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碳”目标下中国社会——生态复合系统碳氧平衡时空格局分析

在“双碳”战略目标下,如何同步实现“稳增长”和“碳减排”,成为中国推进可持续发展、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并重的焦点问题。论文基于碳氧平衡系数测算分析我国社会—生态复合系统2000—2020年排碳耗氧量、固碳释氧量以及碳氧平衡状况的时空格局。结果表明:2000年我国碳氧处于平衡状态,社会生态系统处于良性循环,随后,随着经济快速发展,排碳耗氧量剧增,同时,土地利用变化剧烈,林地和草地面积减少,固碳释氧量下降,导致碳氧处于失衡状态。进一步的碳氧平衡省际分析可知,2020年我国省际碳氧平衡差异明显,东部和中部大多数省份社会—生态复合系统处于碳氧失衡状态。测算分析社会—生态复合系统碳氧平衡时空格局,可为土地利用结构优化配置及不同区域间生态补偿和碳排放交易提供指导。

虚置与重构:乡规民约的当代困境及未来走向析论

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乡规民约凭借其自身的内生性、非强制性、灵活性等特点以及所具有的中介、整合、道德教化与文化认同功能,依然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然而,农村社会的历史性巨变、乡规民约自身建设的诸多问题以及国家力量的过度干预,在一定程度上又导致乡规民约逐渐虚置化。当前,对乡规民约的价值认同、国家-社区组织-广大村民等治理主体合理的角色配置、科学的制度重构、完善的措施保障,是乡规民约摆脱虚置、重新焕发活力的可能路径。

明清以至民国时期海洋民间组织的历史演变与当代启示——以海洋渔业生产互助组织为中心的考察

明清以至民国时期,既是中国国内海洋经济与海洋社会形成、发展的时期,又是中外海洋社会经济大碰撞的时期。这一时期,伴随着国家海洋政策的不断变化,传统海洋管理形式出现较大调整,海洋民间组织作为海洋管理的新生力量开始登上历史舞台,陆续出现"渔民帮会"、"渔民公所"、"渔团"、"渔会"等多种组织形态,并在海洋渔业生产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其自身所具有的封闭性和排外性特点以及来自政府权威的压力和干涉,又极大地限制了这种作用的发挥。

乡规民约何时出现——一个关于乡村治理的分析框架

学界对乡规民约的研究已经连篇累牍,但关于成文化的乡规民约何时出现仍颇有争议,大多学者倾向于认为北宋时期出现的《吕氏乡约》为最早的乡规民约,也有学者认为东汉已然出现早期的乡规民约,以1974年在湖北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中出土的一枚汉景帝初年的《中舨共侍约》的木牍为文本,在分析西汉乡村农业生产水平和方式的基础上,对最早出现的乡规民约提出新的解读,认为成文化的乡规民约早在西汉时期就已经出现了。

西部乡村文化研究的理论视角拓展

大力发展乡村先进文化是建设西部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根本前提和文化基础,西部乡村文化发展的滞后性和传统文化资源的丰富性要求深化对西部乡村文化的研究,研究的理论视角包括西部乡村文化多元格局及其特点、西部乡规民约、风俗习惯、西部乡村农民科技意识、西部乡土文学与民间艺术、西部乡村文化的现代化转型研究等多个方面。

水资源社区自主管理的历史考察——以明清晋陕地区为例

面对严峻的水资源短缺和明清地方政府在水资源管理事务中的强力收缩,晋陕地区水资源呈现出社区自主管理的特点。以乡绅阶层为核心力量的民间水利组织,逐渐承担起水资源管理的任务。他们依靠一系列建立在用水惯例、传统伦理道德和国家水法基础上的水利规约,形成了和谐的用水秩序,保障了社区整体的用水安全,其管理成效具体体现在小型水利工程的兴修、水利纠纷的妥善处理等方面。但是,受监督体制的缺失和狭隘的局部用水观念的影响,作为领导核心力量的乡绅阶层在水管理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腐败、渎职等问题,同时,农民阶层对水管理参与权的缺失,也使得这种自主管理的民主性是有限度的。

