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民环境权益保护的环境法思考

在我国,农民环境权益的法律保护是彰显环境正义价值的重要方式,也是回应党和国家重大政策、法律关切的体现。农民环境权益保护存在法律制度供给不足、法律实施机制不健全、农民环境法治教育缺失等问题。从环境权益立法、环境执法监督、农村环保组织、法律援助、环境权利意识等方面完善环境法律制度条件,是提高我国农民环境权益法律保护的重要途径。

论我国环境刑法中的严格责任

面对日益严峻的环境犯罪，以传统理论为指导的刑法调节局限性已相当明显，使得环境刑法中引入以过错推定、举证责任倒置为核心的相对严格责任成为必要。与绝对严格责任不同，相对严格责任体现了公平与效率的价值平衡，社会防卫与权利保障的利益权衡，是我们面对异常复杂的司法实践的理性选择。

域际法的价值初考——兼论生态法中的自由

人际法向域际法的过渡是对自在之法的回归,这一过程具有历史必然性。现代生态法等法形态不同于传统人际法,属于域际法的范畴。在从人际法向域际法过渡的过程中,法律价值的内涵也得以不断丰富和发展。就自由价值而言,其在作为域际法主要类型的生态法中不只局限于对社会关系之奴役状态的克服,还包括对建立在非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之上的人与自然关系和谐与同构状态的实现。

中国内地和澳门刑法中犯罪中止若干问题之比较

比较中国内地与澳门刑法关于犯罪中止的规定,二者存在诸多差异,主要体现在:中止的立法模式、成立范围、种类、共犯中止、处罚等方面。相比之下,两地的犯罪中止理论各有所长,确有相互借鉴之必要,其比较研究必将推动各自犯罪中止制度的不断完善。

环境习惯法及其现代价值展开

依次通过"习惯法—习惯"、"习惯法—民间法"、"习惯法—制定法"等三组不同框架的分析,环境习惯法的基本内涵和外延得以清晰呈现;环境习惯法独有的现代价值和应有机能是对环境制定法"主治"之弊极为重要的补给和拓展;在现代环境法治实践中,环境习惯法的价值体现为环境立法的间接法源、环境管理的适应性规则和多元环境纠纷解决的新机制。

过失危险犯之提倡——以环境刑法为视角

在环境刑法中确立过失危险犯制度势在必行。本文对确立过失危险犯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详细阐述,并提出一些法律构想,以期对我国环境法律制度的完善有所裨益。

从理念到立法:综合生态系统管理与综合立法模式

综合生态系统管理在现代环境管理中的应用源于人类对生态系统的不断认识。作为一种管理模式,综合生态系统管理区别于传统的单一生态系统管理模式,自各国签署《生物多样性公约》一来,综合生态系统管理逐渐被引入到世界各国尤其是亚太地区各国环境管理实践中。时至今日,综合生态系统管理已广泛地运用于环境法领域,引起了环境法的深刻变革。综合生态系统管理的综合性、公益性、区域性、灵活性等属性以及有效的跨部门、跨行政区域、科学研究与管理制度相结合、行政手段、市场手段和公众参与相结合等方法吻合现代环境法发展的内在要求,因而已成为现代环境立法的重要理念,且直接影响现代环境立法模式的取向。我国环境立法应当秉承以综合生态系统管理为立法理念的综合立法模式,实现目标模式和法体模式的综合、各级各类立法之间的综合以及方法的综合,以适应我国生态保护的需要。

环境刑法的伦理基础探析

本文首先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划分为本体论上的主体共享关系、实践论上的主客体关系以及价值论上的主体共享关系和主客体关系。以此为基础，在人与自然价值论关系层面笔者展开了对主张主客体关系的人类中心主义与主张主体共享关系的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观的利弊分析。考虑到弱式人类中心主义对公众道德水准的合理要求与刑法道德底线定位之暗合、刑法对人的预设模式之要求以及刑法的可操作，本文将弱式人类中心主义确立为环境刑法的伦理基础。

迈向种际和谐的环境法变革——对野生动物法律保护的超越

人类向自然界的延伸逐步打破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状态,引发了日益严峻的种际冲突。相较于传统人域冲突,种际冲突对现代法律治理提出了全新的挑战。囿于立法定位、规制机制等方面的构成性局限,现行法律规范不能完全解决种际冲突问题。从长远来看,只有超越野生动物的法律保护,进而在种际和谐的价值导向中逐步推进现代环境法的根本性变革,才能长远实现人类与地球生命共同体之间互惠、共融的种际和谐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