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题撰人词及相关问题考辨

探讨了《自怡悦斋书画录》《童婉争奇》《补续全蜀艺文志》《(万历)归化县志》《(康熙)清远县志》《赣县志》等数种文献,认为其中存在有误题词人或判别词人年代有误的情况,在选源时尤须注意词作所属。不同版本的对勘,精细化的文本细读,词人生平的相互参证等多种方法综合运用,细致分析,可以较好地考辨出这六种十一首词作撰人的真实归属及致误因由。

《清远县志》所收词作及改词现象考论

康熙元年刻、康熙十一年增刻本《(康熙)清远县志》所收词作九首,作者均题为明代清远县官员。其中,前五首与《文溪集》中的基本相同,据《清远县志》与《文溪集》的文献版本年代的比较、词作的内外文献互证及两者之间的文本差异,确定县志中的前五首词源于南宋李昴英的《文溪集》,后四首为明词。方志在编纂过程中为了满足方志编纂的体例、内容的要求,编纂者故意抄袭某些文本,对原作的小题、正文进行删改,以符合县志的选词标准。而后来的方志编纂者也未加考订,导致错误接连出现在四种《清远县志》之中。

仓颉形象的塑造、传播及考辨

早期文献对仓颉的记录,其目的不在于对传说的追述与记载,而在于说理。汉代时,仓颉形象出现了神异化与实化的双向呈现,这是仓颉传说逐渐丰富并被传播的内在动因。除此之外,仓颉形象、事迹在传播过程中还出现糅合、共存的现象。在上古传说的话语之上,孔颖达、罗泌等人对仓颉传说进行辨析,在论证的同时丰富了传说系统。这些均反映出传说人物信息的多元并存,以及古人对待此类信息时兼收融合的接受方式。

明初北征纪行诗与台阁诗风

明初永乐年间,朱棣五次北征蒙古,随行阁臣作有诗歌纪行。与北巡相比,扈从北征的阁臣乐游心态较为淡薄,思乡之情极为突出。北征事件增加了诗歌的现实质感和情感温度,也打破了单一的阁臣身份格局,激发出阁臣的民族立场和书生报国之志。面向个人、国家的诗歌表达,有与台阁诗风共通之处,但更多地表现出异质性,冲淡了台阁诗风的氛围。与此同时,从《北征录》到《北征诗集》,再到《北征诗集序》,层级分明的三个文本体现着盛世认同下策略性的意义提纯,从而使得《北征诗集》又回到了台阁诗论的操控之下。

金幼孜《北征录》版本问题辨析

金幼孜是永乐时期的阁臣,他在永乐八年、十二年扈从北征时所做的《北征录》《北征后录》,是深入了解北征事件的重要文献。然而在流传过程中,该著作与杨荣的《北征记》产生了混淆,还出现繁本与简本之别、两卷本与三卷本之别。因此需要对金幼孜《北征录》的刊刻和版本进行深入考察,以梳理其流传过程。

文人与德行:中国古代相关话题的生成与演变

魏晋六朝关于"文人类不护细行""文人多陷轻薄"的表述,具有道德与世用两个阐释维度。唐人未对曹丕、刘勰、颜之推等人遗留的话题大加发挥。与"文人类不护细行"相较,"文人相轻"吸引了宋人更多的注意力,其运用方式也更加多样化。从"文人类不护细行"到"文人无行",文人德行话题经历了判断愈发绝对化、传播愈发广泛的过程。明人将"文人无行"的阐释提升至儒家理道的高度,为话题注入新内涵,也激起了不少人的反驳,形成不可忽视的批评思潮。相对于事件和话语形式,古人的价值观念和理想身份结构才是文人德行话题盛行的内在动力。

族谱所见《蝴蝶梦》作者谢弘仪生平考略

明末绍兴籍戏曲家谢弘仪以其所著《蝴蝶梦》传奇在文学史、戏曲史上占据一席之地,至今仍有影响,然生平事迹尚不完备。本文以族谱为主,结合方志、文集等资料,得出谢弘仪完整的家世谱系,对其万历三十七年至天启三年间的生平经历进行补正,考定调任粤东、两次革职与起用、入仕清廷的具体情况,并对目前学界将谢国当作谢弘仪本名或又一名的错误及其致误原因进行梳理。

新时代背景下传统文化与高校通识教育的融合

高校是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阵地,人文通识课是传播传统文化的重要课程。在新时代的文化建设和人才培养过程中,高校教师要注重课堂内容的呈现,挖掘传统文化讲授的新亮点,寻找传统文化的趣味传授方式,打造从课堂到课外的立体课堂,传递传统文化的价值内涵,提升大学生的传统文化素养与文化自信。

明代靖难事件下龚诩的生存状态与文学书写

明代靖难之役后,建文旧臣分为抗争、归附、隐匿三类。这些隐匿旧臣,多隐姓埋名于山林乡野,留存诗文较少。其中,龚诩有诗文集存世,里面不乏悲苦和曲折深沉的表达,从中可知隐匿旧臣对靖难事件的态度与文学书写。

永乐阁臣黄淮的狱中创作与台阁诗风

永乐十二年闰九月,朱棣因太子遣使迎驾缓而罪及辅臣,导致黄淮、杨士奇等人下狱。黄淮在狱中创作了大量诗歌,反映出诏狱环境之恶劣、生活之艰苦,以及与狱内外亲友的交流。此外,诗中对朱棣及明王朝的赞颂,对自身的反省,以及悲惨境遇的自述,都是其恋阙心态下的主观呈现。黄淮在失去阁臣身份后,才大量地关注到自我。他狱中的颂圣受当时政治环境的影响,这一创作心态导向了台阁诗学与政治伦理问题,从而使得《省愆集》成为凸显文臣的伦理道德和儒教诗学品格的典型诗歌文本。