框架》的公众参与规则对国际标准有所借鉴和取舍,也存在不足和缺漏。亚投行环境与社会政策在公众参与上应考虑投资对象的特殊性,并加以进一步完善。

亚洲区域内人权保护的新动向:《东盟人权宣言》评析

仅40个条文的《东盟人权宣言》承载着东盟成员国的共同人权观念。与《世界人权宣言》和其他国际人权文件相比,宣言无论从整体结构上还是权利范围上都体现时代进步性,特别是其有关人权保护一般原则的规定更是独树一帜,丰富了现行人权框架体系。《东盟人权宣言》虽然仅是一份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人权文件,但它构成东盟区域人权保护的新起点,有利于推动东盟共同体建设,对构建亚洲人权机制具有重要的先导意义。

中国环境立法法典化的模式选择

"是否法典化"和"如何法典化"是法典化之争的核心议题,在形式主义和实质主义两个不同视角下,法典化的内涵和外延也迥然相异,部门法法典化和汇编式法典化构成了法典化体例的两种主要模式。当下环境立法法典化议题的研究在预设前提、法典化的条件、法典化的功能以及"适度法典化"等方面的认识上存在误区。从当下中国"民法典热"、环境法发展的后工业文明特征、多元化趋向以及环境法渊源等角度审视,部门法法典化无疑成为环境立法法典化的可行模式;而从环境立法的阶段性、环境立法对社会情势的适应性以及环境立法在形式和实质上的要求等角度出发,采取汇编式法典化体例是环境立法法典化的最佳选择。中国环境立法法典化的具体进路应循着环境法律与环境政策的整合阶段到单行环境立法的精致化与科学化,再到具有自足性特征的汇编式环境法典的形成而逐渐展开。

确立健康权保护义务的对世性——TRIPS下专利权和健康权冲突的出路

专利权和健康权的冲突自TRIPS协议确立的知识产权一体化保护后愈演愈烈,《多哈宣言》缓解了二者的冲突,但未从人权的角度为健康权保护提供依据。《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规定了健康权,但却因用语模糊而被认为是一种政策性原则,TRIPS协议对专利权"私权神圣"的保护模式更加重了健康权的"弱势"。健康权对应有明晰、具体的义务,而非模糊的政策标准。在国际法人本化时代,健康权代表的全人类共同利益折射出国家保护健康权所承担义务的对世性。这为解决TRIPS下专利权和健康权冲突提供了解决思路。

中国-新加坡服务贸易合作项目实施的法律与政策保障

2015年11月,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中新示范项目)以"服务贸易"为主题的第三个政府间合作项目落户重庆,将在金融、物流、通信以及航空四大服务贸易领域拓展合作。中新示范项目的实施是"一带一路"战略的组成部分,同时将有助于中新自贸协定升级谈判。为保障中新示范项目有效实施,金融、物流、通信及航空服务领域的政策与法律完善必不可少。

亚洲区域人权保障宜采内生与外合之路

区域人权保障机制阙如而次级区域人权保障机制竞起,造就了当今亚洲人权发展的"碎片化"格局。多元政治、文化和宗教传统并存且共性较差,是亚洲区域人权保障机制至今难以成形的重要内因,也决定了亚洲效仿欧关走"顶层设计"的路径行不通。亚洲应在"模块式"整合的基础上,率先建立以特定权利为保障对象的专门性人权保障机制。以功能性合作促进制度性合作,以模块式发展带动整体式发展,此谓"外合"。亚洲区域人权保障机制的诞生还依赖于各国国内人权的一体化保护,此谓"内生"。中国应积极推动亚洲区域人权合作,掌握构建亚洲区域人权保障机制的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