传统水利规约对北方地区村民用水行为的影响——以山西“四社五村”为例

作为典型的北方旱作区,山西"四社五村"①在严重缺水的恶劣环境中,凭借着严格遵守和执行传统的带有高度节制、相互忍让精神的水利规约和用水伦理道德,加之当地民间水利组织因时制宜的变通以及"为了大我,牺牲小我"的奉献精神,以最小的用水代价换取了与缺水生态平衡的最高环境利益。这一个案展示了民间组织成功地利用历史遗产,尤其是精神层面的制约和引导,来管理水资源的文化传统,可以对现代北方地区乡村水资源管理包括村民的用水生活起到借鉴意义。

试析陕西农业生产民俗的区域差异

陕西省是我国跨自然地带最多的省区之一,省内地理条件复杂多样,自然条件差异很大,多样的自然地理条件形成了三大主要的农业类型区:即关中-旱作农业类型区、陕南-旱稻兼作农业类型区、陕北-农牧结合农业类型区。不同的农业生产类型,使得各地的农业生产民俗也是丰富多彩、异彩纷呈。重点论述了三大区域在农业生产仪式和祭祀方面的差异。

明清晋陕地区乡规民约对水资源的管理及其作用探析

明清晋陕地区广大农村社区的水资源管理出现了民间化趋势,乡规民约逐渐代替国家政令成为水资源管理的主体。乡规民约通过对农田灌溉和生活用水的管理,既强化了对个人的用水行为在道德层面的评判乃至监督和约束,有效弱化了乡民在用水过程中少"出夫"多用水的行为和意识上的"搭便车"心理,同时也避免了共同体成员为了追求最大的自身经济效益而滥用水资源,使得共同体成员的利益在尽可能的范围内达到最大。乡规民约在乡村社会中所具有的法律性地位及其极强的传承性、定量化分配用水方法,对晋陕地区以"水"为中心的社会关系体系的和谐、有序运行起到了软控制的作用。

中央政府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注意力研究——基于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2000-2018)的内容分析

注意力代表政府对特定事务的关注,注意力的变动能够改变政策选择的结果。通过对2000-2018年期间的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的文本分析发现,中央政府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注意力强度总体水平较高,呈现出"平缓上升-陡然下降-逐渐回升"的波动性特征;随着中央政府执政理念转变以及农业转移人口需求特征的变化,中央政府注意力指向发生着从关注农业转移人口基本生存权到发展权的变迁趋势,相关政策则经历了从维护农业转移人口权益的保护性政策到扶助农业转移人口发展的支持性政策的转型。研究认为,作为新型城镇化以及乡村振兴的关键机制之一,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理应得到中央政府的长期高度关注。同时,作为城市发展中的弱势群体,农业转移人口尽管具有日益强烈的市民化倾向,但很难通过自我提升实现市民化,需要中央政府的长期关注与扶助,中央政府市民化注意力指向应继续聚焦于居住证制度的完善、户籍制度的改革、实现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和福利待遇对城市常住人口的全覆盖,并针对农业转移人口的重点福利诉求制定倾斜性政策。此外,还应加强制度整合,克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政策的"碎片化"倾向,构建较为完善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政策体系。

金课视阈下地方农业高校通识教育优化路径研究——基于某地方农业大学的个案分析

地方农业高校的通识教育对服务于"三农"的优秀专业人才的培养意义重大。然而,通过对某地方农业大学通识教育状况的个案调查,发现通识教育建设存在内涵认知不清、全人教育理念凸显不足、内容设置与学生需求契合度较低、教学效果不甚理想等问题。在金课建设的影响与带动下,通过更新教育理念、调适教学目标、科学规划课程体系、适当提升课程难度、优化考核评价等措施,提升地方农业高校的通识教育建设质量,更好助力地方农业高校的人才培养。

和谐用水:传统水利规约的当代启示

我国自古就是水资源相对匮乏且时空分布极不均衡的国度,近年来普遍蔓延的旱情造成了巨大的国民经济损失并直接影响到和谐社会的构建。干旱缺水已成为一个跨越区域界限的、全民族必须共同面对和解决的全局性问题,它同时说明单纯依靠刚性的技术变革是无法独立地解决日益严重的水危机的。因此,借鉴高度节水、相互忍让、利益共享、和谐共处的传统用水理念和用水行为,树立水资源统一规划、水资源开发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建立并强化水忧患意识、树立水资源持续、和谐发展的新型用水观念就成为当前形势下水资源使用和管理重要的路径选择。

论明清海洋民间组织兴起的历史背景及影响因素

明清时期,在沿海地区人地矛盾加剧、海洋群体壮大、海上贸易网络形成等历史背景之下,渔团、渔帮、渔民公所等海洋民间组织逐渐发育,并成为海洋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海洋产业的发展状况、国家海洋政策的变迁以及海洋民间组织成员的观念与素质等因素直接影响了这一时期海洋民间组织的发展。

论中国古代粮食安全问题及其影响因素

粮食所具有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决定着粮食在国家、社会、家庭中的重要地位。尤其在古代以农业生产为基础产业的社会里,粮食问题时刻刺激着封建统治者的神经,粮食出现危机所带来的巨大破坏也影响着古代社会的历史进程和人们的观念文化,形成了举国重粮的良好的风尚,通过研究表明:中国古代社会粮食安全问题确实客观存在,统治者也深知粮食问题的重要性并不遗余力地从生产、仓储、流通等环节提高粮食安全系数。从宏观粮食安全看,除了在春秋战国时期和明清以后粮食的总供应量和总需求量不平衡,出现供需紧张的状况以外,在其他大部分历史时期则供求相对平衡,甚至经常出现供大于求的状况。但是农业生产的波动性所带来的粮食在时间上的不均衡,地区差异引起的粮食在空间上的分布不均衡,以及封建社会不同阶层民众粮食分配不公等三个因素,直接制约着个人和家庭粮食的获取能力,影响着古代粮食的微观安全。可以说,粮食的宏观安全和粮食的微观不安全并存于古代社会,而正是粮食微观上的不安全,导致了粮食问题成为了影响古代中国社会发展、稳定、变迁的最为重要的、直接的要素。作为古代社会保障粮食正常供应的诸如粮食仓储、粮食流通和调剂等各项措施,也是基于以上三个影响粮食微观安全的因素而展开。

试论中国古代的粮食安全观

中国古代既是粮食大国,又是“饥荒之国”,重视粮食生产和粮食储备是古代粮食安全的最基本的内涵,有“食为政首”之论,经过长期的思想、文化、制度方面的积累,形成了中国古代独特的粮食安全观念和特征,对于解决当前粮食问题也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

明清时期陕南地区移民及农业开发成因的研究

明清时期,平原地区宜农土地的垦殖基本饱和,人口继续膨胀,人均耕地日益减少,严峻的生存危机迫使人们大量涌入资源丰富、荒而未辟的广大山区,从而掀起山区开发的高潮,山区经济成为社会发展中最活跃的因素。从明清时期陕南地区的人口迁移及其成因的分析,探讨该地区农业人口增长的基本规律及农业开发的基本轮廓。

试论隋唐至明清时期中国古代粮食安全思想的嬗变

在以农业为主要产业和生产力水平较低的古代社会,粮食问题关乎国家、社会稳定,关系王朝兴旺昌盛。中国古代粮食安全思想从先秦时期开始萌芽,至秦汉时期得以全面发展,隋唐时期趋于完善,宋元明清时期最终定型并增加了新的内容。重农思想和粮食安全观念始终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重要内容,并形成了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古代粮食安全思想。在这个思想体系中,重农思想是保障粮食稳定、充足供应的基础,储粮备荒是应对粮食危机的主要方式,赈济灾荒是发挥粮食安全作业的重要手段,粮食流通在调剂地区粮食余缺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以粮食为基础的国家政策是重农思想在实践中的体现。

试析宋元时期的粮食流通与古代粮食安全

宋元时期,随着南方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和新品种的引进,粮食流通的范围和规模趋于扩大,集中表现在漕运事业的发达和粮食长途贩运量的激增。粮食流通为平衡区域粮食供需矛盾,保证粮食安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宋元时期粮食流通的基本体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古代粮食流通与粮食安全

粮食分布的区域性差异决定粮食流通的作用。早在战国秦汉时期,即萌发形成我国古代农业领域商品经济发展的第一次高潮。自宋元以后,粮食的市场流通有日趋加重之势。古代的粮食流通既遵循市场供求原则,又遵循指令性计划的原则。总体看,古代粮食流通在大部分时间里还是以国家的指令性计划为主,辅以市场调节,这样的流通体制有利于保证国家的急需,有利于保持社会稳定,有利于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但却大大降低了粮食流通在保障区域粮食安全方面的作用。同时,古代粮食流通的局限性与其社会制度的缺陷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